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与郭沫若

－－唱和与驳难

双峰并峙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徐志摩与郭沫若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涌现出来的二颗最璀璨的诗星。以诗歌在文学史上的影响而论，也首推二人。一般论者都附和郭沫若新诗第一人的地位，而徐志摩则同样以许多传诵不衰的美丽诗句紧随其后。但徐志摩诗歌的传唱程度是超过郭沫若的，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愈来愈受到广大读者尤其是年轻人的喜欢。郭沫若融时代精神与风云于一炉，发而为诗的精魂，遂成雄奇豪放之杰作，在胡适推出其《尝试集》那样首开先河而诗艺上显得平庸苍白的诗歌后，以《女神》诗集在当时的新诗坛引起过振聋发聩的轰动效应，牢牢占据了新诗第一人的地位。正如沈从文所指出的：“郭沫若，在胡适之时代过后，以更豪放的声音，唱出力的英雄的调子，因此，郭沫若以非常速力，占领过国内青年的心上的空间。”这其中的“第一”地位，多少包含了郭沫若是最先用比较成熟手法写诗且有很大影响的诗人，但其侧重个性抒发，大胆骇人的直白方式却无疑也留下了许多艺术上的不足之处。而稍后出现的新月诗派（也称格律诗派），提倡“戴着镣铐跳舞”，追求诗歌内在的流畅的韵律就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新诗初现文坛时过于直白、散漫，不受韵律的节制而留下的种种弊端。徐志摩，正是天才地完成这一艺术追求中的杰出诗人。著名文学家苏雪林曾说：“1922年间，徐志摩自英伦返国，发表《康桥再会吧》、《哀曼殊菲儿》等篇，其雄奇的气势，奢侈的想象，曼妙的情调，华丽的词藻，既盖过了当时一般诗作，而且体裁又是崭新崭新的。既不像《尝试集》那种不脱旧诗词格调的巢穴，也不像《女神》之剽窃惠特曼余绪，弄得鲁莽决裂，不可响迩，这当然要引起大家的惊奇，而产生中国新诗今日才有真正诞生的感想。说‘徐志摩一手奠定新诗坛的基础’，这句话是一毫也不错的。”（摘自苏雪林《我所认识的诗人徐志摩》）说徐志摩一手奠定新诗坛的基础是否恰当，这里姑且不论，但却可以看出徐志摩的诗歌创作对当时的诗坛所产生的新的重要影响。徐志摩在诗艺上追求感情沉淀之后更为澄澈的表达，追求戴着镣铐的优雅舞姿，而不仅仅是如郭沫若在颤抖着双手心脏狂跳般的情形下写下诸如“我在我的脊髓上飞跑”，“我是全宇宙energy的总能量”等诗句。其后，徐志摩因飞机失事过早的逝世，使得他那正如璀璨朝霞般待愤薄而出的诗情，未能完全展示其巨大的辉煌就被黑暗吞噬，而使得他的整个文学创作显得美丽凄艳有余，而博大精深不足，这，是徐氏之不幸（虽然这并不是他本人造成的过失），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之不幸！但正是那些美丽隽永的诗句，因其自身流畅匀称的韵律与追求性灵的高贵吟唱而传诵不衰却也是事实。尤其是那句：

“轻轻的我走了，

正如我轻轻的来；

我轻轻的招手，

作别西天的云彩。”

既是最徐志摩式的诗句，也可以说是整个新诗运动中涌现的那种浪漫精神的最优美、最生动、最传神的写照！郭沫若曾以《女神》诗集在五四时期力登诗界高峰，以后因种种原因，虽仍欲发时代之新声，但力不能逮，遂成空想。到了文革时期，写了许多为后人所诟病的诗文，像是为权贵拍马抬轿之类，毫无艺术可言，论者多称之为“政治的留声机”，抑或说，那也是一种无奈，是许多文人在文革中的无奈。但那毕竟是郭沫若诗歌艺术上的枯萎之期，许多论者在评论新文学史上新诗第一人的地位时，仍然把这一桂冠授予给郭沫若，是基于他五四时的突出成就与承前启后第一人意义的肯定的。其实他们二人各有千秋，诗艺才华与影响在伯仲之间，如春兰秋菊，各擅胜场；夏云冬雪，皆成景观。但从诗歌艺术整体影响与综合成就而论，我认为徐志摩诗歌的审美价值、艺术效果、传诵程度是超越郭沫若的，这样评论是否恰当而有失偏颇，我不知道。如果说郭沫若的诗歌如悬空宏钟，奏响过时代精神的最强音，将时代风云尽收笔端，显一代之雄；那么徐志摩的诗歌则如空谷雅笛，，独抒性灵，尽情展露人性之微妙，将个性与才情发挥到极致，使读者神魂颠摇，叹为观止。他们以各自的超群之处同时站在了五四诗坛的巅峰，犹如双峰并峙。只是在离开那个特定的年代之后，在时空延伸的悠远空间里，徐氏的诗歌品味更能为广大读者所接受，更能恰当地传递那种审美的情趣－－这样的体验，总有人－－如果真正阅读过并理解新诗的人，大都会认同的吧？

