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真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吗？

以时间为界限的实践是怎样的一种检验呢？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以前得出的结论真的正确吗？几年前，有些专家面对着一种叫甲亢的疾病号召着人们吃加碘盐。可是近几年，一些专家又得出了常吃碘盐对人的健康有负面影响的结论。尤其是在日本出现核危机之后，在这个被谣言附着人们疯狂抢购咸盐的境况下，专家的结论是碘盐并不能防辐射，多食有害。也许有些奸商正在制造着谣言准备今年的“炒盐大战”了，去年那些奸商“炒大蒜”，今年继而“炒盐”了。这简直一种卑鄙的扰乱市场的行为，但是面对着这一市场现状，我们的政府严重打击高价销盐的行为！这定是一种有效平衡目前市场的措施！但是面对着“专家、医生等建议吃碘盐”的源头，我们不妨进行一次本质性的追问。记得上中学的时候，那时候吃碘盐或许刚刚开始推行，教科书上是这样写的，在高原的地区生活着的人由于体内碘元素的缺乏，致使哪里的人们换上了一种叫甲亢的大脖子病。后来有些专家经研究发现高原地区人们得甲亢病的原因正是由于体内缺乏碘元素的原因，所以以后不知为什么，人们开始普遍吃碘盐了。高原地区的人普遍吃，平原地区的人普遍吃，山区地区的人普遍吃，沿海地区的人也开始普遍吃了。或许沿海地区的人体内一直是不缺少碘元素的，因为他们吃的事物，海带、紫菜等，这些事物中是富含碘元素的。但是这些体内根本不缺少碘元素的人也在全民吃的碘盐的狂潮中也跟着吃碘盐了。最近几年的报道，有些专家研究出了常吃碘盐对健康有负面影响的结论。

面对着这一现象，我的心中时不时地萌生出很多疑问：这才过去几年，前几年通过实践得出的结论几年又是通过实践要宣告他破产吗？这是一种怎样的实践呢，实践检验真理有时间限制吗？更进一步地说，实践真实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吗？以时间为界限的实践也应该终结了。尤其是在这个流言漫飞的时代，一次盐的危机毕竟是掀起了“整个时代”的恶性风波。不知制造谣言者随着日本的核危机还要上演多久？或许这个时代的专家、学者、媒体人等等，应该为这个社会承担起他们的责任。在这个信息快速传递的时代，通过电话、互联网、电视广播等等一系列的媒介，或许任何人制造的谣言都有可能影响到社会的安宁。如今的这个时代，要求每个人为自己的言行负责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或许一些普通人，甚至是那些灯光下的“尤物”，他们的认知也是在随着媒体反复发生变化的。比如说，媒体报道什么，在一定时间内，接触到媒体信息的人就会谈论什么。所以在这个社会有些威望的人，他们一定要负担起社会给予他们的责任，一定要为自己的言行承担起责任，甚至是接受道德上的谴责。比如，媒体争先报道中日钓鱼岛争端问题的时候，这个社会的人谈论最多的就是钓鱼岛问题了，甚至是面对我国钓鱼岛即将沦陷的中国外交残局，我们的同胞也掀起了一场富有当今时代特色爱国主义的狂澜，开始游行示威了。但是最后，慢慢地游行示威的爱国主义运动还骤然间销匿了，媒体不再报道了，人们关于钓鱼岛的议论也终止了。进而人们的议论随着媒体的报道快速地变化着，以后议论的事更多了。至今，人们随着媒体又开始议论全国更大城市“抢购咸盐”的话题和行动了。当然也谈论到了过多吃碘盐是否能防辐射，以及有害健康的问题。

但是一些事情突然在人们的议论中骤然间销匿的时候，这并不能说明哪些曾经被谈论着的事人们已经解决了。比如，现在人们不再议论钓鱼岛了，可是钓鱼岛问题中国真正解决了吗？我们的同胞毕竟意识到我国已经永久性的失去了我国的领土——曾经被大多数人议论的钓鱼岛，一些人曾经为它游行示威的钓鱼岛。有的媒体曾报道，中国民众关于中日钓鱼岛争端游行示威的行为是中国政府策划安排的，但后来中国政府又很快终止了民众游行示威的行为。因为在有些地区中国民众游行示威时竟然打出了“抵制高物价、高房价”“要求新闻自由”“推行多党制”等等反政府的标语。但是我不愿有的想法竟然还被现实证实了的事情，竟然还是发生在这个一直喊着为人民服务的政府身上，更恰当地说是发生在政府群体中某些政客的身上了。一个国家竟然想着通过在本国内让自己国家的民众游行示威以解决国家周边领土的外交问题，从根源上讲，这些做法就是让民众反对自己的。这实在是有些滑稽。中国民众的游行示威或许真能威吓到日本，让日本在中日钓鱼岛的问题上妥协，因为中国的市场对日本来说实在太重要了。但是事实证明，我国民众的爱国行为都是徒劳的，甚至是更加荒唐地破坏了社会的稳定。因为中国终究是失去了钓鱼岛的主权，一些民众的游行示威也是有很多“打砸抢事件”相伴随的。

