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耻辱还是辉煌？ 2

让我们文章探讨的话题先从一首极富文采，写尽风流的词作说起！

望海潮——柳永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

重湖叠巘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千骑拥高牙。乘醉听萧鼓，吟赏烟霞。异日图将好景，归去凤池夸。

据说金主完颜亮读罢柳永的《望海潮》一词，特别艳羡南朝的花花世界，“遂起投鞭渡江、立马吴山之志”，隔年以六十万大军南下攻宋。（罗大经《鹤林玉露》卷一）

宋朝，一个在经济、文化、科技成就上，极其耀眼的朝代，为什么总是被来自北方的与其相比极其落后的少数民族欺负乃至灭亡呢？在我们的常识里，应该有这样一个观念，那就是——先进的总是战胜落后的！历史总是被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所推动，不断向前发展。但是，事实上中国宋朝的历史似乎违背了这一常识。

两宋时代，契丹人、女真人、蒙古人这些北方少数民族先后崛起，逐一登上历史舞台！他们都是宋朝人的劲敌，而且往往先是相互角力厮杀，像是遵循“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一样，战败者，或臣服，或远遁；胜出者随即再把征伐的目标锁向宋朝。对于宋朝人来说，这些从森林或草原呼啸而来的北方民族，一个比一个凶悍，简直成了挥之不去的噩梦！每每看到这些马背上的民族铁蹄震天，兵临城下，宋朝人总是无力抵挡。失败一个接着一个，从“澶（chán）渊之盟”到“靖康之耻”，再到“绍兴和议”，最后至崖山之战，宋室覆亡！

宋朝的最后一幕，尤其悲壮：据史料记载，公元1279年2月，南宋残军与元军在新会崖门海域（今属江门市）展开了一场历时20多天的大海战，双方投入兵力50余万，动用战船2千余艘，最终宋军战败，10万军民投海自杀，真是到了“战之若不能胜，唯有有死不辱”的绝境。也许你会骂宋朝被金人囚于五国城的徽钦二帝没有骨气，但看到这里，相信你绝不会再骂壮烈殉国的10万军民没骨气！

崖山的惨痛结局，让当时宋朝的遗民们痛哭流涕，对天哀叹：中华数千年传承下来的衣冠、文脉、道统从此断绝了！但也有有识之士逃至深山，伺机东山再起；也有英雄豪杰藏匿民间，秘密结社，反抗当时他们视为异族的星火一刻也没有熄灭。

为了镇压宋朝遗民的反抗，元朝统治者制订了“民族分化、等级压迫”政策，将最不安分的宋朝遗民定为最低等的“南人”，让居于其上的“蒙古人”、“色目人”和他们认为归附的“汉人”，对其进行残酷地压制、监控，试图让其永世不得翻身！但是既便如此，仅仅过了89年，在元朝统治者征集民夫为黄河修河堤时，还是爆发了韩山童、刘福通领导的红巾军起义。

据史料记载：元末，林儿父山童鼓妖言，谓“天下当大乱，弥勒佛下生”。河南、江、淮间愚民多信之。颍州人刘福通与其党杜遵道、罗文素、盛文郁等复言“山童，宋徽宗八世孙，当主中国”。乃杀白马黑牛，誓告天地，谋起兵，以红巾为号。至正十一年五月，事觉，福通等遽入颍州反，而山童为吏所捕诛。其妻杨氏，子韩林儿逃武安（今河北武安）。后刘福通再次起义，立韩林儿（韩山童之子）为帝，称小明王，以亳州（今安徽亳州）为都，建国号大宋，年号龙凤。由此可见，赵宋王朝在民间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实在巨大！

