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诗的语言不可脱离人民群众

吉仁 杂文 百家杂谈 2010-11-15 14:02 责任编辑:靳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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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文章开篇提出了作者的观点:新诗的语言脱离人民。文章详细分析了中国古典诗歌的代表,现代诗歌大家的作品特点,说明了诗歌应该是存在于人民口头上的,即语言应该是人民化的。确实,作者的观点是抓住了当前众多诗歌的弊病。遗憾的是,一些诗人并没有注意这些,一如既往地把诗歌弄得让人看不懂。

新诗有一个很不好的倾向,那就是它的语言脱离了人民。新诗是白话诗,白话是人民的日常语言;即使书面白话,也是通俗易懂的。但是,现在不少诗歌的语言相当晦涩,一般人读不懂。没文化的不要说,有文化的人也读不懂:中学生读不懂,大学生读不懂,研究生读不懂,博士生也读不懂。据说,有的诗,诗人本人也不知他自己要表达什么意思。“……乃至表现完成,甚至有时作者对自己的作品亦不能解释清楚。此类例子自来很多,不足为奇。”(见洛夫的《诗人之境》)

我们的伟大诗人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据说是因为“存在主义文学在本质上是反理性的、反逻辑的、反客观性、而超现实主义则是从潜意识出发,背离一切传统与法则,故二者所创作的作品均难为群众所接受”;“至少群众都不是诗意的”。(引文同上)

自古以来,我国诗界就有“诗无达诂”的说法,这种说法用来指一少部分诗歌则可,用来指所有的诗则不符合事实了。唐诗、宋词,借助工具书,中学文化水平以上的人都能读懂。至于元曲,比唐诗、宋词还要通俗;就更便于阅读了。现代诗歌,像徐志摩、闻一多、臧克家、艾青等诗人的大部分作品,读者是不难读懂的。即使朦胧诗,也有一部分诗能够读懂的,例如舒婷的作品。

中国的大部分诗歌作品读者能读懂,外国的大部分诗歌,在其各自的国土上,读者也是能读懂的。席勒在《论毕尔格的诗》一文中阐述了这样的观点:他(毕尔格)似乎是想要说:“如果一篇诗经受住了纯正审美趣味的检验,而又使这种优点与使它能够活在人民的口头上的明白晓畅和通俗易懂结合起来,那么完善的镜子就为它留下了印记。”我们的一些伟大诗人,似乎认为追求“明白晓畅和通俗易懂”就是远离了诗歌,远离了诗意;笔者认为,这是一种误解。席勒说得没错,真正的好诗是“活在人民的口头上”的;因为它不但表达了人民的愿望,而且精短、上口、易记、易于传诵。李白的《赠汪伦》《送孟浩然之广陵》《夜宿山寺》等,王维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渭城曲》等,孟浩然的《春晓》……这样的诗在古代真是多得俯拾皆是。外国诗歌中像英国诗人威廉•布莱克的《一粒沙里看世界》等也是如此。

果戈里在《略谈普希金》一文中这样评价普希金和他的诗:“俄罗斯的气质,俄罗斯的灵魂,俄罗斯的语言,俄罗斯的性格,在他身上反映得十分纯净,清澈优美,如同光学玻璃凸面上反映出的风景画一样”;“他的读者,无论是否受过教育,都佩服他运笔的大胆泼辣和画面的神奇怪异……”而我国的一些“伟大”的诗人,他们生在神州,长在赤县,他们的气质、灵魂、语言、性格好像不是中国的,男诗人变成了洋仔,女诗人变成了洋妞,他们的诗完全看不出一点中国的风格与气派;他们的诗歌语言完全是“火星文”,不知他们说的是哪个贵国的语言。说得刻薄一点,那有什么“纯净”、“清澈优美”。不是“清水出芙蓉”,而是荷花下面的污泥,浑浊臭美。他们的诗,没受教育的听了好像浙江、福建的方言;受过教育的读了味同嚼蜡。还是果戈里说得好:“诗人越加重诗人的气质,越去描写仅仅为诗人所熟悉的感情,那么围在他身边的读者,就越来越明显地减少。”(引文出处同上)

英国学者小泉八云在《论丁尼生》一文中这样评论丁尼生的诗作:“除开在这些题材里可以找到乐趣以及处理这些题材的匠心外,还有一个特色可以保障它们广受欢迎——那就是明白晓畅。尽管丁尼生学识渊博,他的创作还是能被中等教育水平的人所理解……我们可以大致说,即使起初一看难懂的地方,只要稍稍耐心琢磨一下,这类难点总是可以搞清楚的。”我国的一些诗人“老爷”可能没有丁尼生那么渊博,但他们写诗的时候,他们的“渊博”要超过丁尼生十倍百倍;因为他们的诗简直就是“天书”,即使中等教育水平的人,不,就是博士生、博士后,不,就是博士后的导师,花上一辈子时间,也别想读懂他们的“大作”。你读不懂,自认倒霉还不行,他们还要说你没有诗意。如果你写了一些“明白晓畅”的诗,他们看了则斥之为“直白”。“圣人之所以为圣,愚人之所以为愚,其皆出于此乎?”

诗歌这种体裁本来源于民间,最初是人民群众的口头创作,是“活在人民的口头上”的;后来才成为文人的书面创作。《诗经》和两汉乐府诗大部分是朝廷的采诗官从民间采来的。但是改革开放以后的诗歌创作,特别是朦胧诗和超现实主义的作品,却使一般读者望而生畏,难以卒读。这完全背离了诗歌创作的优秀传统。

创作如果不能面向广大人民群众(读者),便失去了工作的意义。文学作品是人民群众的精神食粮,如果这精神食粮变得不能食用,那么这样的创作还有什么意义呢?诗歌只有用人民群众的语言,或者人民群众能够读懂的语言去写,才能获得读者的青睐和欣赏;诗歌的创作才能走上光辉道路。

封建士大夫白居易先生创作时,诚恳地向老妪征求意见,“公诗以六义为主,不尚艰难。每成篇,必令其家老妪读之,问解则录。后人评白诗如山东父老课农桑,言言皆实者也。”(见《白居易传》)

新诗蕴含在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里,新诗蕴含在人民群众的语言中。毛泽东曾教导共产党人:“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现在不少共产党人已经把毛泽东的教导送进了故宫博物院,难道诗人也要如此吗?

新诗的语言要从人民群众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语言矿藏中采炼,才能炼出诗的真金。新诗的语言如果脱离了广大的人民群众,那么人民群众也会脱离新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