“你认为中国如何才能解决中日钓鱼岛争端的问题？”一个公司总经理对我的提问使我真正认清了中日钓鱼岛争端的问题。我的回答是，如果中国政府真要解决钓鱼岛问题，面对日本的强硬和蛮横，首先中国政府必须划清中国与日本的关系，是敌人，还是朋友？我们不需要编撰出什么像是“敌人不敌人、朋友不朋友”的观点。丢掉幻想，敢于动用武力，是敌人就要用对待敌人的办法解决。其他的说法也就没有什么必要的了。因为日本是不可能把钓鱼岛奉还给我中国的。至于中国的那些沽名钓誉专家的混蛋言辞，有血气的人是没有必须要理他们的，但是中国政府毕竟是一个没有血气的政府，“前怕狼、后怕虎”，怕这怕那的想法和行为是在太多了。甚至这些可怜的行为还被说成是为了世界和平与稳定，其实是一种出卖国家主权的仆奴的做法。如果真的要解决中日钓鱼岛问题就要趁早解决，因为我国大多数人都是带着“过往时代”的眼光看今日国家领土问题的。我们时不时地会听到，有些人骄傲地说：唐朝的时候，中国是最先进的，元朝的时候，中国的疆域是最大的，现在的西伯利亚、库页岛、海参崴等等，这些曾是中国的领土。从这些人人语气里，我深感觉到他们是多么地渴望中国再实行一次拓疆的征程，但是从这些话语里面也流露出了一种自惭的酸涩，同样清朝末期的时候，中国也是最窝囊的，这是那些没有说的。但这也是事实。今日那些人所持有的那种骄傲地说法，值得骄傲的资本无非是依据这方面史料的记载而已，这种说法也正是接受着这方面史料和教科书的教育产生的。然而，我们中的有些人从来没有接受过这方面历史知识的教育，接受的是日本的篡改编撰教的科书上的“历史知识”，试问他们会持有怎样的一种观点呢？当他们再次接触到我们历史教科书和史料上的信息时，他们会相信中国曾有过那些如今已经不属于中国的领土的行使主权吗？或许，我们仍然会说这样的颠倒是非是要受国际谴责、道德谴责的。但是历史记载的东西依然只是历史，有时历史甚至是没有源头的，这无法谈论出历史事件的是非与真实。当然，一直接受中国曾经强盛历史知识的人正是中国人，而那种正在接受着被我们说成是篡改了的历史教科书的人正是日本人。按照这种认知的发展，以后中国要解决钓鱼岛问题的难易程度可想而知了。但是值得肯定的是，日本一直是世界公认的最好战的国家，当日本再次侵犯中国甚至推行文化奴役的时候，我们中国是否是先要承受很长一段时间的败落（清朝末年），再进行一次血气战斗的崛起（中国共产党坚决抗日）呢？不仅仅只有日本在中国推行过文化奴役，西方的传教士不是也曾推行过文化侵略吗？为了国家的强盛与安定，我们不但对国际形势要有明确的认识，更重要是坚决不能丢掉敢于动用武力维持国家安定的勇气。有时候，教育是决定认识的，有时候看似相当复杂得一种世界形势会简单地败给武力雄厚的一方。两国准备开战前，两国的政府在进行着复杂繁琐的谈判，可是当战争结束的时候，战胜国说的算，因为战争的结果证明了它的综合实力雄厚。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双方过多的考虑无疑不是缺少对对方的了解。如果你知道一定能打败他，很显然动用武力是比较好的办法了。

每一个时代世界格局的形成，毕竟还是在时代的进程中尘埃落定的。强盛的唐朝也好，疆域威猛的元朝也罢，那些都已经不存在了。那些过往的历史留给人们不应只是一些奢望的空谈，更重要的人们必须从中获取实现一个民族真正发展的源头和动力。元朝疆域为何能如此地阔大，原因只有一个，元朝同样是一个好战崇拜武力地民族。而现今中国政府的外交能说明什么呢？

世人们应该醒醒了，新闻报道必然是过去了的，我们的议论和坚持能随着新闻终结吗？不能！我们抱有全民抵制外国品牌以实现民族品牌的振兴——支持国企，这种想法在中国恐怕是徒劳的，尽管韩国人一直都是这么做的。中国的民族企业不需要浮躁，更别想着通过投机一夜暴富了。中国民族实业的发展，必须是以一个理性发展的过程，技术上的问题应该以真实认真的态度对待。至于那些流言的东西，还是让它以最不起眼的位置出现在社会舆论中吧。尽管我们已经晓得，真正的发展需要一个健康的环境。可是面对目前的社会现状呢？以谣言为最初的原因，全国各大城市疯狂抢购咸盐的现状下，谣言毕竟还是如虎添翼地让这个事件在人们的议论中疯狂地肆虐着。

可是对于实践，它真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吗？或许这种说法早该破产了。世人们，千万不可对于任何事情，任何现象都抱有这种“实践”的观点和想法。对于一些企业为了追求短暂的利益而忽视了生态环境的保护，尽管它带动了当地的经济发展，但是那被污染了的环境造成了很多人在很多年后患了癌症。试问，这叫怎样的一种实践呢？以这种方式的实践能检验什么是真理吗？是发展，还是利益。或许这些都不是。被恩格斯明确提到的实践——实验和工业，它出现的时代已经久远了。一种朦胧的实践定义早已经改结束了。因为人类对于未知的动西太缺乏了解了，而人们在认识和改造自然的同时往往又制造出了更多的未知。实践不仅仅只依靠定性的说法，还更需要定量的思维！有时，主观的思维和想法是靠不住的，况且一个人的认知也是有限的。真正的实践应是一种全面把握信息，而后进行理性的思考和判断，最终以一种敢于承担起社会责任的实践！

由于人类人知的局限性，人们所能进行的实践毕竟还是有时间限制的，只是在时间占有正确位置的长短不同，有的几年，几十年，有的几百年，一千多年等等！还是让理性来得更猛烈些吧！

写于威海

2011年3月18日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