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鲁迅是什么样的人”

2006年10月18日中国教育报第10版刊登何贤桂的文章《鲁迅是什么样的人？》，文中引用鲁迅一句话，意在说明鲁迅是一个心理阴暗变态、刚愎自用、牙眦必报、不尽人情的人。何贤桂说：

鲁迅则最清楚自己的状况了，他曾说：“我自己总觉得我的灵魂里有毒气和鬼气，我憎恨它，想排去它，而不能。”但何谓“毒气”和“鬼气”呢？这种“毒气”和“鬼气”从何而来呢？与周作人相比，鲁迅的性格的确过于刚烈，在实现个人信念的时候过于情绪化。所谓的“毒气”和“鬼气”，是隐藏在鲁迅内心深处的仇恨，爱之深则憎之烈。这仇恨又是从何而来呢？为什么鲁迅对大众的爱又偏偏以仇恨的形式表现出来呢？

振振有辞，煞有介事。为此，我查引文出处，细读原文，才知道远不是那么回事。引文源于1924年9月24日给李秉中的信。是年8、9、10三个月，鲁迅给李秉中写了四封信，何贤桂引用的是第二封信。对鲁迅的书信，编者没有注解，但通读之，大致可以了解其背景：李秉中是年轻人，鲁迅的同事（或同道），因为未能按时领到月薪，想请鲁迅到有关部门说说情，求得早日解决。鲁迅答应帮忙，而且从第四封信（10月20日）看出，鲁迅确实为此事奔波了一阵。在给李秉中的第二封信中，鲁迅表示乐于助人，但又担心自己“无力”“无效”，并由此而言及所谓为人处事和人际关系方面的问题。鲁迅坦诚相告，承认自己身上有消极情绪和不健康的东西，怕对青年产生不良影响，故而惴惴。他说：

我自己总觉得我的灵魂里有毒气和鬼气，我极憎恶他，想除去他，而不能。我虽然竭力遮蔽着，总还恐怕传染给别人，我之所以对于和我往来较多的人有时不免觉到悲哀者以此。（1）

联系上下文，可以知道这里的所谓“毒气”和“鬼气”，是指某些消极情绪和不健康因素，而不是什么“仇恨”，更不必捕风捉影追查这“仇恨”从哪里来。鲁迅严于解剖自己，担心自己身上消极的东西会对青年产生负面影响，这正是鲁迅的真爱赤诚，光明磊落，坦荡无私，怎么会“是隐藏在鲁迅内心深处的仇恨”、“更加以仇恨的目光去看待这个世界”呢？不错，鲁迅对自己小说里“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阿Q、闰土、祥林嫂等的态度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但这同何贤桂文中所说的有什么共同之处呢？显然，何贤桂没有读过鲁迅的原文，引文是从他人的文章中转抄的，先入之见，断章取义，胡乱引申，否则是不会如此低能的。（何贤桂引了鲁迅一句话，就错了四处：是“他”，不是“它”；是憎“恶”，而不是憎“恨”；是“除”去，而不是“排”去；还有在“憎恶”前面应加一个“极”字。——这也证明何贤桂没有读原文。）

对“鲁迅是什么人”，何贤桂还有许多说道，他认为鲁迅不是思想家，充其量是个战士，原因在于鲁迅只能写杂文。为什么鲁迅只能写杂文呢？“多半是因为（鲁迅）内心缺乏信仰意识”。不仅鲁迅缺乏“信仰意识”，在何贤桂看来，我们整个民族都缺乏“信仰意识”。结论是：“有什么样的民族文化，便有什么样的文化人。在中国，只能诞生一个勇敢的文化战士，而非文化的大思想家。”

我认为鲁迅是什么样的人，鲁迅是不是思想家，是不是只能写杂文，有没有信仰意识，这首先是一个实际问题，有鲁迅自己的作品来说话，无须把它复杂化。同样，中华民族有没有信仰意识，也必须由我们民族的历史来证明，而不是任何个人想当然。何贤桂说鲁迅没有“信仰意识”，五四时期鲁迅就把自己的文学称“遵命文学”，他尊奉革命前驱者的命令，这不是“信仰意识”是什么？大革命失败后，由于血的教训，他一度奉信的进化论的“思路因此轰毁”，继而坚信“惟新兴无产者才有将来”，这不是“信仰意识”是什么？鲁迅临终前病榻上在自己口述他人笔录的一篇文章中谈到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时候，明确宣告：“我无条件地加入这战线”，这不是“信仰意识”是什么？何贤桂说鲁迅不是思想家，鲁迅在《狂人日记》中深刻揭露礼教的罪恶，他借“狂人”之口说：“这个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是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作品结尾大声疾呼“救救孩子！”思想之深刻振聋发聩。鲁迅杂文《写在〈坟〉后面》、《庆祝沪宁克服的那一边》等，对历史对社会对现实的精辟分析，至今都令人感佩。怎么能说鲁迅不是思想家呢？不过这问题看似明白，真正讨论起来就没有那么简单，会有意见分歧，甚至大相径庭。因为鲁迅是革命的，鲁迅的一生与中国革命息息相关，鲁迅的业绩只有在中国革命中才显示其不朽价值。那些以“告别革命”自诩的人怎么愿意看到这一点？鲁迅是建设者，他不仅大破，而且大立，他为构建中国新文学新文化苦苦求索，奋斗一生。那些以解构颠覆为能事的所谓“后现代”又怎么能看到这一点？

