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文的流变与媒体
文章通过大量的材料,有力地显示了中国文学长河中,杂文的悠久历史和演变过程,作者的论述,对我们认识和研究杂文是有帮助的。
也说杂文单列一类
看了吴墨君回作者有关“杂文”的回函,早就想说几句话。其实,吴君所谓“网站的‘杂文栏目’把小说诗歌散文以外的文章全放到‘杂文’里来,成了名副其实的‘杂文’,不得不为之。各家网站基本如此……”这不仅是实情,这样的划分也大致不错。我说的“大致”不错,是因为杂文原属“议论性散文”一类,而散文与其诗歌、小说、戏剧才是并列的文体。
那么各网站为什么要把杂文从散文大类里分列出来单列一项呢?这就和杂文的历史流变和现今的重要功用分不开了。
现代杂文大家鲁迅,在大陆有无人撼动的奠基地位,所为者何?原因大家都心中明白,我在这里就不用多说了。这里要说的是鲁迅对杂文流变的见解。鲁迅在《且介亭杂文》序言中说过:“其实杂文也不是现在的新货色,是古已有之的。”鲁迅所说的“古已有之”是确有根据的。中国不但早已有了杂文,而且有过专门研究杂文的论著。南朝中期梁国文学理论批评家刘勰《文心雕龙》就曾专辟一章(《杂文第二十四》),谈论杂文。他说杂文是“议论而兼叙述者,谓之杂说。”古人很早就把这种夹叙夹议的文体,称之为杂说。刘勰一方面总结前人的杂文创作情况,并总括其名为“杂文”,另一方面又历述秦汉以来杂文有三类,以泉玉的《答楚王问》、枚乘的《七发》、扬雄的《连珠》等为最早的代表作。但事实上早在先秦散文兴起之时,杂文也已随之出现。战国以来,诸子百家的著作中,这类杂说就已存在了。先秦诸子百家的文章,实际上就是杂文。如《战国策》中的《邹忌讽齐王纳谏》、荀子《劝学篇》、韩非《说难》以及庄子、墨子的一些著作,都可以说是最早的杂文。秦汉以来,如李斯《谏逐客书》、贾谊《陈政事疏》、《论积贮疏》、晁错《论贵粟疏》等等。例如《孟子·公孙丑下》一文,论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文章只有短短一百多字,却以比喻比较的手法,阐述了“天时、地利、人和”的关系,并指出“人和”才是取得胜利的关键所在。而“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等论述语句经两千多年的流变,成了成语,成了民族精神财富和道德基准的典范。
后来,杂文又有新的发展。唐宋八大家的散文,例如韩愈的《师说》《谏迎佛骨疏》,《杂说》、柳宗元的《桐叶封弟辨》、《捕蛇者说》、晚唐皮日休、陆龟蒙、罗隐等的杂文,宋代苏轼的《刑赏忠厚之至论》、《进策》,明代刘基的《卖柑者言》等,都是有名的代表作品。文中指陈利害,辩析得失,议论成败……都是杂文的典范。例如柳宗元脍至人口的《捕蛇者说》中揭露了被当时官吏残酷剥削的蒋氏三代的痛苦生活,因捕毒蛇可以抵偿租税,甘愿冒险而不愿改业。文章反映了中唐以后农村的凋敝荒凉景象和恶吏催租的狰狞凶恶,揭露了当时赋税对百姓的摧残,它是孔子“苛政猛于虎”的又一个版本!