让我们再回到正题，我们不禁要再次发问：先进的民族怎么会被与其相比极其落后的少数民族欺负乃至灭亡呢？

其实，宋被辽、金欺负，后亡于蒙古的原因说起来也很简单：在热兵器时代没有真正到来之前，文明人是打不过野蛮人的！因为冷兵器时代，两军对阵，主要靠的是以勇力取胜！

而宋朝开国君臣总结自唐末以来，天下纷扰数百年不得安宁的历史教训，为了彻底避免藩镇割据和武将篡位的局面，为了放心达到国家久安和帝业永固的目的，定下了“弱枝强干，崇文抑武”的国策，军事上执行的是文官指挥武官的体制。但是矫枉过正。虽终其一朝确实基本没出现过前朝武人干政的情况，但对外军事用兵却是屡屡失败，难得一胜！这是宋朝开国君臣没有料到的！

试想：文官乃读书人出身。一般情况下，读书人十年寒窗，费尽心力，势必读得文质彬彬，弱不禁风。这样的人，一上战场，脚软手颤。若是亲眼看到两军厮杀，血肉横飞的场面，多半会吓得魂飞魄散，抱头鼠窜。哪里还能指挥打得了仗！所以，文官领军，除非是岳飞、于谦这样文武双全的人物，否则，让纯粹读圣贤书的一介书生来指挥打仗，哪有不失败的！

由于宋朝立国实行的是文官政治，宋朝的统治者一直奉行防守型国防政策，故而主要精力放在对内搞活经济，发展文化事业上，对外几乎没有开疆扩土，驱逐四夷的雄心壮志。因此，在社会稳定、经济发达的宋朝，社会的精英人士要么选择读书致仕，要么选择经商设坊，尚武精神日益淡薄，武人地位低下，有所谓“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之说。所以，宋朝的军队，特别是北宋的军队，给人的感觉不是为了保家卫国组建的，而是为了收容社会闲散人员，减少破坏社会稳定的因素组建的。故，战斗力就更低了！

在这种情况下，对付来自北面白山黑水和大漠草原的尚处于游牧部落时代的尚武之人，宋朝人，哪里打得过呢！换作我，我也打不过！但是如果有枪，即使是手无缚鸡之力，我也能打死一个骑马舞刀而来的壮汉。后来的历史不也证明了这一点么！成吉思汗的孙子拔都元帅凭借快马弯刀一直打到欧洲的多瑙河流域，当时的欧洲人想尽了办法也不是敌手，只好惊呼“黄祸”来了，四散奔逃，躲进深山。但是600年后，当欧洲人凭借其工业革命的成就，装备热兵器，泛海而来，马背民族就再也不是对手了！

1860年，僧格林沁曾率蒙古精骑想靠快马弯刀在八里桥阻击英法联军，保卫京师。结果，一照面就被英法军队用新式快抢打得人仰马翻，不费吹灰之力！此后，僧格林沁几乎失掉了与洋人对阵的勇气。

满人原本和蒙古人都是马背民族，看到这个失败，终于知道马背称雄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与洋人对阵，不但1840年海上打不赢，而且在陆上，老祖宗传下来的快马弯刀也不是对手。这种一输到底的恐惧，深深地震撼了清朝统治者的内心。为了维护统治，不得已只有采取“不激怒洋人”的苟安退让政策——“量中华之物力，结舆国之欢心”！于是，不平等条约一个接一个，签到手软。但从此，国威大损，民心离乱。1912年，清帝逊位。

我们再把历史的镜头转向明朝末期的“宁远大捷”——宁远之战是明朝自有辽事以来，明军对后金军的第一个大胜仗，明人称之为“宁远大捷”。但是，宁远战前，形势对袁崇焕极为不利。袁崇焕是在后金兵锋强盛、宁远孤城无援的态势下，取得“宁远大捷”的。当时，后金军大兵压境，明军主力部队撤入山海关内。袁崇焕前有劲敌，后无援军，独守宁远孤城。但是袁崇焕凭着自己的指挥才能、坚强意志和西洋大炮，打败了努尔哈赤组建的八旗精锐，并将其击伤，导致其病痛郁郁而终！

