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色革命”如何警示中国

20年前，前苏联东欧地区经历了一场急剧的社会变革，苏联、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等三个联邦国解体，国家数目由原来的8个演变成28个，国家格局也发生了重组。当时西方欢呼雀跃，认为是“民主”的胜利。

2003年至2005年中亚几国的“颜色革命”让西方人品味到了上世纪90年代初苏联东欧国家解体后的又一次快感和骄傲。但从那以后，这种“革命”在伊朗、缅甸等国再也没有被成功复制。今年的乌克兰在西方的眼中仿佛是在“开倒车”，又退回到了颜色革命前，让西方人沮丧不已。这次，蛰伏多年的“颜色革命”似乎瞄上了新目标，原本以为白俄罗斯的明斯克19日的夜晚的“颜色革命”会成为今年献给西方人圣诞的礼物，但坚强的白俄罗斯迎头击溃“颜色革命”，迅速恢复平静，西方只好感慨“颜色革命”退潮，“民主在世界衰退”。

苏联解体后的这些前苏联国家并未按照西方的脚本去扮演角色，当然就不符合西方的胃口，所以需要对前苏联国家进行再改造，搞“颜色革命”就是对这些国家的西方模式的再改造。西方最大的愿望就是俄罗斯搞“颜色革命”。除此以外，西方还有一块最大的“心病”，寄希望于中国“颜色革命”，千方百计影响中国促其“颜色革命”，他们的用心可以说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有人曾经问我，如果中国要发生“颜色革命”，毁坏“长城”的会是谁？让我陷入深深的思索。

是的，有的人以为中国的GDP今年超越日本成世界第二，国力军力令世人震撼，中国在G20峰会上似众星拱月……殊不知，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因为国家的强弱还要看贫富是否均衡，法制是否健全，民权是否落实，社会是否稳定，国家能否长治久安。如果北京奥运会与上海世博会以及广州亚运会那精彩绝伦的后面还隐藏着难以克服的社会矛盾与安全隐患，那大国的实力岂不是缺乏坚实的基础。如果对中国未来的隐忧熟视无睹，“暖风熏得游人醉”，那真有可能“殷鉴不远，在夏世之后”。

“风起于青萍之未。”苏联解体的悲剧与“颜色革命”造成国家骚乱以至于国力的衰退的现实摆在我们面前，如今“颜色革命”又在白俄罗斯兴风作浪。有人形容亚马逊的一只蝴蝶翅膀偶尔扇动，过两周后就会引起美国的一场龙卷风，而如今明斯克兴起的“风浪”，是否过一段时间会引发中国的“海啸”呢？“颜色革命”给中国的警示是什么？

首先，应更新或重塑中国社会的核心价值体系。苏联和东欧的剧变，价值观的“礼崩乐坏”是导致这个“基础设施”的坍塌是一个重要的原因。由于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否定自已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苏联和东欧国家没有了核心价值观这种“共尊共信的心理力量在支持”，迷失了方向，引发社会的动荡，导致了社会的离心和领土分崩，成为了西方国家“和平演变”的“民主传销”之祸。对中国，反华势力处心积虑，把“颜色革命”的希望寄托在中国核心价值观的迷失，并作为一个突破口，希望重演当年苏联和东欧国家解体的一幕。因而，对中国核心价值观的塑造已成了中国必须面临的挑战。

人类社会存在某种价值体系，以规范人们的行为和彼此关系。所谓文明，其核心就是价值体系。价值体系是历史的的产物，是文化的产物，是不断更新、与进俱进的观念集成。诚然，对于一个拥有世界上最多人口、第三大领土面积、56个民族、众多方言国家来说，本身就够复杂的，特别是三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经济高速发展，国家一两代人之内经历其他国家可能十几代人才经历的变化，当代中国社会在转型中，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包括价值观念也在发生深刻变化。特别在互联网世界中，国人的价值观念更是杂乱。当前，面对变化如此迅速的社会，思想又如此活跃的中国，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核心价值观？

毋庸置疑，新中国以来，共产党人以其自我牺牲的精神和理想主义的情怀构塑了当时的社会共识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统领一切。但是，由于“文革”与更早期的中国共产党的失误、上世纪苏联和东欧国家的解体，还有市场经济的大潮引导的财富观念；另外，还有西方的价值观的影响，社会逐渐多元化，使曾经统领一切的革命意识逐渐褪色，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却没有更好的替代物来取代它留下的空缺，造成了许多人精神空虚、价值观失落。应当说，到目前为止，社会主义价值观对中国的巨大影响和发挥的独特作用是无可比拟的，社会主义价值观作为支柱依然强健，其凝聚作用依然无可替代。但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教育存在突出的问题与薄弱的环节，它的影响力和凝聚力已大不如前，这也是不争的事实。这也是我们应当深度反思的问题。近来，《环球时报》关于中国有否“主流社会”与“主流价值观”的讨论让许多人感到某种困惑，同时也在社会反响很大，争论激烈，这也是回应当前价值观失落的一种忧虑。

