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伴我度人生

《水浒传》这部古典名著，我已不知看了多少遍了。回忆起自己读《水浒传》的经历，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在读小学的时候。那个年代没什么课外读物，倘若同学之间有一本小人书传阅，已经很满足了。现在来看，那种“上有图画，下有文字”的小人书，很适合普通民众和中、小学生这样的初级读者阅读。而在众多的小人书中，成套的《水浒传》最吸引人。通过这种途径，我在小学时代就对《水浒传》中的人物特征和故事情节大体了解了。

有件趣事值得一说：那时上学不像现在的孩子，有父母接送，或者可以坐车。我们都是一路步行三五公里到学校。为了缓解走路的寂寥与疲劳，我就和堂兄玩“拼记梁山好汉诨名＋人名”的游戏，输了的惩罚就是：替对方背书包。规则是：你说一个，我说一个，其间不得重复。一方说出后，若数到十，对方还接不上来就他算输了。但是往往对到学校还难分输赢。于是，放学后和第二天又继续比。

第二阶段是在参加工作后不久。那个时候，人还比较傻。下了班后还不知道追女孩子，仍旧只晓得读书的乐趣。所以，等到发了工资，心里想的竟然是——这回，终于可以买上一部完整的、精装的《水浒传》，慢慢地、静静地、美美地看上一通了。

此时看《水浒传》就不再局限于看它的故事情节了，而是上升到欣赏它的文学价值。但是，这时的我却渐渐地就看出了一些问题。觉得有很多地方，作者写得似乎经不起“仔细推敲”。不免心中就有了疑惑：是作者匠心独运，故意露的破绽；还是创作失误，写得不够严谨？

比如：刘唐不像是一个跑惯江湖的人，而且脑袋也不大灵光，他如何会得知“生辰纲”的秘密？杨志已经失陷了一回“花石纲”了，按常理梁中书不合挑选他押运“生辰纲”啊？晁盖其实并不信任宋江，但怎么表面上两人好得比亲兄弟还亲？吴用是梁山的头号军师、谋士，又是晁盖的发小，怎么晁盖亲征曾头市时不带吴用参赞军务？……这还是比较大的“瑕疵”，小的方面就更多了。难道《水浒传》真的有这么多“瑕疵”吗？或者说，这些真的是《水浒传》的“瑕疵”吗？……

第三阶段是在社会上摸爬滚打后。1998年，东南亚爆发金融风暴，波及中国，我当时工作的集体所有制企业也受了影响。世事真的难料啊！原以为自己毕业后捧的是“铁饭碗”，而且感觉自己干工作也算是兢兢业业，所以，根本没曾想自己居然也成了下岗一族。好在自忖自己还年轻，一切都可以重头再来，心理负担没那么重。不至于像师傅们那样，一月之间竟愁白了头！所以，我被领导们哄着“是金子，在哪儿都可以发光”的“至理”，很坦然地走向了社会。

从2000年开始，为了生活和生存，我不得不在社会上摸爬滚打。虽然，以往捧在手里的《水浒传》里的江湖，暂时离我远去了。但是，人世间充满艰辛和尔虞我诈的江湖，却正式向我敞开。不经意间，一晃十年过去了。生活的磨砺，岁月的沧桑，让我这个曾经的懵懂少年，风雨多历，炎凉尽尝，浮沉几经。由此，我逐渐有了一点“看穿良善，辨明真伪”的能力。一个人静处的时候，我时常还回想起以前关于《水浒传》的疑惑。终于有一天，突然觉得：豁然开朗、大彻大悟！如同醍醐灌顶，一下子真正明白了作者在小说万千文字间欲发未发，却由后人提炼出来的“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这句话的真义！从此，在社会生活中变得无往而不利。这使我不得不感叹：施耐庵老先生的伟大和深沉，非我辈一时所能体知。

现在，我已过了而立之年。回忆起自己不同阶段读《水浒传》的经历，不由感慨万千。我想：在我读《水浒传》的过程中，伴随着各个时期不同的人生际遇，由此得来的人生感悟，应该也算得上我认识《水浒传》的三个境界吧！

