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主精神之萌芽

传统的说法，似乎民主来源于西方，中国的民主是泊来品，五四运动才从外国输入了科学与民主精神；只有欧美有民主，自古以来，中国没有民主。这种说法，笔者不敢苟同。

笔者以为，民主就是言论、思想、信仰相对自由，民主就是执政者真正地认识到人民的伟大作用，真正地依靠人民，真诚地让人民参政、议政，政府与人民同心同德，共同治理好国家的一种制度。

笔者以为，中国古代曾有过初级的民主状态，至少说，民主精神有过萌芽。这就是战国的“百家争鸣”时代。那时的统治者放宽了思想钳制，给予人们相对的言论自由，知识分子思想活跃，敢想敢说，著书立说，游说龙廷，献计献策。百家争鸣，对许多热点问题都进行了争鸣：涉及政治、思想、伦理、经济、教育……同属于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孟子说，人性本善；荀子则说，人性本恶。“食色，性也”对性科学也拿到桌面上讨论，并不以为耻辱；儒家主张男女“授受不亲”，就有人问难：嫂溺援之以手，可乎？连杨朱的“拔一毛而利天下不可为也”的观点都可以宣扬，可见那个时代的言论是何其自由！如果杨朱处于“文革”时代，至少要被批倒批臭。那个时代是中国古代哲学的发轫期，创造了古代灿烂的思想文化，名副其实地表现了中国的特色，直到今天还放射着夺目的光彩。

君主与士人谈话，态度也比较诚恳，不太打官腔：齐宣王就对孟子坦承过自己爱好流行歌曲。说到国君痛处，国君只是不予理睬而已：“‘四境之内不治，则如之何？’王顾左右而言他。”孟子与别人议论梁襄王不像个国君的样子；尖锐地攻击统治者“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殍，此率兽而食人也”，孟子提出“民贵君轻，社稷次之”的“反革命理论”，这简直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但也没有被认为是攻击领袖而被批判，或者被变相劳动改造，或者被抓进囹圄。

说那个时代有点民主氛围，是民主的萌芽期，并不是毫无根据的。《战国策•邹忌讽齐王纳谏》如果记载的不是谎话，就是典型的例子。

“于是入朝见威王曰：‘臣诚知不如徐公美，臣之妻私臣，臣之妾畏臣，臣之客欲有求于臣，皆以美于徐公。今齐地方千里，百二十城，宫妇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内，莫不有求于王。由此观之，王之蔽甚矣！’王曰：‘善。’乃下令：‘群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过者，受上赏；上书谏寡人者，受中赏；能谤议于市朝，闻寡人之耳者，受下赏。’令初下，群臣进谏，门庭若市。数月之后，时时而间进。期年之后，虽欲言，无可进者。

燕、赵、韩、魏闻之，皆朝于齐。此所谓战胜于朝廷。”

笔者以为，由于形形色色的人“私王”、“畏王”、“有求于王”，“王之蔽甚矣”，齐国一定治理得不怎么好。其作者真的善于“炼字”，用王敬庵的句式，就是着一“蔽”字而境界全出矣！齐国政治之混乱可略见一斑，种种弊端，不一而足：卖官鬻爵、司法腐败、行政腐败、医药腐败、学术腐败、贪官外逃、豆腐渣工程、黑色收入、灰色收入、金色收入、血色收入……不过从儒家为尊者讳的观点出发，其作者有意识地让读者读“无字书”，没有血淋淋地记载罢了。

为了维护“姜”姓的家天下之统治，不至于让“姜太公”创下的基业毁于一旦，齐宣王还真的采纳了邹忌的建议，首先了解国情、民情，不惜重金，让党政军民学，工农商学兵，东西南北中，揭发社会的阴暗面，然后当机立断、大刀阔斧地进行整顿、改革，才收到了“燕、赵、韩、魏闻之，皆朝于齐”的效果。