“竹外桃花三二枝，春江水暖鸭先知。”价值体系的形成是一种文化建设的过程。中国社会经历了32年改革开放的激荡，一个利益多元、思想活跃的中国应重新调整并构建，或者说是更新、重塑中国社会的核心价值观。这种核心价值观，它应当既是社会主义价值观中融入中国现代新的价值理念，又有中国传统文明永恒价值的回归以及吸收人类优秀的文明成果。同时，又应当是中国的社会精英和知识分子与广大民众的普通价值相吻合，唯有如此，才能凝聚社会的全体成员，并让这个核心价值观成为中国社会前进的动力，引领中国向更高的文明层次迈进，奠定未来中国和平崛起的思想基础。

其次，防止改革走样与失控。上世纪80年代苏联戈尔巴乔夫进行改革，因好大喜功，改革不当，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民众积怨甚深，成为导致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之一。上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先生的智慧和勇气开启了中国一段不寻常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时期。从此，中国改革的大潮激起无数人的热情、期盼和行动。从1978年启动改革开放到现在，这一阶段是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向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硕果累累。但是，随着改革的深入，改革的副作用与后遗症也非常明显。90年代以来进行的一系列重大改革既没有充分的社会讨论，也没有系统立法，或有法不依，这种做法比休克疗法更为激进，其结果是：从1995年到2005年的10年中，全国大约有6000万国有、集体企业职工丧失了工作；4000万农民失去了土地；股民在股市中的损失超过1.5万亿；城乡差别达6倍之巨。①除此以外，又有多少贪官利用手中的权力，利用法律不健全、制度不完善以及改革中出现的“空档”、“漏洞”，利用企业改制，利用政策导向，大肆进行贪腐与渎职侵权犯罪活动？而国有资产从中的流失又有多少？恐怕无法计算吧。

中国的改革崇尚“摸着石头过河”。而许多改革都是以非规范化的方式进行的，等到2005年开展的国企改革讨论中，有些省说，我们早就卖完了，怎么才讨论这个问题。所以，有人认为，河上有船，两岸也有桥，我们却一意孤行地摸着石头过河。①以非规范化的方式进行的改革，改革怎么会不走样与失控，中国改革的代价确实太昂贵了。

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认为，90年代的改革之所以瓦解了改革在民众心目中的正面形象，起码在相当一部分人看来，改革就意味着失业、下岗，意味着强势群体对公共财产和私有财产的瓜分，意味着生活成本和生活负担不断增加，社会不公与日俱增。80年代的改革联盟日益沦为狭小的精英圈子，中国社会出现了“结构定型、精英联盟、寡头统治、赢者通吃”的趋势，在逐步定型化的结构中，精英的联盟应当说是一个明显的事实。而在最近几年时间，精英联盟似乎呈现某种寡头化的迹象，表现在利益博弈当中，就是赢者通吃的现象。而大众则普遍认为，自己成了改革的对象，成了改革成本的承担者。可见，中国改革过程中引起的“阵痛”，造成的“内伤”又有多重？显然，上面的一些数字也印证了这一事实。①因此，不少人对改革的正当性产生了疑虑。

诚然，有疑虑是正常的。如何理解改革？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改革？身在医院，对医改我有切身的体会。这让我想起了中国前几年的医改，当时中国许多省份的医改，不是把医院卖掉，就是股份制转让，政府把医院作为包袱甩出去，卖掉医院的收入成了政府财政的收入，挪为他用。这样，公立性的医院从此变性，医改的结果是政府从中得到了利益，而医患双方并未从中受益，看病难看病贵的症结始终未解，这样的医改社会怎么会满意。等到“非典”来了，发生了重大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人心浮动，要不是医务人员的勇敢无畏，差点出了大事。这才惊醒梦中人，中国才进行深度反思医改的得失。从那以后，中国的医改才进行改弦易辙，只得重建疾病防控体系，回归公立医院的公益性质……改革的走样与失控使中国的医改走了一段很长的弯路，可以说是惨痛的教训。而近几年的中国的医疗改革就走得比较稳健，政治体制得到相应的改革，政策配套，又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实施的结果，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初步得到解决，同时也得到了医方、患方与社会认可，改革走上了正确的道路，也从此打消了人们对医改雾里看花的疑虑。两种不同的医改，结果却大不一样。你能说，凡属于改革都是正确的吗？如果是这样，岂不是重复过去“凡是派”的老路。所以，我们不要被“改革”这个冠冕堂皇的词藻所迷惑。真正的改革，要用是否有公正的目标，是否有民众的参与，是否形成共识来衡量。同时，还要用是否有利于广大人民群众，是否有利于社会稳定，是否有利于落实民权，是否有利于国家的进步和发展来判断。还有改革引起“阵痛”的“内伤”，我们又如何想方设法去解决，去“疗伤”。如果不是这样，改革的走样或失控就会引起社会的动荡不安，简直就是灾难，甚或导致祸国殃民。苏联与东欧国家当年的所谓“改革”导致解体与之后的“颜色革命”导致国家的动乱，我们要引以为戒啊！