后来人总结：宁远之战，明朝之所以大捷，后金之所以大败，其原因诸多方面而又错综复杂。但均认为西洋大炮是袁崇焕获胜与努尔哈赤失败的一个基本因素。

由此可见，假设宋朝人要是也拥有明朝袁崇焕使用的西洋大炮，他契丹人、女真人、蒙古人哪里敢来逞凶！即使失去了燕云十六州的地理屏障，也不可惧——“凭坚城，用大炮！”只要这些野蛮人敢来，就在城头，居高临下，发射炮弹，还打不死他们？也假设明朝袁崇焕的部队要是也能拥有英法联军使用的新式火器，早灭了后金，收复辽东了。再说，明亡实亡于内乱——流民起义和朝廷倾轧。真要打，只要选将用人得当，一个袁崇焕就把他努尔哈赤挡住了。

当然，历史是不能这样假设的！我们要思考的是：同一时代，为什么欧洲人能造出新式武器，而我们却还拿着大刀长矛。也许，当时的英法联军第一时间看我们国家的正规武装部队就是这个样子，他们的战士可能会以为是那是一群曾在非洲、澳洲遇到过的落后土著部落组成的军队。堂堂华夏，沦落至斯，耻辱啊！

宋朝的历史给我们的教训是：一个国家，不能穷兵黩武，但也不能轻视武备。如果武威不盛，即使经济再发达，也只不过成为四方强盗觊觎的对象罢了。只要强盗们觉得缺钱花了，就随时组织军队过来敲诈、勒索一下。结果，国家除了用金钱、女子、布帛来满足强盗们的贪欲外，别无他法！宋朝人就这样窝窝囊囊，心里极度自豪，又极度自卑，不能真正直起腰杆做人！以至于我们后人看宋朝人：虽然有财富，有文化，有品味，但耻其历史上留下的千载难洗的“软骨头”恶名！这就像一个男人，即使再有钱，如果没有能力保护家小，他就不是一个真男人！

对于宋人的失败，我们要客观分析原因，像今天的我们总是津津乐道于雄汉盛唐的豪情，而耻于谈论两宋覆亡的悲歌，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这对宋朝人来说，是不公平的！不信换了你，你试试！

下面是通过相关史料对以上理论的又一证明：

拔都

拔都（1207年～1255年）

成吉思汗长子术赤的次子，钦察汗国的创建者。1227年术赤去世，拔都受诸兄弟推戴，继承父位，统领术赤兀鲁思。分所部军民为二，以一半属兄斡儿答，使领有兀鲁思东境，号为左翼；自领另一半，为右翼。1229年，率术赤系诸王赴怯绿连河（今克鲁伦河）大斡耳朵参加忽里台，推举窝阔台为新任蒙古帝国大汗。

术赤曾奉命攻取钦察等北方诸国，但他在世时，势力只达到钦察草原东部的押亦河（今苏联乌拉尔河）。

1235年，窝阔台召集忽里台大会，决定由各系宗王居长者统兵远征钦察、斡罗思、孛烈儿（波兰）、马札儿（匈牙利）以及这一方面所有未服之国。出征诸王有：以拔都为首的术赤诸子，窝阔台长子贵由及其弟合丹，拖雷长子蒙哥及其弟拨绰，察合台长孙不里、子拜答儿，成吉思汗庶子阔列坚等。以拔都为诸王之长，统率全军，以大将速不台为先锋，并命万户以下各级那颜皆遣长子从征。

1236年秋，拔都与诸王、诸将之军会师于不里阿耳边境，征服押亦河以北的巴只吉惕部落，并遣速不台率军进取不里阿耳等国。不里阿耳失降，后又整军备守，拔都怒，命速不台再攻，屠其都城（在今卡玛河与伏尔加河会流点南）。

拔都命蒙哥率左翼军攻钦察、阿速，1237年春初，擒杀也的里河（今苏联的伏尔加河）下游的钦察部首领八赤蛮。随后，拔都率诸王军征服莫尔多瓦国。秋，拔都召集诸王大会，定议进兵斡罗思。冬，攻陷也烈赞（今苏联粱赞附近）。