写到这里，有一个问题不能不提出来。那就是——大凡把《水浒传》看到我这个程度的人，都会不由自主地问：《水浒传》到底是一部什么样的书呢？

这是一个看似简单，实际上，却很复杂，很不好回答清楚的问题。

因为从表面上看，前大半部分写梁山好汉们的造反史，后小半部分写梁山好汉们的招安史，这就决定了人们容易从各自的政治立场来看待这部伟大的小说。在官方，统治者根据自己政治意识形态的需要，通过《水浒传》来宣扬：即便身在草莽，也要忠君报国和除魔卫道，力保正统。以此来维护封建统治秩序。而在民间，由于老百姓处于被压迫的地位，心里希望有梁山好汉式的人物路见不平，慨然出手，来拯救他们的悲惨命运。或者幻想有大英雄横空出世，带领他们拿起武器，结伙上山，走上反抗的道路，给压迫者以毁灭性的打击。于是，《水浒传》“被政治化”的倾向很严重。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水浒传》在历史中的命运。——或被统治者明令禁绝，或被统治者大加赞誉；亦或被后来人推崇前半部分，亦或被后来人推崇后半部分。

但《水浒传》真的就是这样一部“政治色彩”浓厚的小说吗？关于这个问题，历来争论不息。对此，我也有新的不同看法。在亮出我的观点之前，我们不妨先了解施耐庵其人。

下面有请“百度百科”隆重介绍施耐庵老先生的生平事迹。

施耐庵，原名彦端（1296～1371），字肇瑞，号子安，耐庵是其别号。汉族，江苏兴化白驹场人（一说浙江钱塘人）。元末明初作家。

施耐庵祖籍泰州海陵县，住苏州阊门外施家巷，后迁居当时兴化县白驹场（今江苏省大丰市白驹镇）。

施耐庵自幼聪明好学，元延祐元年（1314年）考中秀才，泰定元年（1324年）中举人，至顺二年（1331年）与刘伯温同榜中进士。不久任钱塘县尹，因替穷人辩冤纠枉遭县官的训诉，遂辞官回家。

元至正十三年（1353年），白驹场盐民张士诚等十八名壮士率壮丁起义反元。张士诚敬其文韬武略，再三邀请他为军幕，施耐庵抱着建造“王道乐所”的宏远计划欣然前往，为张士诚献了许多攻城夺地的计策。后因张士诚居功自傲，独断专行，亲信佞臣，疏远忠良，施耐庵几次谏劝，张士诚都不予采纳，于是愤然离开平江，并作《秋江送别》套曲赠予同在张幕的鲁渊、刘亮等人。此后，浪迹江湖，替人医病解难。

后入江阴祝塘财主徐骐家中坐馆，除了教书以外，还与拜他为师的罗贯中一起研究《三国演义》《三遂平妖传》的创作，搜集、整理关于梁山泊宋江等英雄人物的故事，为撰写《江湖豪客传》准备素材。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朱元璋灭张士诚后，到处侦查张士诚的部署。为避免麻烦，施耐庵征求兴化好友顾逖的意见，在白驹修了房屋，从此隐居不出，专心于《江湖豪客传》的创作。《江湖豪客传》成书后，定为《水浒传》。

《水浒传》成书后不胫而走，传入宫中，朱元璋见之曰：“此倡乱之书也，此人定有逆谋”，下令将施耐庵关进天牢一年多，经刘伯温多方营救，于明洪武三年释归，途中病逝于淮安。

由此可以看出，施耐庵老先生一生波澜壮阔，不简单呐！《水浒传》成书于当时天下初定，施耐庵避祸隐居的晚年。我个人认为：《水浒传》这部伟大小说是施耐庵老先生晚年回顾自己一生际遇，托于前朝故事和民间话本提供的创作素材，运用“小说”这一种在当时来说还比较新的文学体裁，表达自己对“官场与江湖”，“人心与世态”的深刻解析，并将自己对人生的感悟隐晦于字里行间，藉于传诸后世。

我的这一观点，是一种比较中性的看法。它完全不同于以往占主流的“对《水浒传》泛政治化的评论”！但我相信这会更接近施耐庵老先生创作《水浒传》的本意，而且凭施耐庵老先生的一生经历和道德文章来衡量，他是完全拥有这个创作实力和能够达到这个思想境界的！