抛开二人在诗歌史上的影响与彼此的高低比较不论，让我们揭开新文学历史的面纱，一同去追寻二人的萍踪侠影与交会时的情形吧。

唱和

1922年下半年间，在海外五度春秋的徐志摩回国了。通过旧日同学郁达夫，他认识了创造社的几位元老。但即使没有郁达夫，以他当时对文学的热情与他一贯待人的热络劲，也会很容易使他和执著追求文学艺术的郭沫若、成仿吾等惺惺相惜的。1923年3月21日，徐志摩给成仿吾写了一封信，其中写了这样一段话：

“贵社诸贤向往已久，在海外每厌新著浅陋，及见沫若诗，始惊华族潜灵，斐然竟露。今识君等，益喜同志有人，敢不竭驽薄相随，共辟新土。”

信中，徐志摩不但表达了自己与创造社诸君相识的欣悦，也表露了他对郭沫若这样一位与自己浪漫气质相似的诗人的欣赏，而想与之“共辟新土”，情辞恳切中，同志意味，跃然纸上。－－这也是徐志摩在文坛上一贯的亲热的态度。

在稍后的给成仿吾的一封信中，他依然写了如下的语句：“沫若先生已归，至喜。不知有来京意否。”字里行间跳跃着欲与之结交的拳拳之情。

而创造社对于徐志摩这位才子也是惺惺相惜的。但过了不久，1923年5月6日，徐志摩在胡适主办的《努力》周刊上发表了《杂记·坏诗，假诗，形式诗》一文，批评了郭沫若的诗句“泪浪滔滔”，却使他们之间的友谊骤起风波，以致怨隙难消，终成陌路了。

驳难

“泪浪滔滔”一语出自郭沫若1921年10月5日创作的《重过旧居》一诗。诗中是这样写的：

“我和你别离了百日有其，

又来在你的门前来往；

我禁不着我的泪浪滔滔，

我禁不着我的情涛激涨。”

徐志摩批评这诗的文字是：

“我记得有一首新诗，题目好像是重访他数月前的故居，那位诗人摩按他从前的卧榻书房，看看窗外的云光水色，不觉大大的动了感伤，他就禁不住

‘……泪浪滔滔’

固然做诗的人，多少不免感情作用，诗人的眼泪比女人的眼泪更不值钱些，但每次流泪至少总得有个相当的缘由。踹死了一个蚂蚁，也不失为一个伤心地理由。现在我们这位诗人回到他三月前的故寓，这三月内也并不曾经过重大变迁，他就使感情强烈，就使眼泪‘富余’，也何至于像海浪一样的滔滔而来！

我们固然不能断定他当时究竟出了眼泪没有，但我们敢说他即使流泪也不至于成浪而且滔滔－－除非他的泪腺的组织是特异的。总之形容失实便是一种作伪，形容哭泪的字类尽有，比之泉涌比之雨骤，都还在清理之中，但谁还能想象个泪浪滔滔呢？”