1238年初，攻陷莫斯科，屠其城。遂进围弗拉基米尔，猛攻五日，城破。同时分兵攻取旁近诸城。弗拉基米尔大公尤里•符谢沃洛多维奇退守昔赤河，孤立无援被歼。拔都军继续抄掠诺伏哥罗德、斯摩棱斯克、契尔尼果夫诸国，然后回驻也的里河下游。秋，蒙古诸王分兵攻取太和岭（今高加索山）、黑海以北钦察、阿速各部以及斡罗思诸国。

1239年冬，贵由、蒙哥之军攻陷阿速国都蔑怯思城，分遣一军取铁门关（今苏联俄罗斯杰尔宾特西）。

1240年，拔都与贵由、不里发生争执，恰遇窝阔台大汗患病，召贵由、蒙哥等回蒙古（大蒙古国本土），留拔都继续征进。秋，拔都自统大军攻克克乞瓦（今乌克兰首都基辅），又取伽里赤。至此，斡罗思诸国大部分被征服。

1241年，拔都分军为两路继续西征。一路由诸王拜答儿、大将孛栾台率领，攻入孛烈儿，于里格尼茨击溃孛烈儿、捏迷思（德意志）联军，即转兵南下与拔都会合；另一路由拔都兄弟和速不台统率，攻入马札儿，于.宁河（今匈牙利东部索约河）畔击溃其王“怯怜”（匈牙利语“国王”）之军，遂进渡秃纳河（多瑙河），攻掠马茶（今匈牙利布达佩斯）等城。1242年冬，窝阔台死讯传到军中，拔都率师东返，次年春，抵也的里河大营（参见第1431页蒙古西征图）。

这时，大蒙古国汗位空缺，由皇后乃马真氏摄政，召诸王来会，议立新汗。拔都与贵由不和，闻将立贵由，便托辞风疾，中道返回大营，只遣兄弟赴会。拔都是长支宗王的首领，由于他缺席，选汗大会推迟了三年。贵由即位后，谋发兵攻拔都。1248年初，伪称往叶密立养病，率护卫军西行。拖雷妻唆鲁禾帖尼得知贵由意图，密遣急使驰告拔都，拔都即整军东来迎敌。三月，贵由暴死于横相乙儿之地（今新疆青河东南），其妻斡兀立海迷失摄政。拔都遂以长兄身份召集诸王至其驻地阿刺脱忽刺兀（在术赤兀鲁思东境），商议选立新汗。蒙哥兄弟应召赴会，察合台、窝阔台两系诸王以大会应在蒙古本土举行为理由拒不与会，只派代表参加。术赤、拖雷两系诸王单方面举行大会，由拔都倡议，推举蒙哥为大怯，并决定来年在怯绿连河大斡耳朵重新召集大会，拥戴蒙哥正式登基。拔都遣其弟别儿哥等率领大军扈从蒙哥东还。1251年，蒙哥即位，从此大蒙古帝国汗位由窝阔台系转入拖雷系，拔都也因拥立有功，取得更大权力。

根据成吉思汗生前的分封范围，钦察草原、不里阿耳及阿速被征服后，即并入术赤兀鲁思，于是拔都在也的里河下游建萨莱城（今苏联的阿斯特拉罕地区附近），作为国都。斡罗思诸城邑名义上应为黄金家族的共有财产，由大汗管辖。因此，在贵由、蒙哥时代，大汗政府均曾派官检括斡罗思户口。1257年，蒙哥还任命驸马刺真之子乞■为达鲁花赤，镇守斡罗思。但因为距离太遥远，斡罗思地实际上受拔都统治。他以归附蒙古的斡罗思贵族担任各公国长官，并从中选任一人为全斡罗思大公，仍各置达鲁花赤监督。拥立蒙哥以后，拔都凭势将塔刺思及河中地区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蒙哥又将谷儿只（格鲁吉亚）授与拔都亲弟别儿哥为分地。术赤兀鲁思成为大蒙古国中领土最大的宗藩之国，其境域东起也儿的石河（今额尔齐斯河），西包斡罗思诸公国。斡罗思人称拔都大营为“金帐”，穆斯林史家因拔都家族立国于钦察草原，称之为钦察兀鲁思，“金帐汗国”、“钦察汗国”之名即出于此。拔都对部下将卒颇宽厚，不吝赏赐，蒙古人称他为“赛因汗”（Sayinqan，意为好汗）。

