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眼看阿斗
文章引述历代史家评论,证明刘禅并非昏君。又从刘禅在位治国时间之长,从他对待诸葛亮,对待国事的方法和策略等方面,证明刘禅确实不是昏君。作者的观点和论述是有说服力的。
公元263年,刘禅降魏,蜀国灭亡。虽然有诸葛亮等贤臣良将人辅佐,也不能振兴蜀国,最后还主动投降魏国,还乐不思蜀。终是扶不起的刘阿斗背上软弱无能之名遗留千年
然而纵看三国历史,自中平元年(公元184年)黄巾起义的爆发至公元280年降孙皓三分归一统。在这短暂的96年历史时期里,后主刘禅自公元223年始称帝,执政时间长达41年,如若是昏君岂能在三国各君主里统治时间是最久的?如若归集到有诸葛亮的辅佐恐怕是以偏概全了的,毕竟公元234年诸葛亮病逝五丈原后,蜀汉政权还维持了29年。自秦始皇建立秦朝至公元1912年清王朝的灭亡,在这封建王朝的历史中机会难有执政时间如此之长的末代皇帝的。如若是昏君,岂能执政如此之久?反而,后主刘禅确是个有着独特的政治智慧的一代君主。
诸葛亮在《与杜微书》中评价刘禅说:“朝廷年方十八,天资仁敏,爱德下士。”《三国志》作者陈寿评价刘禅时说:“后主任贤相则为循理之君。”《晋书•李密传》载:李密认为刘禅作为国君,可与春秋首霸齐桓公相比,齐桓公得管仲而成霸业,刘禅得诸葛亮而与强魏抗衡。如果说刘禅智力有问题,恐怕外人以及后人不可能对他有这么高的评价的吧?
再看刘备白帝托孤时,巧妙的说辞已然使得诸葛亮无南面称帝之心,但又对刘禅兄弟交代是“汝与丞相从事,事之如父”而。刘禅果真“以父事之”,诸葛亮大权独揽,名为佐政实则摄政——“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刘禅登基之时年访十七,深知自己势单力薄无可用之人,而诸葛亮才能出众且治国才能远胜于己,于是他在诸葛亮生前一直非常低调,而明智的选择了“政由诸葛氏,祭由寡人”的分工。诸葛亮急于北伐,刘禅此时非常清楚的认识魏蜀的实力根本不在一个水平线上,也不好直接反对,只能规劝诸葛亮说:“相父南征,远涉艰难;方始回都,坐未安席;今又欲北征,恐劳神思。”尽管诸葛亮执意北伐,没有听从刘禅的劝告,刘禅还是全力支持诸葛亮的北伐。诸葛亮死后,刘禅立刻停止了空耗国力、劳民伤财的北伐。司马懿率大军征伐辽东公孙渊之时,刘禅唯恐蒋琬犯诸葛亮老毛病,专门下诏告诫蒋琬不要轻举妄行,“须吴举动,东西掎角,以乘其衅”。刘禅这种低调的态度,并非懦弱无能的表现,而是使得君臣之间不生内讧,确保了蜀国的稳定。从南朝史学家裴松之评价刘禅“后主之贤,于是乎不可及”亦能证明的吧?
再看魏延叛乱被杀,刘禅对于魏延没有一概否定,而是下旨:“既已名正其罪,仍念前功,赐棺椁葬之。”魏延作为其父亲最信任的将领之一,信任程度犹胜于马超,怎么会忽然叛乱?说白了,魏延不过是刚愎自用、人际关系不好,诸葛亮逝世后,诸葛亮利益集团没人制服得了,所以被杀。刘禅以“既已名正其罪,仍念前功,赐棺椁葬之”来证明其志,这也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他的智慧。毕竟阵前叛乱,可不是能以仁德和“念前功”就可以“赐棺椁葬之”的。
诸葛亮在世之时,事无具细件件操心,鉴于此点怕以后丞相权力太重,于是在诸葛亮死后废除了丞相制度。以费祎为尚书令和大将军,以蒋琬为大司马,两人的权力相互交叉,相互牵制,但又各有侧重,军政及内政大权不再同一人一把抓。这种新的政治格局安排,意味着刘禅决不允许再次出现大权旁落的尴尬局面。蒋琬死后,刘禅更进一步“自摄国事”——人事任免、出兵征讨……几乎所有的大事,都要刘禅同意。刘禅总统一切,直接掌管蜀汉政权达19年之久。这一系列举措,能是一位智商低能的人想得出和做得到的吗?也未必是昏君所能做的好、维持政局这么久的罢?
公元263年,蜀汉政权面临魏军袭击,而此时蜀国仍有约十四万的军队,但刘禅选择了不战而降。与其束手待毙不如放手一搏,或许蜀汉政权还有转机,但此时的蜀国军民比例已是一比二的比例,且魏军入蜀时蜀人面皆菜色!连年的征战,已使得蜀国国力大衰,难以和魏国持久交战,何况连年的战争使得人民太渴望稳定的生活!与其做困兽之斗不如早日降魏,换来国中百姓的安居。后主刘禅放弃了自身的荣辱,却换来国民的安居乐业,岂是无道昏君能所为的?作为亡国之君却论答出“此间乐,不思蜀”,确是非一般人所能理解。那么请看吴后主孙皓降晋之后,只应不忘故土,换来的却是被赐毒酒的下场;再看靖康之耻中宋朝二帝,却落的是如何下场?刘禅的此举装憨卖傻没有良心的问答,却是明智之举,也使其得以善终。
对于刘禅不战而降,王隐在《蜀记》中讲:刘禅之所以宁背骂名而不作辩解,乃“全国为上之策”。只不过胜者王侯败者寇是长期以来衡量一个人是不是无能的标准、自古以来同情弱者的性情使得后主刘禅背负了千古骂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