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孔庆东谈金庸武侠说起

孔庆东以他独特的风格评点了金庸武侠小说之侠义，且不论他旁征博引妙笔生花这般那般这说那谈，单单这对“侠”的解释和理解就能和北大其它金学研究者的观点走到了一块，钱理群在他“怂恿”下一不小心也开始潜心研究侠之道。此侠，乃“豪侠”、“任侠”，是一种精神品质的特立独行，是一种正气义气豪气的不屈不挠。诸多学者与非学者能对金庸武侠之小说赞不绝口，确实可见一斑，看看邓小平、蒋经国、华罗庚、杨振宁、王选、李陀、冯其庸这些人就知道了，他们没有不推崇这小说之中的武侠的。

中国历来就认为侠是一种美德，是见义勇为好打抱不平爱拔刀相助的代名词，也正是因此，才有众多以这些侠义之气为模板创作出来的优秀文学作品，以之来弘扬赞颂此之“侠”，《水浒传》中梁山泊一百零八将个个身怀侠义之气，像郭靖郭大侠、萧翎萧大侠，陆小凤陆大侠等等不一而足。但与此同时，另一个错误的观点也共存在并且延续至今，即认为侠是“一般浪人，不务正业，专管闲事，为人家报仇，打抱不平甚至去作奸犯科”，因此有不少的一批批金庸的人，说这些武侠小说无非就是打打杀杀，宣扬暴力之类云云，这样的误解其实犯了一个很大很明显的错误，对小说而言，把“武侠”想当然理解成“武打”，对社会和历史，把“侠”想当然理解负面片面化，这认识能说全面吗？这些读者在没有认真仔细研读这些小说之前就妄加评论，确实也有失公允，正如那些人读了几本张爱玲张恨水，就自以为读懂了整个的中国现代文学，看了几本经史子集就自以为精通了中国历史一样，在作出评论前，确实需要足够的积累和积淀。我说这些，只是想从正确的方向来解释“侠”这个词。

韩非子曾说：“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这其实是值得商榷的。我们仔细想想就能知道，这无非就是侠的流弊而已，正如我们吃鱼偶尔会不小心被鱼刺噎着一样，甚至不叫因噎废食，只是鸡蛋里挑骨头罢了。其实这种流弊也只能在没有纲纪或纲纪不正、政治不明或政治动荡的时代才会发生，这种以流弊概括出来的“侠”其实只是一种所谓的“游侠”，然而此“游侠”非彼“游侠”，真正的“游侠”里，自有一种天地间浩然正气存在。所以司马迁的《史记》里，特撰《游侠列传》一篇，用朱家郭解等人的侠义行为，来表赞他们特立独行的地点。也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真正的“侠”出自何方，又将化成何种形式存在于社会。

罗家伦说：“侠出于伟大的同情心”，出自同情，并非同情，伟大的同情也非止于怜悯，而是从个人悲苦遭遇引发出来的对他人生命、对生命这个个体概念的由衷尊重，正如拿起手中的武器去捍卫那一份尊严，是他人的，也是自己的。不禁要想一个问题，就是金庸梁羽生古龙笔下这些侠为何产生？从哲学上讲，一件事物的产生必有它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一种心理思想或精神需求的出现是与当时社会这种需求对象的缺乏有必然的直接的联系的。我们当今的社会确实是缺少侠气的社会，中国人常讲“恻隐之心”、“不忍人之心”。而事实却大多与此南辕北辙。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侠义之联系正急剧丧失，反之而来的是冷漠，隔阂，甚至猜忌，是冷冰冰的金钱关系。有人会以亚当斯密说过的人是趋利的社会动物来作为掩饰的借口，但他们显然是曲解了这句话的本来意义，所谓的趋利是从人的本性出发的，是在不干扰损害他人利益的前提下满足自身利益，这前提是不可或缺的，这点亚当斯密也是明确表示的。然而因为某种原因，这个曲解涵义的广泛流行，加之其他各伦各类的因素，导致了社会同情心的缺乏，于是形成了一种社会心理，即“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他们争论说社会上有时并无公是公非可言，自利便是“是”，自损便是“非”，也因此很难看到那些急公好义之事了，正确的是非观，不仅仅需要政治法律去扶植，更需要社会道德甚至整个社会价值体系去培育。是谁只教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达固且要兼济天下，穷也不应独善其身，至少应该兼善其邻吧。我们社会受这种传统思想的影响太深，也正是由此，侠义之气被深深扼杀。

侠者最好“千里赴义”。讲“见义勇为”，诚然，有些闲事我们自不必多管，像人家家庭夫妻父母子女之间的小问题小矛盾，人家自会解决，我们唐突去插手倒显不合适宜，但当事件关乎到社会公平正义，涉及到平等人权尊严之类的词语时，这时的“千里赴义”就更显难能可贵了。摆脱了明哲保身的思想羁绊，真正成为一个勇者，有了真正的侠义之气。当然，近几年社会上也出现了不少这样的例子值得我们深思，巴东邓玉娇事件看似离我们很远，但偏偏又网友自行组织、自筹经费千里赴巴东，抽丝剥茧望探求真相，追寻真理，纵使自己身陷囹圄也义无反顾。可能我们也想过这样的举动，但那恐怕只是脑子里刹那间一闪而过的念想罢了，最终被一笑而过吧。这是多么可悲的事，梁文道说，在一个常识缺乏的年代，我们会因为听见几句真话而欢欣鼓舞，同意，在一个侠义沦丧的年代，我们也就会因为别人一件两件侠义之举而额手称庆。

是“个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还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绝对的个人主义是行不通，当然这里也不是说绝对的兼爱主义，矫枉过正是不必要的。在是非观念不明，赴难精神低落的年代，才会出现有心人或直接或含蓄地提倡“任侠”。太史公在《游侠列传》中曾感慨：“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千里诵义，为死不顾世，此亦有所长，非苟而已也。”不论是太史公那个时代，还是现如今，游侠只是形式上有所区别，其本质是一脉相承的。“游侠之义，又曷可少哉？”他说朱家“专趋人之急，甚己之私”，郭解“以德报怨，厚施而薄望，既已振人之命，不矜其功”，这里所推崇的侠义之气不仅仅局限于个人，真正的游侠是应发展到社会层面的，即“天下有饥者，犹己之所饥也，天下有溺者，犹己之所溺也”，这样人人各得其所，才会有一个充满侠义的社会。

再看巴东邓玉娇事件、杭州飙车案了、躲猫猫事件等等，社会个体的行为一定程度上正说明了侠义之气的回归，08年汶川地震，举国上下众志成城，更是整个民族侠义的重生，这种从个体到名族的侠义之气，这种大仁、大义、大爱、大勇的精神，不正是我们社会所亟需的吗？可又不禁有这样一个疑惑，以上这些事例，确实似乎在昭示着社会侠义的回归，但它能否真正上升到全民族共同精神意志中去呢？若能，又要经历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