不过，史家记载的“群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过者，受上赏”这一点肯定是溢美之词。何以言之？群臣要见齐王比较容易，小吏则难之，百姓更不易，更何况“令初下，群臣进谏，门庭若市”，臣工何其多也！却不见“吏民”，此不实之证也。另外，小吏、百姓见齐王，按现在的说法是“越级”，别说齐王无暇接待，就是有时间接待，也会拒之于千里之外，“越级”岂不乱了法度！别说古代的齐国的上访者，就是当代的上访者，你就是有天大的冤屈，也要一级一级来；如果有冤屈的人都跑到北京去，岂不天下大乱！齐王是齐国的国家主席，日理万机，怎么能随便接待小小的公务员和草民呢？别说是封建社会的齐王，就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个七品芝麻官，也不会轻易接见一般公务员和普通市民。笔者在贵阳打工时，当面对一校之长反映刚刚发生的一个管理方面的问题，他怒不可遏地斥责说：越级！根本不予理睬，弄得本人尴尬像一个被踢了一脚的皮球，灰溜溜的逃之夭夭。

“能谤议于市朝，闻寡人之耳者”，此处之“谤讥”并不是“诽谤”，也就是相当于在公开的场合发发牢骚。这得多长时间能传到齐王的“圣聪”里，原文没有交待，我们也不得而知。按生活的逻辑来看，那时虽然没有朱明王朝的“锦衣卫“巡街”，既然出了赏格，也许会有许多闲人整天专门到街上听声，然后快步打“小报告”，以求得那最低的赏格，也未可知。从解放后的生活实际看，据说“端起饭碗吃肉，放下饭碗骂娘”的人，从“反右”到“文革”乃至于现在都的确不少，但并非骂的是政府或者我们的母亲——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但也有不少人被“小报告”之后，被打成了“右派”，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分子，与地富反坏，一同进行“无产阶级专政”。而现在则要“民主”得多，不会遭遇以前的“优待”，但“小报告者”也会络绎不绝地向某领导报告，被视为“刁民”和“捣蛋”分子，领导也会“喜怒不形于色”，寻找机会，将其“下岗”或者“炒鱿鱼”。这样的例子无论在公办或者私立的工厂、学校都很容易找到例子。所以以今衡古，笔者不大相信齐王会对那些发牢骚的“刁民”和“捣蛋”分子发什么赏赐，不加以追究，就南无阿弥陀佛了。

我们还是不要以小人之心去度齐王之腑了吧。就让我们从与人为善，成人之美的角度去相信这是历史的真实吧。不管怎么说，从那篇传统的中学语文的典型教材来看，的确是再也难找的中国民主萌芽的典型范例。

那些大大小小的过，肯定不是齐王一个人，而是齐国大小小的各级官员的，但齐王都毫不例外地承担下来，因为齐国治理得不好，齐王确实应当负主要之责任。这是民主精神之萌芽之理由之一。

笔者以为民主精神，就是官员勇于向民众承认过失，而不是把自己打扮得一贯正确。换句话说，就是领袖或者领导者也是人，他们也可能犯这样那样的过错甚至罪过，进了厕所，老百姓拉屎撒尿，他们也不会拉出什么更高明的方案和策略来。真正高明的方案和政策存在于民主精神之中。真正英明的领袖或者领导者，是德才兼备，集思广益，出以公心，心系国家与民众，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严格执法，严格执政，知错能改。

即使用现在的标准衡量，齐王的做法也符合“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之精神，他能把各级长官、公务员、百姓的参与国政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也就是大家捧柴火焰高，人人揭露社会阴暗面，人人揭发各种社会痼疾，然后一一进行拨乱反正。让贪官下台，让法纪严明，让腐败清正，让分配公平，让暗箱见光，让外逃的贪官归案，让奸商破产，让弱势群体过上好日子……这样齐国才能强大于战国之林。这是民主精神给齐国带来的实惠。

但最后齐国还是灭亡了，恐怕上述种种民主精神之做法，只是轰轰烈烈地实行了一阵子，就被朝廷守旧势力摧残了，或者只是在齐宣王主政时期实行了，没有建立一以贯之的法令制度，等到他儿子那一代就没法坚持下去了。

不管怎么说，中国是有民主精神的，并且在战国时代萌芽了。后来由于秦始皇独尊法家，汉武帝独尊儒家，由于各封建王朝一代比一代更加强了专制集权，民主精神自秦而清，几乎荡然无存。从五四到新中国成立才逐渐回归，但直到现在民主精神仍然在寒流中顽强地成长。

当民主精神的光辉真正照耀每一寸国土的时候，就是中华民族，就是我们伟大的祖国真正强大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