这篇文章不久就被创造社里一位名叫洪为法的人看到了，他在5月13日写信给郭沫若“揭发”这件事。信上，洪为法发表了他的看法：

“……弟觉得徐氏的话，只是取笑的。诗中失实的句子，所在皆有。……若按照徐氏理论说，泪有何可比于泉涌，比于雨骤？比之泉涌，泪怕也没有泉水那样多吧？这不也是要被徐氏骂做泪腺的组织特异吗？我说，倘照徐氏这样论调，尽不必谈诗写诗。诗神还可跑到他心中吗？且在修辞上说，所谓hyperbole，便是论这一类铺张扬厉，言过其实的词意。难道徐氏没听说过吗？……况且哥诗只言‘泪浪’，并不言眼泪‘像海浪一样的滔滔而来’，……像这种深文罗织，到底是谁作伪呢？他又说人比太阳都比做血，太肉麻。这种苛刻的论调，也只有留着自己对自己谈谈。比血只要比得好，谁能禁他不用呢？唉！中国的批评界，便是这样！我不禁一哭。”

郭沫若接到这封信时生不生气，是何情景，现已无从考查。不过，他立即写信告诉了成仿吾，看来还把洪为法的信也附了进去。成仿吾在盛怒之下，给徐志摩写了一封近似绝交的信，信的全文如下：

“志摩兄：

前几天沫若接到了一位朋友的信，说你在《努力》上骂他，我最初很不相信，及买来一看，才知道真有这样的奇事。你前回嘱我向沫若致意，我正想回复你，说我们既然志同道合，以后当互相砥砺，永远为友，你最近的信，还问他能不能来北京。你一方面虚与我们周旋，暗暗里却向我们射冷箭，志摩兄！我不想人之虚伪，一至于此！我由你的文章，知道你的用意，全在攻击沫若的那句诗，全在污辱沫若的人格。我想你要攻击他人，你要拿有十分的证据，你不得凭自己的浅见说他人的诗是假诗，更不得以一句诗来说人是假人。而且，你把诗的内容都记得那般清楚（比我还清楚），偏把作者的姓名故意不写出，你自己才是假人。而且你既攻击我们是假人，却还能称赞我们到那般田地，要你才配当‘假人’的称号。我所最恨的是假人，我对于假人从来不客气，所以我这回也不客气地把你的虚伪在这里暴露了，使天下后世人知道谁是虚伪，谁是假人。我在这里诚恳地劝你以后少做些虚伪。成功不是那么重要的事情。别来一无长进，只是越穷越硬，差堪告慰。

成仿吾

五月三十一日”

不止如此，六月三日，成仿吾把他的这封信，洪为法给郭沫若的信，还有徐志摩给他私人的两封信，放在一起，题名为《通信四则》，在《创造周刊》第四号上发表，公诸世人。

经此一来，素以豁达热情著称的徐志摩，这回也沉不住气了。他写了一封《天下本无事》的长信来回答成成仿吾。信中阐述了他写这封信的动机是当时他也“感觉到至少的不安”，因为成仿吾不曾经得他允许就将他给对方的私人的信随手发表了，他的目的，一是主张仇隙宜解不宜结，一是认为彼此应该平心静气，都还是可取的。信中还阐述了他基于此次事件的三点看法，值得注意。

一是对于郭沫若其人其诗的看法。

徐志摩说：“我恭维沫若的话，是我说的。我批评‘泪浪滔滔’这一类诗的疏忽，是我说的。……但我恭维沫若的人，并不是防止我批评沫若的诗；我只当沫若和旁人一样，是人，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我说‘泪浪滔滔’这类句法不是可做榜样的，并不妨害我承认沫诺在新文学里是最有建树的一个人。我在创造上偶然发表文字，我并不感到对于创造的作品有Taboo（忌讳）甚至无条件的崇拜的义务，犹之我在小说月报上投稿，并无取消我与创造社诸君结识的权利。”徐志摩还说，如果郭沫若也下了主观的断语，怀疑他有意挑拨，他只有深深的道歉。还有由假诗牵涉到假人，更是令他失笑的大搭题。他绝对的不曾那样的存心。

