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革命”的前世今生

好多人都认为“革命”这个词是从日本进口的，读了《周易》才知道，“革命”其实是我们的土特产。

两千多年前，孔子修编《周易》，在《周易•革卦•彖传》中说：“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那时的日本还不是现在的“鬼子”，他们连文字都还没有，做中国的孙子都不够格，怎么可能搞出“革命”这样高级的东西呢？因此，老白认为，孔子就是“革命”的缔造者，《周易》则是“革命”的诞生地。

被孔子定性为“革命者”的“汤武”，是两个人。汤，是商汤；武，就是周武王。他们是中国古代的两个著名的“造反派”，也是中国最早的“革命家”。

商汤和周武王前后相隔500多年，但他们都用同样的方法，做了同样的事，就是革命，即用暴力推翻暴君的统治，夺取统治权（商汤推翻了夏桀，周武王推翻了商纣）。孔子把他们的行为定性为“革命”，可见孔子也是赞成革命的。因此，后来的朱元璋也自称是“革命者”。两千多年后，我们把孔子和儒家思想当成封建专制统治的维护者，大加批判，这确实有点冤枉他老人家了。

孔子及早期儒家只维护为民爱民的好君王，对腐败残暴的君主，他们是主张坚决采取“革命”行动的。但，孔子只提倡夺权，不赞成夺命。至于后来的“革命者”不仅要夺权还要夺命，这绝不是孔子教的。

那么，创造了“革命”的孔子以及他的儒家思想，是怎样从革命派变成反革命的呢？一般说来，应该是开始于汉武帝的“独尊儒术”，完成于宋代朱熹等人对儒学的改造。可以说，在后世儒学家和封建帝王的共同努力下，由孔子孟子创立的本来富有革命性的早期儒家思想，就由革命的拥护者蜕变成了封建专制的维护者。

从此，“革命”就由原来的理直气壮变得暧昧起来。早期儒家的正义性到了后代儒家那里，已经所剩无几了。“革命”从推翻无道暴君的正义行动，变成了大逆不道的抢皇帝当。从“汤武”之后的数千年里，中国所有的改朝换代，无一不是“革命”的结果。但起来造反的人，谁也不好意思说自己是在“革命”。为什么呢？你说是“革命”，不就是明目张胆的宣布自己要抢皇帝当吗？

千百年来，后儒们对“革命”的理解和这些“革命者”的虚伪，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革命”的形象。那么，“革命”为什么被说成是“日本货”呢？这要从孙中山革命说起。

孙中山开始革命的时候，也不说自己是革命，只说是造反。因为他已接受了西方的民主共和思想，他不想当专制的皇帝，只想建立民主的政府。所以，他不认为自己是在“革命”。据《革命逸史》记载，直到1895年，孙中山到日本神户，看到当天的日本报纸上的报道说：“支那革命党首领孙逸仙抵日”。孙中山觉得日本的“革命”这个词很好，和中国的“革命”有很大区别。就对陈少白说：“我们以后就叫革命党吧。”因此才让许多人误以为“革命”是由日本传到中国的。

“革命”一词虽然是日本从中国学去的，但日本人聪明，他们对“革命”的原始意义进行了改造，淡化了其中的抢皇帝当的终极目的，突出了社会变革的内涵，使得“革命”在日本成了“变革”的意思。孙中山此时接受的“革命”，也不完全是中国传统意义上的“革命”了。孙中山他们的“革命”，虽然是用暴力进行社会变革、推翻满清政权，但他绝不是为了当皇帝，也不是为了要皇帝的性命。他要建立的是“共和”政权，而不是专制统治。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孙中山先生在推翻了满清政府之后，仍经常提醒“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用意了。

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当然不是古代的“革命”，我们的目标就是用暴力推翻一个旧世界，建立一个新世界。不是为了当皇帝，更不是为了要皇帝的命。我们对末代皇帝溥仪的改造，就是证明。

可是，到了“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革命”就又显得你死我活起来。红卫兵们天天在实践着“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暴力的行动。”这样一来，本来文质彬彬的“文化”，革起命来就充满了暴力和血腥。结果是我们不仅砸烂了许多旧的文化遗存、烧毁了许多属于“封资修”书籍，还革掉了许多革命家、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的性命。就连死了几千年的孔子，也被拉出来，让“革命”群众口诛笔伐、拳打脚踢一番。

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使“革命”一词变得恐怖起来。‘文革’结束后，我们党实行了伟大的改革开放。从真正意义上说，改革开放就是中国共产党人进行的又一场伟大的革命。但我们为什么不把它叫做革命，而说成是改革呢？这是不是与“文化大命革”让“革命”变得狰狞，使人闻之色变有一定关系呢？这恐怕不是一般人能够说得清楚的。

但著名哲学家李泽厚和著名作家刘再复认为是这样的。1995年，他们将谈话整理成《告别革命》一书。在书中，李泽厚说：“阶级斗争和革命，在某些时候某些情况也的确是重要甚至是主要的历史合理演员，但其地位和作用被夸大了。在日常社会生活和长期的历史进程中，阶级合作和协调是更为显著的方面。”刘再复则说：“世界上有三种哲学：一种是斗争哲学，你死我活；另一种是和谐哲学，你活我也活；第三种是死亡哲学，你死我也死。‘告别革命’的意思，是告别斗争哲学和死亡哲学，我们选择和谐哲学。”该书在香港一出版，就引起广泛的争论。特别是一些具有浓厚“革命”情结的人对该书进行了的猛烈批判。

其实，“汤武革命”是一种革命，“禹承平而革命”也是一种革命，而“天地革命”和日本的“革命”仍然是一种革命。我们有什么理由认定只有暴力才是革命呢？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人民民主政权的中国，共产党代表的是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使社会各阶层协调和睦，绝不是再带领工人农民去和“地主”“资本家”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这不仅是中国的现实，也是世界的潮流，更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

“革命”一词产生了几千年，革命也进行了几千年，而且还要继续革命下去。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类文明程度的提升，革命中的暴力情结将会随之不断消失，最终有一天会和人类文明彻底告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