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论有主旨做事有依据

无论是说话、做事，都不能只从表象上去做文章，关键要把握其内在的神髓。要执守“道德”之根本，要把握语言要表达的真义，要把事情做到入情合理，也就是说“言论要有主旨，做事要有依据”，这才是合道的成功之道。老子在《道德经》的第七十章中阐述了这个道理，他是这样说的：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言有宗，事有君，夫唯无知，是以不我知。知我者希，则我者贵。是以圣人被褐而怀玉。”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我的话很容易理解，很容易施行。但是天下竟没有谁能理解，没有谁能实行。言论有主旨，行事有根据。正由于人们不理解这个道理，因此才不理解我。能理解我的人很少，那么能取法于我的人就更难得了。因此有道的圣人总是穿着粗布衣服，怀里揣着美玉。

老子说：“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其意思就是说我的言语很好理解，也很容易做。世人都被名利私欲所蒙蔽，所以很难理解我的言语，也没人能够去实际践行。

大道似乎离我们很远，但其实它就在身边；能虚心便可知性，由己心便可推而知人心，由人心便可推而知天心，知天心便可知“道”，便可认识世界的本质规律。大道至深至奥，却又简明易行。人因其被私欲和外界纷乱所扰，所以不能虚心见性，或者是见性而不觉。

老子又说：“言有宗，事有君。夫唯无知，是以不我知。”其意思是指我的言语都是有根源的，行动也都是有根据的。就是因为人们不懂我的言语和行动，所以也就不能理解我。老子哲学是生动朴素的辩证法。在老子哲学中，天道不具有人格和意志、意识，而只是一种自然的存在，是事物中的最普通的一种客观存在。而恰恰因为真理非常朴素，以致人们往往不相信它。

道为智者设，马为御者良，贤为圣者用，辩为智者通，书为晓者传，事为见者明。故其见不远者，不可与语大；其智不闳者，不可与论至。正因为人们不能从事物的浑沌现象中对其本质有所认识，所以对老子的道也就不能理解了。

有人说过，第一个说儿童象花朵的人是天才，第二个再说就是庸才，第三个再说就是蠢材。这里的关键是说简单地不假思索地模仿是没有意义的，哪怕说的是再好的内容也一样。除了语言上的模仿，还有行为上的模仿。老子在第三章上提出了“不尚贤”的思想，为什么不能“尚贤”？就是因为这样“民”要“争”。如果人人争着当“贤”人，当然没什么不好。关键是模仿“贤”的外表而忽视“贤”的内涵才是老子要坚决反对的。老子反对的不是“贤”，而是只求“贤”的表面，而不是去真正地做贤人之事，具贤人之德。因为脱离了“贤”的内涵而仅仅是模仿“贤”的外表，就象是瓶中的鲜花，美丽但不持久。而缺乏以道德为根本的、仅仅是外在表现“贤”的模仿行为，不过是“道之华而愚之始”，最终也必将走向道德的反面。修行道德，应该是得“意”而忘“言”的。“言”只是用来了解道德的工具，了解完了就不要再拘泥于“言”。道德的修行可以依靠文字语言传达的部分非常少，文字语言会随着时代变迁而发生变异，即使不变异，在脱离当时、当地、当机的背景下也会产生很多歧义。所以学习“言”要穷其根源，学习“事”要把握主体和本质。

最后老子得出了这样的一个结论：“知我者希，则我者贵。是以圣人被褐而怀玉！”其意思是说真正了解我的人很少，能够跟随我的就更少了。所以圣人外面穿的是粗衣，内心却怀着美玉。在这里老子是在告诉我们：真正认识吾言价值的人极少，按照我说的去行动的人也极希贵。所以圣人的外表是极寻常的，其实他们的大脑中装着极其宝贵的思想。

要想悟道，就必须放下世俗事务，静心修行，这必须从内心做起才行，下面的故事可以启示我们更好地理解“知我者希，则我者贵”的奥妙。

有一个久战沙场的将军，已厌倦战争，专诚到大慧宗臬禅师处要求出家，他向宗臬道：“禅师！我现在已看破红尘，请禅师慈悲收留我出家，让我做你的弟子吧！”

宗臬：“你有家庭，有太重的社会习气，你还不能出家，慢慢再说吧！”

将军：“禅师！我现在什么都放得下，妻子、儿女、家庭都不是问题，请您即刻为我剃度吧！”

宗臬：“慢慢再说吧！”

将军无法，有一天，起了一个大早，就到寺里礼佛，大慧宗臬禅师一见到他便说：“将军为什么那么早就来拜佛呢？”

将军学习用禅语诗偈说道：“为除心头火，起早礼师尊。”

禅师开玩笑地也用偈语回道：“起得那么早，不怕妻偷人？”

将军一听，非常生气，骂道：“你这老怪物，讲话太伤人！”

大慧宗臬禅师哈哈一笑道：“轻轻一拨扇，性火又燃烧，如此暴躁气，怎算放得下？”

放下！放下！不是口说放下就能真放下，“说时似悟，对境生迷”，心性也不是说改就能改的，所谓“江山易改，习性难除”。因此真正希望学道修德者，一定要善于像圣人一样披褐而怀玉。

“言论有主旨，行事有根据”用老子的话讲就是“言有宗，事有君”，这里的“宗”和“君”就是指的道德，无论说什么话，做什么事，只要能够恪守道德，就是走上了人生的康庄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