二是对于文学批评的看法。

徐志摩认为，批评的标准，只是所批评的作品的本身。说雪莱的《世界恶魔》幼稚，并不连带说《解放的普罗米修斯》或《沈西》是幼稚。说宛次宛士大部分的诗是绝对的无聊，并不妨害宛次宛士是我们最大诗人之一的评价。他反问成仿吾：“仿吾兄，你自己也是位评衡家，而且我觉得你是比较的见过文艺界的世面来的，我就不懂你的如何会做出那样离奇的搭题——怎么我评了一首诗字句之不妥你就下相差不可衡量的时空的断语，说我全在‘污辱沫若的人格’，真是旧戏台上所谓‘这是从哪里说起呀！’”从这样的标准出发，徐志摩还谈了他对批评的目的，功用及批评者应有的态度的看法。他说，我们的对象，只是艺术，我们若然决心为艺术牺牲，哪里还有心意与功夫来从事无谓的纠缠，纵容嫉忌鄙陋倔强等等应受铲灭的根性，盲于损人不利已的勾当，耗费可贵的脑力与文才，学着老妈子与洋车夫的谰骂。徐志摩坚持认为，批评只是同情！平衡只是发现。发现就是创造之一式，是无上的快乐。批评是赞美的艺术，是扩大同情心的创造，不是发泄一已的意见。但徐志摩的这些正确的意见，在那时是不被理解的。

三是对于文学会社的看法。

徐志摩说他听说过政治上，教育上有党派的分别与不同，现在，就连同声高呼光明自由的新文学界里，也有什么会什么社，比如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的畛畦了。说到这种畛畦，徐志摩把他叫做是一种可悲的，不幸的现象。他大声的否认可耻的卑琐的党派会有机会侵入高尚纯粹的艺术家心灵里，而自己的作品之投赠，只问其所投之出版物宗旨之纯否与真否，而不计较其为此会之机关或彼社之代表。他说他当时只觉得双方都是诚心为新文艺的个人，你就一斧劈开他的脑子，你也寻不出些会彼社的印象来！徐志摩还颇有见地地劝告双方说，真的，随你什么社什么会也分不开彼此共同表现的现代精神。对抗这新精神的真仇敌多着哩，我们何苦不协力来防御我们辛苦得来的新领土，何苦不协力来抵抗与扫平隐伏在我们周围的疑忌与侵凌！精神的兄弟是分不了家的！他希望借这个机会凭自己有限的爱艺术与爱友谊的热心，感动所有未能解除意气或竟沾染党同伐异的陋习却一样的有大的热心来建造新文化的各位，些后彼此严自审检，有过共谅共忍，有功共标共赏，消除成见的暴戾与专愎，在真文艺精神的温热里互感彼此心灵之密切。那岂不是一件痛快的大事？

徐志摩的这些意见，创造社同人那时都很反感。但就事论事，徐志摩自称是无意引发的这场争论中的批评是否过于吹毛求疵，还是郭沫若他们器量小把这种批评本身引导至人身攻击上而导致了更大的误会与矛盾呢？平心而论，文学创作中确有一些夸张的手法，但也要讲究比喻的适度与读者所感受的美感。郭沫若的那句“泪浪滔滔”看来也是夸张过实，有些失实了。在纯文艺批评的天秤上，一种批评意见本身不应受到非难和攻击。——这里无意为徐氏翻案，但郭沫若，洪为法与成仿吾一气把徐志摩批评郭沫若的诗句“泪浪滔滔”理解作骂郭沫若，“深文罗织”，“全在污辱郭沫若的人格”，看来也是过于意气用事了。

渐行渐远

徐志摩以宽容大度，真心为艺术的态度主动写了一封“求和”的公开信《天下本无事》来答复成仿吾，而成仿吾、郭沫若和创造社其他人在徐志摩发表公开信后也都沉默了，似乎默认了这种“求和”，无形中熄灭了他们之间已经燃起的文字战火。但这种表面上的平静并不意味着他们已经消除了对徐志摩的成见与怨怒。

1923年秋，徐志摩在赴海宁观潮之后北返途经上海时，为了弥补上次因争论而引起的不和与不快，特意与随行的好友胡适和朱经农一起去拜访当时居住在民厚里的郭沫若。徐志摩日记中有此记：

“与适之经农，步行去民厚里一二一号访沫若，久觅始得其居。沫若自应门，手抱襁褓儿，……状殊憔悴，然广额宽颐，怡和可识。入门时有客在，中有田汉，亦手抱小儿，转顾间已出门引去，仅记其面狭长。……坐定寒暄已，仿吾亦下楼，殊不话谈，适之虽时勉寻话端以济枯窘，而主客间似有冰结，移时不涣。沫若时含笑睇视，不识何意。……五时半辞出，适之亦甚讶此会之窘，……然以四手而维持一日刊，一月刊，一季刊，其情况必不甚愉适。且其生计亦不裕，或竟窘，无怪其以狂叛自居。”

