遗传性疯魔症

昨天下班回家，在必经的路旁，我看见有人支起了三角架，正搞测绘作业。这不是好兆头，恐怕这规整的道路又要遭遇开膛破肚的命运了，一股厌烦的感觉从心底涌了上来。

印象中，这个城市从来都是挖来翻去推倒又重建的，不管我们什么时候出门，也不管我们去向城市的哪个角落，总是躲不开“此处施工”的标记，道路拓宽、路面翻新、自来水管修复、排污设施改造、架设立交桥、修建地铁隧道，等等等等，各种名目五花八门。总之，就是要挖开地面，掘地N尺，翻出黄土，再填入钢筋、水泥之类的东西。要不就拆楼，把好端端的楼房拆它个七零八落，拆成断壁残垣，拆成一摊废墟，然后再建起一群更高的、更密集的钢筋水泥的什物。反正就这两个方向，不是往地下挖，就是往天上建，美其名曰：现代化城市建设。

于是我总怀疑有人患了疯魔症，一旦停止“挖”与“拆”的活动他们会发狂，没有重建他们就找不到生存的意义。当他们毁掉旧城，站在高楼的更高处俯视自己亲手建就的新城时，鳞次栉比的大厦、四通八达的马路时和川流不息的汽车会给他带来巨大的成就感。这成就感给予他们的愉悦是如此强烈，甚至远强于蔚蓝的天空、清新的空气和大自然中的鸟语花香。

疯魔病的症状是如此的强烈又持久，它驱使这些患者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拆拆拆建建建。它还传染，不管走到祖国的哪个城市，甚至每一处村镇，我们都能感觉到这类患者的存在。塔吊和脚手架是他们的乐器，重型机械的轰鸣声就是他们的乐曲。在全国上下，在城市、在乡村，这些病友们正在上演着气势磅礴的交响乐。

他们一次次把路给围挡起来，一次次把建筑推倒，我们一次次地相信新的城市会更加美好。但我们毕竟过于天真了，我所在的这个城市里，某些路段四年三修，终于逼得了那些满怀期待的商户关门大吉。不怕拆拆、修修、建建，怕的是一次又一次重复，那些疯魔症患者有所凭依，我们小老百姓却伤不起啊！

追溯下历史，我发现这病症似有历史的基因。

50年代，北京市市政建设开始规划时，大部分人主张拆掉城墙，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对此极力反对。1957年正式提出《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初步方案》前后，关于城墙曾有过多次讨论。但争速前进的历史和匆忙的决策，彻底淹没了梁先生的建议和童话般的憧憬。有一天，梁先生从城内开完会回到清华园，谈到了北京市负责人的话：“谁要是再反对拆城墙，是党内就开除他的党籍！”从此，反对的意见，美好的建议，都沉默了。于是，浩浩荡荡的“拆城大军”成立了，而梁思成也因此被当成右派开始批判了。

当然，关于北京古城墙的拆除，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有其革命的象征意义。我们也不会忘记，辛亥革命期间，苏州光复时，没有丝毫变动，仅用竹竿挑去抚衙大堂屋上的几片檐瓦，以示革命必须破坏之。

“革命必须破坏”，指的应该是旧的体制、旧的思想与势力，当它形而下到具体的建筑时，方向已经谬误。但破坏的传统却一路沿袭，即使到了当代中国。

今天的我们，正处在一个大拆大建的时代，为了建设全新的、现代化的城市，弄堂被拆掉了，四合院被拆掉了，老城被拆掉了。而当今的拆除只是为了重建，早非当年的革命征象，但声势之猛烈却有过之而无不及。

面对这全新的城市，我不知道多年后跟孩子讲述自己当年的经历时，如何描述那承载着我们快乐或者忧愁的地点和建筑。当我们想要凭吊历史时，也只能去找博物院和所谓的历史遗迹了。

不知道梁思成先生若看到当今城市的现状会作何感慨，不过估计他早已没有心情来做任何感慨了，因为他和林徽因女士当年在北京居住的四合院也正面临着被拆除的危险。

疯魔症遗传至今，竟然变异甚至愈发泛滥了。所以，当我看见路边架起的测绘仪时，我开始紧张，那些病患者毕竟是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