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中国实行“哈佛大学”的“三合一”招生

众所周知，中国高考制度的“一试招生”制度是不合理的。因为考试无常，偶然的发挥不好，不等于知识、能力缺失。而且品德、能力、身体等综合素质并未参与其间。而美国的哈佛大学的招生实行“三合一制”，即综合考查高考成绩、平时成绩和综合素质，而不是一试招生，所以哈佛大学的招生制度是合理的，有利于人才的培养和教育的发展。所以许多人也盼望中国也实行美国的哈佛大学“三合一”招生制度，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

中国能不能实行“三合一”招生制度？我们先不忙下结论，是可行，还是不可行。让我们来看一下“一试招生”的现状。

我们先来看严肃的考场之内。自从恢复高考制度以来，几乎年年发生高考舞弊案，早年的不说了，就说近十年发生的：2000年，广东省茂名市电白县和湖南省嘉禾舞弊案。2003年浙江省发生七起高考作弊案。2004年河南省濮阳、焦作舞弊案。2005年安徽省砀山舞弊案。2006年福建省发生50起舞弊案。2007年甘肃省天水舞弊案。2009年吉林省松原市舞弊案。2010年贵州省、四川省发生的舞弊案。例子之多，可以说，不胜枚举。可以这么说，高考年年，年年高考，舞弊年年，年年舞弊。地点遍布长城内外，黄河之滨，长江五岭之南，白山黑水之间。舞弊所涉及的人可以说非常之广：党政军民学，工农商学兵。至于作案的手段更是多种多样：夹带、替考、抄袭、传递答案、抢夺优生试卷、利用高科技间谍器材……不一而足。

我们再来看考场之外，也频繁发生违法乱纪案件：浙江航海模型加分案，重庆更改民族身份案，重庆高考移民案，录取中有湖南罗彩霞被顶替案……

在中国，不是没实行过“三合一”的招生制度。什么时候？文革期间。那时实行的推荐选拔制度，与“三合一”的招生制度差不多。先推荐，看品德，看表现。而后选拔。选拔时也象征性地考了试。但结果怎么样呢？地富反坏右的子女，想上大学、中专，那是太上老君的八卦炉——没门。推荐由谁推荐？鉴定由谁做？各级“革委会”的领导。分数只做参考，只要不是文盲，知识不论，能力不讲，就看谁的根子硬。那时不叫“不正之风”，叫“走后门”。因为大学、中专少得可怜，招生名额有限，门窄，桥也窄，“前门”无法设，专门设个“后门”。可以这样说，那时的“走后门”也要给领导“意思”，因为百姓的“鱼肉”少，也没法“鱼肉”百姓。吃点鱼，吃点肉，喝点酒。送条廉价烟，送两瓶廉价酒，领导们就觉得相当够意思。那时就没有高价的东西。那时的领导不像现在的贪官专门喜欢‘红包”。当时，腐败分子的克星毛泽东还在世，所以想腐败的人，收了很少的一点“意思”，也是心惊胆战。很怕什么运动来了，让“大字报”给揭露出来，那就得吃不了兜着走。所以，当时上大学、中专的工农兵学生倒基本没被“鱼肉”，只是掉了几片“鳞”。被推荐上大学、中专的工农兵学生也有佼佼者，但不多；庸庸者倒是不少。所以，粉碎“四人帮”之后的1977年恢复了高考制度，实行“一试招生”。

说得刻薄一点，新社会把鬼变成人，如果什么事情一与国际接轨，一学外国，这很多人就要重新变成“鬼”——“捣鬼”。鲁迅先生说过：捣鬼有术，也有效，然而有限，所以以此成大事者，古来无有。笔者认为，如果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来检验一下，此言差矣。何以言之？因为改革开放以来，不少人捣鬼都办成了大事。平民捣鬼当上官，干部捣鬼发了财，贪官捣鬼留了洋，巨额贪官改了国籍成了外国公民，高考捣鬼，低分低能却上了大学堂。

可以这样断言，如果实行哈佛“三合一”招生制度，教育局长、高中校长及教师立即就能暴富，因为许多家长为了提高“龙凤”的平时成绩和综合素质的档次，都要主动送红包上门。他们要纷纷打通教育局长的关节，让局长说情于校长，让校长说情于教师，大陆将刮起一股“平时成绩”与“综合素质”的旋风，“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也”，何其壮观！

各级政府也要增加机构：国务院将设“三合一”招生反贪部，各省将设“三合一”招生反贪厅，各县将设“三合一”招生反贪局。各级政府还要设反反贪部，反反贪厅，反反贪局……各级官员将非常愿意任职于这些机构，纷纷贿赂这一肥差。

如果那样，鹦鹉将可能被评为凤凰，凤凰将被评为公鸡与母鸡；孔雀将被评为乌鸦，乌鸦将被评为茉莉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