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学生玩牌说开去

课间，班主任拿了一副扑克牌进了办公室，说是班上几个基础较好的学生，课间在玩“跑得快”的游戏。我说学生玩得挺好，收来干吗？班主任不语，旁边的几个老师笑了，怎么能让学生在教室里玩牌呢？

午餐时，我又故意将此问题抛给就餐同仁，孩子在教室里玩牌到底是对还是错？唉，满桌都是不屑的目光，似乎是我教师时间做长了，成了他们之间的另类。同仁笑言，你的观念太前卫了，我们无法接受。我斗胆相搏，试问棋牌是否同属于体育项目，学生课间玩牌何错之有？体育老师慷慨陈辞：学生从小玩牌不好，学生在教室里玩牌更是离经叛道。唉，众口铄金，在众人调侃的目光里，我无言以对。

学生玩牌是对是错，这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一个小学生，如果连纸牌都不会玩，连纸牌都不让他玩，真的不知道学生的课间还能玩什么？

其实，现在的家长和教师，是不同意学生在教室里玩牌的。但他们自己的空闲时光里，又在干什么呢？听过这样一段师生对话：

“老师，星期天呆在家里老没意思的，爸妈又不让出去玩。”

“看书啊，不是很有意思吗？”

“老师，你喜欢看书吗？”

“嗯，从前喜欢看，现在没有我要看的书了，双休天有时也很无聊啊。”

“老师也无聊啊！但是你可以约几个人打打牌，轻松轻松啊！”

这段听来很平常的生活絮语，细思量，却不难找到当今“教育乱象”之根因。从学生看，为了学习而去学习，整天忙于应付，知识无法展示其新颖和奇特的效应，学习就难以成为促进学生个性发展的内部动力；教师为了工作而工作，教育就成了教师谋生的一个职业而不是一项事业，教师一个个成为学校的打工仔。这样，学生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沦为教师的“工具”或是一件件“产品”。既然是产品，按照“应试教育”以考分作为唯一的检验标准，学习障碍生就会被贴上“次品或废品”的标签。最可怕之处，教育结果的“物化”必然导致教育者的“功利化”和教育过程的“流水化”。

再来审视这一段平常的生活絮语，从学生应答就可察觉，“小来来”这种不良的社会风气，已经对学生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产生了深刻影响。这种耗费生命时间的游戏，在小学生眼里，生命不再是诗意的栖居，而是一种无奈的煎熬。试想，“小来来”如鸦片般在祖国大地蔓延，这是多么可怕的灾难啊！那些深陷其中的人们，此时将“一腔良知”控诉在赌博工具上，让“益智工具”成了赌博的“替罪羊”。学生怎么可以玩牌呢？潜台词就是：年轻一代，不可以沉湎于玩乐。将“益智工具”变成“博弈工具”，再将“博弈”变为成年人的“休闲”，真是将赌博的概念偷换到极致，以此让非法活动披上合法的外衣，充分暴露了人的劣根性。一句话，这是糊弄小孩子呢。

然而，这样煞费苦心的理由，能让学生真正心悦诚服吗？不会。其实，从牌的来源考察，楚汉相争时期，大将军韩信为了缓解士兵的思乡之愁，发明了纸牌游戏，起初称为“叶子戏”。后来，西方扑克牌传入中国，因其包含包藏着无尽的学问而被普通大众所喜爱。譬如，四种图案作为扑克牌的花色，有说是代表当时社会的四种主要行业，其中黑桃代表长矛，象征军人；梅花代表三叶花，象征农业；方块代表工匠使用的砖瓦；红桃代表红心，象征牧师；有说来源于欧洲古代占卜所用器物的图样，其中黑桃代表橄榄叶，象征和平；梅花为三叶草，意味着幸运；方块呈钻石形状，象征财富；而红桃为红心型，象征智慧和爱情。

还有的人认为，扑克牌是按历法设计的，54张牌解释起来非常奇妙：大王代表太阳、小王代表月亮，其余52张牌代表一年中的52个星期；红桃、方块、梅花、黑桃四种花色分别象征着春、夏、秋、冬四个季节；每种花色有13张牌，表示每个季节有13个星期。如果把J、Q、K当作11、12、13点，大王、小王为半点，一副扑克牌的总点数恰好是365点。而闰年把大、小王各算为1点，共366点。正是因为扑克牌的设计和发明与星相、占卜以及天文、历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才使得他作为一项益智工具在世界广泛流行。如此说来，学生玩牌恰是拿起了开启智力宝库的“金钥匙”，我们有何理由不让学生在闲暇时玩一玩？

邓小平曾说过：“我能打牌，说明我的脑子还好用；我能游泳，说明我的体力还够用。”玩牌高手，其智力水平肯定高人一筹。班级上玩牌的学生，他们的智力至少是正常的。玩牌时，学生动手的协调性（抓牌、插牌到洗牌），思考的逻辑性（什么样的组合才是对自己最有利的），人际的和谐性（加强人际交流，营造和谐氛围）等等都能同时得到锻炼。那么，课间让学生玩玩牌有何不可呢？

教育的重要方法在于引导。其实，智力领域的任何一项训练，甚至智力开发本身，应用到社会都具有“双刃”作用。如何对学生进行正面教育，加以积极引导才是我们的教育旨归。小学生尤其善于模仿。“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这就告诫我们的教师和家长在学生面前，言行要有所顾忌，时时想想在教育教学中，学生模仿了自己会有怎样的收获，会产生怎样的负面效应？如何来减少教育的负面效应？真正的教学相长，才能欣慰地勉励自己，我对学生实施的是素质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