参考书目

《元史》卷3《宪宗本纪》，卷121《速不台传》，中华书局，北京，1976年。

同样是蒙古民族的后代，谁能想到500年后，曾经俄罗斯斯拉夫人的统治者，居然成了昔日属民的看管对象；曾经纵马弯弓、所向无敌的蒙古精骑居然成了俄罗斯争霸的雇佣军；曾经不可一世的蒙古大汗，居然连自己的世子都要送到俄罗斯宫廷作人质！

渥巴锡汗

渥巴锡汗（1742－1778）土尔扈特汗。1761年一月，袭父职为本部汗。1768年－1769年，奉俄国政府之命，率领二万士兵赴高加索参加俄国与土耳其的战争。在他统治时期，俄国政府采取限制卡尔梅克汗的权力的措施。汗属下的札尔忽赤（断事官）、宰相都由俄国政府任命，汗不能单独决定军政大事、不能断案。

1755年，清朝征服准噶尔后，车凌太师率领一万户卫拉特逃至伏尔加河。车凌太师劝他"东归收复被占领的土地"。于是他召集僧俗首领协商，决定东归。

1770年一月，带领三万三千户十六万余人从伏尔加河东岸出发，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历尽艰辛，于1771年春来到伊犁附近的塔麻干地方。中途遭到俄军的追击、哈萨克的抢夺，又有传染病流行，人畜损失三分之一。他与诸那颜商议，不能武力夺取准噶尔，只能做大清皇帝的属民。

同年秋，赴热河承德觐见乾隆皇帝。乾隆皇帝赐给他"绰力克图汗"号，将东归的土尔扈特人安置在阿尔泰山、天山南路，设乌讷恩苏珠克图盟。该盟分东、西、南、北路，各设盟长。渥巴锡保留汗号，授札萨克，领南路，汗号及盟长职务世袭。游牧地在珠勒都斯河流域。

南书房主人

2009年11月1日15：30

附：

宋朝——耻辱还是辉煌？

东京梦华

历史的天空2009－10－2522：12

现在有很多人，说到中国历史的耻辱就是宋朝。

为什么呢？因为宋朝被少数民族欺负，被蒙古灭亡？其实在当时的世界历史，被蒙古灭亡的又何止宋朝。连最强大的阿拉伯（花喇子模等部），波斯都被蒙古灭亡。

而世界强国仅仅几个月就被灭亡，而宋朝抵抗了半个世纪。

宋朝为什么值得国人骄傲？有一位外国著名学者说过，宋朝就是中国的文艺复兴。

宋代科学技术无疑居于当时世界的最前列。两宋时代在科学技术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之大、之高，在中国历史上是罕有的。震惊世界的三大发明——火药、活字印刷和指南针，就诞生于这一时期。正如国内外许多著名史家指出的，这三大发明改变了整个世界文明的发展进程。

除此之外，中国人在许多方面也取得了成功，兴修水利，实施水稻的双季栽植；茶叶种植面积扩大；棉花成为普及性农作物；算盘开始应用，从此成为东亚商人的主要计算工具；火药的发明又推动了火箭、突火枪、火炮、地雷、火毬等兵器的革命。总之，没有两宋社会良好的科技氛围，活字印刷的发明是很难降生的。可能活字印刷的发明是偶然的，但它确实又寓于两宋社会尊重科技、重视科技氛围的必然之中。

在天文领域，宋代也取得了辉煌成就。北宋中期，杨忠辅制定《统天历》，以365。2425日为一年，这个数字与西方1582年颁布公历时的数据完全相同，比现代天文学所测数值只差26秒。由此可见，宋代天文学发展水平之高。