何贤桂的文章前面有一段导语：“今年10月19日，是鲁迅逝世70周年纪念日。很多人在缅怀鲁迅，同时也有很多人在重新评价鲁迅。”何贤桂自然也是在重新评价鲁迅了。他的观点看似很“新”，与众不同，但仔细读后又觉得似曾相识并无新意，同一个叫夏志清的人的认识很相似。夏志清美籍华人，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研究中国现代文学。他花了十年时间，写了部《中国现代小说史》，1961年耶鲁大学出版，最近译为中文在国内出版发行。夏志清的书用很长的篇幅评述鲁迅。夏志清说了些什么呢？

夏志请说，鲁迅在1925—1927年这一时期的杂文虽然也有可取之处，“但总的来说，它们给人留下了肤浅的自以为是的印象。鲁迅很虚荣，不能承认自己的缺点和错误。这些文章中非常重要的社会和文化批评是和他无情地追逼自己的敌手并为证明自己一贯正确以至不管逻辑和事实的诡辩因素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

夏志清说，鲁迅“投降”共产党后，创作能力衰竭，“他只能用一系列无休止的个人或非个人的争吵来掩盖自己创作能力的丧失。”

夏志清说，鲁迅“在精神和知识方面都是较肤浅的”，“他的十五卷杂文给人的总的印象却是琐碎的，好争吵的。”“鲁迅却只是把他的注意力集中于旧传统的明显错误，而纵容了，甚至后来还积极鼓励了那种幼稚而非理性的力量的活动，这种力量不仅使文化发展停滞衰落，而且毁灭了文化，这是长期以来已经证明了的。”（2）……

夏志清心目中的鲁迅哪里有半点“信仰意识”的影子？哪里有半点“思想家的影子”？有的是蛮不讲理，恶意攻击，无休止的争吵和报复。夏志清在评价鲁迅上意识形态的偏见是显而易的。

夏志清的话是不是“原创”？不是。1930年5月7日上海的《民国日报》上发表了署名“男儿”的文章《文坛上的贰臣传》就有“鲁迅先生在共产党诅骂到怕之后，一拉拢就屈服了”的“高论”（3）。在这之后还有一个女作家苏雪林更恶语中伤，她说：“鲁迅平生主张大打水狗，这是他极端褊狭心理的表现，谁都反对，现在鲁迅死了，我来骂他，不但是打落水狗，竟是打死狗了。”（4）（5）

同夏志清、男儿、苏雪林相比，何贤桂的口气温和得多，但同样认为鲁迅心理病态、牙眦必报、不尽人情。何贤桂与之相似，是仰人鼻息，还是所见略同呢？

当然，鲁迅是人不是神，鲁迅有过偏颇，有过失误，有过感情用事意气用事，鲁迅的思想也是变化发展的，是一个动态过程，对鲁迅当然可以批评，可以讨论。这对鲁迅研究，对总结历史经验教训都是有益的。但这种批评和讨论，必须有道德标准，必须有正确的价值观和正确的价值取向，必须有科学精神和科学态度。先入之见，实用主义，断章取义，望文生义，主观臆测，胡乱发挥，情绪化，非理性，等等，都是同科学研究格格不入的。鲁迅研究不应如此，一切研究都不应如此。

在鲁迅研究中还会涉及到这样一个问题，即在过去“左”倾路线时期，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鲁迅被捆绑在“左”倾思潮的战车上，被改造成为面目可憎的神。这的确是一场悲剧。但这能否证明鲁迅就是一尊面目可憎的神？当然不能。理由很简单，已经故去几十年的鲁迅怎么能制止后来人利用他的威望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怎么能为后人的某些行为负责呢？而且，实事求是地说，在那“左”倾盛行时期，岂止鲁迅，就连马克思、列宁也都有意无意被曲解了。而在那特定条件下出现的“鲁迅热”“鲁迅崇拜”，是同旷日持久的“个人迷信”“造神运动”相联系的，有极其深广的社会根源和历史根源，不是三两句话能够说得清楚的，任何简单作结，都可能失之偏颇。

至此，有人会问，那么照你看来到底鲁迅是什么样的人呢？其实，我的认识已经蕴涵在行文中，这里概括如下：

鲁迅是为中华民族文化孕育的、在中国革命的战火中淬炼的巨人，他是战士，更是思想家。鲁迅在中国文学中国思想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地位是不可动摇的，也是动摇不了的。

注释：

（1）《鲁迅书信集》上卷第60—6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

（2）《鲁迅研究年刊1979》西北大学鲁迅研究室编陕西人民出版社第547—559页

（3）《被亵渎的鲁迅》孙郁编群言出版社1997年第136页

（4）《被亵渎的鲁迅》第187页

（5）相比之下，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胡适在对鲁迅的态度上虽然不可能没有政治和意识形态偏见，但相对苏雪林等人较为冷静，也较为客观，如他在回苏雪林的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