而当前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又成为了一个重要问题。虞崇胜认为，苏联的解体与其说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失误，不如说是僵化的政治制度模式的必然结果。由于苏联长期坚持僵化的政治制度模式，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的新期待，所以一旦矛盾和问题积累到临界点，苏联政治体制改革的失败是僵化的政治模式的必然结果，并非是科学的政治体制改革而导致的。②苏联政治体制改革的失败无形中成为笼罩在中国政治上的一个巨大阴影，成了当今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种心理负担，而有些既得利益者与群体不想改革，怕触犯他们的既得利益，也以此作为一种理由成为阻碍政治体制改革的一种思想禁锢，使改革停滞不前，甚至拒绝改革，这成为当前中国政治的一个新动向，值得警惕。更有甚者，把自己的个别意志包装成公共意志，把自己的个别利益包装成改革方案的政治口红，从中中饱私囊，败坏改革的名誉，危害着中国改革事业的进程，此案例我们屡见不鲜。

中国改革开放屈指算来已三十有二年头，尽管中国的改革成就巨大，得到的或许远远大于失去的。但是，对那些曾经“失去的”要好好总结经验教训，成为今后中国改革的宝贵财富，不能让这笔昂贵的“学费”就这样白交了。西方有句颜语：“早缝一针比最后多缝九针要好。”倘若不从中吸取教训，重蹈改革失误的覆辙，那是严重的渎职行为，是对人民的犯罪。所以，从苏联和东欧国家改革失败的阴影中走出来，积极、稳妥、科学地推进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三，要警惕捧杀中国。历史的教训值得注意。“棒杀”是西方的拿手好戏，如今西方世界反华势力试图将当年棒杀戈尔巴乔夫并导致苏联“颜色革命”并最后解体的过程在中国重演。改革开放三十年给中国人的心态带来最大变化就是唤醒了国人内心的强国梦。中国共产党人顺应了当代的民心，提出了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少人简单地认为中国GDP第二，就是中国在世界权力结构中的地位“第二”、影响力第二和大国地位第二，这种认识既误导公共舆论，又助长了盲目的乐观主义。我们也不难感觉到国人对实力崇拜的情结和一种要当世界领导的冲动。同时，我们民族又是一个极要面子的民族。西方世界他们也象研究戈尔巴乔夫好大喜功的性格弱点一样，认识到中国人爱面子这一特点可以利用。所谓的中国热相当一部分不过是西方别有用心的人精心策划周密部署的阴谋诡计，他们开始高密度、超强度到处赞美中国，吹捧中国，让中国在华丽的语言及其颂词中骄傲自满起来，使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与其昏昏，使人昭昭”，让我们陶醉其中，变成翘起尾巴的骄傲的大公鸡，这离他们预计倒下的时间也就不远了。应当说，这个行动的代号就是“棒杀中国”。君不见，西方国家一直推销他们的价值观及政治模式，但是，从伊拉克开始，到阿富汗，再到最近的吉尔吉斯斯坦和泰国，西方“民主”传播所到之处，无一不伴随着暴力和武斗，乱象丛生，国力遽衰。试想，这些原本满脑子冷战思维并以西方价值观念划线并对中国充满敌意的人，并试图对中国进行遏制的顽固的反华派，他们却一改初衷，前倨后恭，对中国进行大肆表扬，歌功颂德，这不是明摆着，“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么。正因为这些“热捧”背后隐藏着不可告人的目的，是对中国“颜色革命”的一大狠招，对中国的发展危害极大，我们切不可掉以轻心。

“满招损谦受益”，这是中国的一句古语，对我们有警示作用。当前，我们中国真的应该要正确地认识自已，中国自己本身要有自知之明。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虽然中国是唯一保持强劲增长势头，起到挽狂澜于既倒一柱擎天的作用，国防威力举世瞩目，不仅成了美国最大的债主，而且成为了国际舞台的要角。是的，我们发展了，强大了，我们受到了久违的尊重。但是，切不可高估自已，应当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的人均GDP还很低，未脱离贫困的人数还有三千多万，中国的海军还在“第一岛链”徘徊，在制定国际规则上中国也还没有足够的话语权，人民币还不是世界通用的货币……毛泽东在1956年9月会见南斯拉夫代表团时说：中国就是有人想翘尾巴也没有本钱。曾经给国人敲了警钟。即使新中国一甲子过去，而事实上，我们离强国还任重道远，更离领导世界之位甚远。因而，我们既无需妄自菲薄，也不必要妄自尊大，中国当前要做是还是“强身健体”，打好坚实的基础，谋国家的长远利益。

“请君莫奏前朝曲，听唱新翻杨柳枝。”如今，中国共产党人的责任与使命仍在，信心与勇气依旧，希望我们党仍然以“敢为天下先”的胆魄，以“杀出一条血路”的勇气，重新构建中国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加快社会的新转型，引领潮流，再创出一条科学发展的新路，让中国的航船破浪前行。

我们呼唤让国人永驻于心的核心价值观，成为公民社会每一个公民的信仰，相信这一天不会太远吧！而一个健康稳定发展的中国，一定从此会远离“颜色革命”。我们一定要有这种自信！

注：①马立波，改革共识破裂了吗.领导文萃，2009，3，下.

②虞崇胜，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关健在于解放思想.领导文萃，2010，11，下.

2010－12－26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