在生物学和医学领域，宋代也是成就卓著。在经济文化全面发展的背景下，宋朝政府十分重视与广大民众卫生健康息息相关的医学事业，不仅政府出面编辑刻印了很多医学典籍，而且要求各州县加以推广应用。其中《太平圣惠方》100卷，收录中药处方16834个，《圣济录》200卷，是医学上的一部百科全书，收集了诊断、处方、审脉、用药、针灸等各方面的理论和实践成果。《政和本草》共介绍各种药材1558种，其中新增加628种新药，可以说是一部完备的药物学著作。南宋时期的宋慈收录并总结了前人的法医知识，创作出《洗冤集录》一书，其中涉及验伤、验尸、血型鉴定、死伤鉴别、检骨等多方面的理论和实践，同时对毒药和医治服毒的方法也进行了总结，这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法医学著作。上述仅仅是介绍了宋代医学领域很小部分的成就而已，于此亦可以看出两宋时期科学技术发展水平之一斑了。

除上所述之外，宋代另外两项重要成就有必要单独提一下：其一，宋代的绘画艺术。末代皇帝赵佶虽然做皇帝不行，但他对中国绘画艺术的巨大贡献却不可否认。首先，他是一位天赋极深的绘画爱好者，又是造诣很深的画家。其次，他又是宋代绘画领域的组织者和主要资助者。由于这一渊源，在宋代宫庭之内，集中了一大批杰出的画家。黄筌的花卉，李公麟的人物，米芾及子友仁的山水，徽宗本人的花鸟，皆卓绝于世。即使以现在的眼光审视他们的艺术水平，也可以说前无古人，至于是否有来者，则要看未来的艺术家是否能够超越前人了。其二，宋代还有一最辉煌的美术工艺，为历朝所不及者，就是磁器。功底深厚的宋代文化，统治者的自身的文化素养及价值取向，使凝聚在宋瓷上的文化艺术更是空前绝后的。以宋官窑代表典型的供御用瓷，其釉色平淡含蓄，素雅之中表现着内心的意蕴。从美学角度，它的艺术格调是高雅的，特别受到西方人的倾赖。

细密的冰片，隐约间闪烁着钻石的光芒，仿佛是宋代艺人无意间冰镐敲击的严冰穿过时空来到了我们面前、温润而细腻。后世把宋代五大明窑称为“千古绝唱”。那是与历代仿制不成，差别巨大是有一定原因的。宋瓷是最精美艺术与精确工艺完美的结合。因为各地名窑瓷器大量地生产，不仅供皇家贵族使用，还为官员学者们、及市民阶级所珍爱、使用，所以让所有见着的人都赞叹不已。宋瓷许多的工艺都已失传，宋瓷许多的工艺水平即使现代都难达到。宋朝的瓷器是如此的精美，可以说宋朝遗留下的官办瓷器几乎都价值连城。自宋代以后，历代文人墨客及古玩爱好者对宋代官窑津津乐道，撰文著书者众多，但历史上能够亲眼目睹并真正鉴赏宋代官窑真面目的人少之又少。有关宋代官窑的论述变地扑朔迷离，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样，便给人们留下了发挥自由想像的空间。对宋官窑的研究也就成了中国古陶瓷学述研究中最为热门的课题之一。科技就不再多说，宋朝最让人惊叹的就是，不以言论治罪。