从中可以看出在他们会晤之时，成仿吾曾从楼上走下来，但看见了徐志摩他们一行却显得很冷淡。当然，郭沫若的“时含笑睇视，不识何意”中，难保没有一种因自己的生活困窘之状，无意中被徐志摩他们一行撞见后的措手不及的尴尬和羞辱感在内，而徐志摩他们一行也想不到当时文名颇盛的郭沫若生活如此不济，骤见之下也不免意外，惟“时勉寻话端以济枯窘”，这也是他们此次会晤彼此“殊不话谈”的原因之一吧。但“主客间似有冰结，移时不涣”的情形中，也难保没有因上次的争论在郭沫若和成仿吾的心里所引起的不快的阴影在内，徐志摩虽然意识到这种相会之“窘”与主客之间的“冰结”，却天真的揣测原因可能是因“其生计亦不裕，或竟窘”，其宅心仁厚，不为己甚由此可见一斑。也可以说，徐志摩的寻求彼此之间“破镜重圆”的努力，并没有得到成仿吾与郭沫若那方面相应的回应。难怪著名作家郑振铎后来在谈到徐志摩时曾说：“他宽容一切，他包纳一切，他无有机心……人家误会他，他并不生气，人家责骂他，他也能宽容他们。诗人、小说家都是度量狭小得令人可怕的，志摩却超出于一切的常例之外，他的度量的渊源，颇令人难测其深处。”

一天后郭沫若回访徐志摩，徐志摩日记中又有此记：“方才沫若领了他的大儿子来看我，今天谈得自然多了。”隔了一天后郭沫若又请徐志摩与胡适一起吃饭，徐志摩日记中这样写道：“饮者皆醉，适之说诚恳话，沫若遂抱而吻之。”来而不往非礼也，徐志摩与胡适又在隔了一天后再回请郭沫若吃饭，席间“大谈神话”。这样频繁的互访聚餐，表面上看似乎已完全融洽无间，和好如初，不过好像有点不正常－－莫非心底的疙瘩依然存在，而借狂饮酒和“拥而吻之”等表面亲热举动以作掩盖？胡适晚年的一段回忆印证了笔者的揣想：“郭沫若这个人反复善变，我是一向不佩服的。大概在十八九年之间，我从北平回到上海，徐志摩请我吃饭，还请郭沫若作陪。吃饭的中间，徐志摩说：‘沫若，你的那篇文章（是谈古代思想问题，题目忘了），胡先生很赏识。’郭沫若听到我赏识他的一篇文章，他跑到上座来，抱住我，在我脸上吻了一下。我恭维了他一句，他就跳起来了。”－－说的正是徐志摩日记中所记的情形，不过胡适时隔多年的回忆中关于是谁请吃饭与徐志摩日记中所记有出入，应为记忆有误所致（也有可能是当时没说清楚）。其实徐志摩此时内心里对郭沫若的诗歌创作依然不以为然，这从他当时的一句日记可看出来：“适之翻示沫若新作小诗，陈义体格词采皆见竭蹶，岂《女神》之遂永逝？”徐志摩在这里说郭沫若在写出《女神》诗集之后，已呈江郎才尽之势，也是一种间接的批评。郭沫若后来在一篇纪念闻一多的文章里，也曾说闻一多的成就远超徐志摩。众所周知，新月派的代表诗人是徐志摩与闻一多，但其影响力在诗坛大于闻一多已是文学史上不争的事实，郭氏有此言论，不知是出于他自己的看法和观念，还是暗含着贬低徐志摩的潜在因素在内？

1925年9月，徐志摩接任《晨报副刊》主编后，特意邀请了一大批社会文化名流为撰稿人，其中有郭沫若的名字。但这批名单中后来也只有郭沫若一人没有回应。由此也可以看出，徐志摩与郭沫若，这两位当代数一数二的大诗人之间的友谊，在经历了那样一次偶然的争论与裂隙之后，虽然经过彼此表面上努力的撮合与弥补，但终因为种种原因，也许是彼此的政见、习性、所受教育与所处坏境的不同，而不能“破镜重圆”，终于渐行渐远了。－－历史在这里留下了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