现代杂文大家聂绀弩在《聂绀弩杂文集》的序中说:“我国有悠久深厚的杂文传统,有各种各样的杂文,以前的不谈。庄周的《齐物论》、《秋水》、《胠箧》,韩非的《说难》、《孤愤》,屈原的《离骚》,宋玉的《对楚王问》、《登徒子好色赋》,汉人的《子虚》、《乌有》、《大人》诸赋,《论衡》,《僮约》,晋宋的《绝交书》、《酒德颂》以及《五柳先生传》、《桃花源记》,唐人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原道》、《原毁》、《进学解》、《黔之驴》、《阿房宫赋》、《弔古战场文》,宋人的《秋声赋》、《赤壁赋》……这样数下去,无穷无尽,摊开历史文集,其中的名文,往往就是杂文。
原来在这里,聂绀弩先生把历代一些著名的诗歌和辞赋都归入杂文一类了。为什么呢?我以为先生把那些言之有物,诗赋载道的体裁,不管是诸子散文、历史著作,还是诗词歌赋都归并到杂文一类来了。而那些写春花秋月、儿女情长、个人感怀的东西,都应列入抒情散文一类,他便没有列入杂文类别。细细想来,聂先生他这样分类是抓住了杂文最为核心的特点来选择的,即鲜明的时代性、战斗性和形象性。这虽是聂先生一家之言,但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杂文不仅源流最早,而且它的地位最初也很高。诚如《汉书》作者,东汉大历史学家班固所说:“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比其所长也。”意思就是说,杂文是朝庭的谏官言官们在朝堂上为国家制定的大政方针,互相辩驳诘难,指陈利害得失所用的体裁。在皇帝治理国家的政略经略军略中,言官们为使皇帝采纳他们的见解,要学习儒家、墨家的理论,并结合名家法家的观点来阐述自已的主张。这样才更具有说服力,这样,谏官言官学贯古今,通览百家,这样就成了杂家,杂文就成了他们服务朝庭的必不不少的文体。可见,杂文对于当时社会的作用之大。
说实话,杂文,特别是“五四运动”以后的新式杂文,它完全是在报纸、杂志诞生以后才获得极大发展的。可以说,没有现代传媒,就没有现代杂文。二、三十年代的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瞿秋白、梁实秋、陈西莹、杨村人、胡风……五、六十年代的邓拓、吴晗、廖沫沙、徐懋庸、唐弢、聂绀弩、夏衍、巴人、张黎群……这些杂文大家无一不是借助报刊杂志来发表他们的议论,阐明他们的观点的。进入21世纪,随着网络、手机等新媒体的出现,伴随着80后的成长,80后作家逐步成为文坛的中坚力量,以韩寒、郭敬明、巩玟语、陆缄为代表的的杂文作家逐步规模化,开始促使新的文学风气转变。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都是随着新媒体,即网络的力量而发表他们的看法,并表达他们的观点的。所以吴墨君说“一锅烩大锅煮的‘杂文’行市看好方兴未艾,看这情形还得‘一如既往’”确实不假!
除此之外,还有一大批在传统媒体上默默耕耘,而又从不署名的编辑记者。他们写作数量大、速度快、环境恶劣,但他们却能伸能曲,在极端严密的审查中尽量表达人民的爱憎和意愿。许多报刊台评论、编者按、编后话、读后感、随想录……它们都能在新闻编辑时进行提示和点拨,其中包含了编辑的理性思考和价值判断。认真读来,有不少都是不错的杂文。其中《南方周末》、《南风窗》中有些杂文不得不令人拍案叫绝……
我说过:杂文是传媒的旗帜和灵魂!杂文和现代传媒是相辅相存、相互促进的关系,而且这种关系越来越紧密。杂文它不仅仅只说身边的琐碎小事,也议大事,说改革、论得失、贬时弊…举个简单的例子,中央电视台一套综合节目的“新闻1加1”,二套经济节目的“今日观察”都是政论节目,一些嘉宾出镜针贬时弊也非常犀利,记录下来,就是绝妙杂文。香港凤凰卫视台在这方面水平更高一筹,因为他们的评论员禁忌少,学问好、境界开阔,许多新闻报道他们顺手拈来,评点几句,不仅诙谐幽默,而且直指事物本质!
综上所述,各大网站把杂文专列一类,不仅是因为杂文源远流长且有鲜明的时代性、战斗性和形象性,而且它还和现代传媒,尤其是和网络联系在一起,有迅疾的时效性。因此,单列杂文一类是完全正确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