我们可以设身处地想一想：对晚年的施耐庵老先生来说，渴望的是恬淡自娱，消灾避祸，安然老死于床榻之上、子孙周围。所以，远离政治漩涡还来不及，怎么可能去写“政治色彩”浓厚的小说呢！从当时的社会环境分析，施耐庵老先生正是惮于自己曾从张士诚幕府的经历，为免新皇帝朱元璋的猜忌，早就隐居不出了！事实上，尽管施耐庵老先生百般谨慎，但还是由于《水浒传》写得太好，太有影响，引起了朱元璋的反感，而身陷囹圄。

所以说，《水浒传》自问世以来是“被政治化”的，而不是施耐庵老先生有心创作成具有强烈“政治倾向”的。《水浒传》不但在施耐庵老先生生前被误解，害得老先生无辜蹲了一年多冤狱，而且至今仍被误解。

如果大家对以上论据还觉得不够充分的话，我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再进一步佐证我的观点。古往今来，历代文人为我们留下了了浩如烟海的文字，他们创作这些文字的“动机”是什么？我做了一个简单地归纳整理，大体呈以下五种：

1、为充实自己的生活，自娱自乐的一种表达。

2、向统治者表明自己的心迹，释放特定的信息。

3、可以从中获得由此产生的名和利的回报。

4、引起统治者的注意，从而获得重用。

5、通过著书立说传播自己的感悟见解。

以上每一种，历史上都有具体的人物与之对应。比如：

第一种，就有晋陶渊明自辞官归乡后，就写下了很多田园诗。其中，一首《饮酒》就写得很有名——“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悠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

第二种，就有清曾国藩平定天平天国期间及以后，把家书写了一封又一封，而且搞得像公开发表似的。于是，以慈禧为首的满清统治集团终于放心了。

第三种，就有当代武侠小说大师金庸先生在《明报》上连载自己的作品，后来出售自己的版权给影视界，银子赚得大把大把的，而且还被大陆许多大学的文学院延聘为教授。

第四种，太多了，多得都不知道谁更具有代表性了！因为读书致仕本来就是文人的正途。八股文做得好，就可以被点状元再做大官嘛。

第五种，这一类人也很多，虽然他们所传各有不同，但性质是一样的。宋慈著有《洗冤集录》，李时珍著有《本草纲目》，洪应明著有《菜根谭》，吴敬梓著有《儒林外史》，王国维著有《人间词话》。

那么，施耐庵老先生创作《水浒传》的“动机”是什么呢？我们可以用排除法找出。

施耐庵老先生在专心创作《水浒传》之时，早已隐居不出了，所以，不可能是第二种；

在施耐庵老先生生活的那个时代，可能还没有版权的概念，创作小说几乎不能产生任何效益。从历史遗留的信息，我们知道：就是四大名著中，公认文学成就最高的《红楼梦》，其作者曹雪芹也是在贫病交加中离世，不像现在还可以搞签名售书和上《百家讲坛》。所以，不可能是第三种；

施耐庵老先生创作《水浒传》之时，年纪已经很大了，只求避祸，不求闻达，所以，也不可能是第四种；

只有第一种和第五种，我认为是符合施耐庵老先生的学识修养和生活环境的。换位思考，如果是我，我也会考虑到人之将死之余，纵观自己一生：也曾学富五车，也曾功名在身，也曾为政地方，也曾际会风云，也曾挂冠退隐……这是何等传奇的一生啊！怎能不有所著述，让后人怀想。于是，老先生虽已苍髯白发，却是壮怀激烈，拿起如椽大笔，写下了鸿篇巨制《水浒传》。让我们后人可以通过这部旷世奇书，有幸一睹老先生的奇才。

回过头来，我们再来用新的视角来审视这个问题——《水浒传》到底是一部什么样的书？我们会发现：这是一个不必追求正确答案的问题。有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学术昌明，文化繁盛，在于能够求同存异、兼容并包。所以，我只讲我的一家之言，希望以此抛砖引玉。让大家增加一种对《水浒传》这部伟大小说的全新认识。如此，既可以说是拾漏补阙，也可以说是与时俱进。

我从少年时就开始读《水浒传》，到现在，将近二十年。出于对这部古典名著的由衷喜爱，2011年1月30日，本人在一本印社工作室里，开设“文艺沙龙”，正式开讲我所领悟的江湖。欢迎大家前来捧场。

2010年9月23日首稿

2011年1月30日补充

南书房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