宋朝的文人政治最彻底，文人出任国防部长（枢密院）是近代西方才出现的新鲜事，但在宋朝，这可是一个常例。军队的改革是军无常帅，帅无常军，这也是现代国家统帅军队的基本制度。据史载，太祖立国之后，曾在太庙里刻下祖训，此训只有皇帝本人在祭祀太庙时，由一个不识字的太监引导到太祖誓碑前背诵。开封城破之日，有好奇者跑到太庙时方知上面的内容（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应不朽的名言）：“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中赐尽，不得市曹行戮，亦不得连坐支属”；“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难能可贵的是，宋代历朝皇帝都还算听话。让太祖的这几条中国历史上迄今最为开明的政策，得到了切实的执行，达三百年之久，可以说这是有宋一朝三百多年的大宪章，也是同时代世界各国中最开明的大宪章，它从根本的制度上确保了宋朝所以成为中国文明的最高峰。宋代是真正的士大夫时代，也即是文人口中称道而身行之的时代。庙堂之上，君臣争论不已；江湖之中，书生指点江山。试问哪朝哪代，文人有这等身份和地位？朝堂之上，包拯吐沫横飞，仁宗皇帝不得不以绢试脸，而老包却只当不见，仍然在慷慨陈词；江湖之上，范仲淹妙笔生花：“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一段说宋的评价是：“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而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有宋一代，是中国知识分子活得最滋润的时期。也是中国知识分子政治上有理想、文化上有创新、道德上有追求、生活上有保障的社会。我们不否认宋代有政治斗争，但政治斗争往往只是政见的不同，虽然有党同伐异，但没有从肉体上消灭。最多是贬谪。王安石、欧阳修、司马光、苏轼虽然政见上不同，但私谊却还不算。欧阳修死后，给予欧阳修评价最高的，不是他的党内同志，而是政敌王安石。可见那是一个君子时代。中国历史上有那么多的名人都出现仁宗朝（唐宋八大家有六大家在同时出现），绝非偶然，是适宜的政治政治环境孕育的果实。中国历史上的比较成熟的政党政治，就是这一时期典型的政治现象。以王安石为首的改革党和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党轮流执政近百年，这在世界历史上都是一个奇迹。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我这里提出的是政党，而不是历史上人们常常批评的朋党。中国历史有很多朝代，都存在大臣之间拉帮结伙，互相倾扎，为祸国家社稷的情况。欧阳修对此有过论述：“君子同道，小人同利”，历史上的朋党，往往纯粹为了利益而相互勾结，互为依托。政党则不一样，虽然他们之间存在利益，但重要的，是他们有理想、有诉求，并希望有机会实现这种道义。套用现在的话，就是政党首先必须有远大的理想，具体而现实的目标，有纲领、有组织、有领袖。这些现实时髦的东西，早在仁宗时代就实施了，虽然效果不好，最后未能挽救北宗的败亡，但其作为政治制度的先进性，却不能忽视，更不能抹煞。

纵观宋以前的各主要朝代，各有弊端。汉自始至终，未脱离过外戚之祸，这个王朝的一开始就没有开个限头，吕后当权，差点干掉刘氏江山。最终，它还是亡在外戚上。除了外戚之外，汉还搞了诸王分封，结果也差点坏了大事，汉以后的西晋，就毁在诸王分封上。八王之乱，结束了西晋的统治，也开始了中原地区的首次外族治权。唐朝似乎重武轻文，地方官员都委以军政大权，人权、财权、治权都在各藩镇，结果尾大不掉。为了扩张，重用北方蛮族，类同于罗马帝国用蛮人当兵替自家打仗，可结果如何？与罗马帝国的下场很相似。

在极盛期就发生了安史之乱，蛮人攻占了两京，并且丢失了所有扩张的版图，西域、蒙古、自家的河西走廊，甚至河北（河北在唐中后期发生了逆向的蛮族化），首都几次被攻陷，完全是一个分裂的局面。自唐德宗后，中央政府已经名存实亡，很象春秋时代的周王，地方诸侯想到你了，就给点，想利用你了，就送点。由于唐朝中央政府没有对各地进行有效地管治，造成军阀混战。中原地区的经济与军事实力空前削弱。北方蛮族趁机侵入中原，并不断蚕食领土。到朱温代唐时，中原已经成了汉族与蛮族杂居的严重现实。契丹人及其它蛮族趁机成了自己的国家，建立了类似儒家文化的政权。可以说，藩镇之乱，造成唐朝的灭亡，并直接形成了以后五代十国这一中国自先秦以来最为严重的大分裂。这次分裂对中华文明的危害之深，只有今天才可能有比较清楚的认识。

这就是东胡系（鲜卑、契丹、女真、蒙古）蛮族有机会从游牧民族逐渐地转变为依靠农业与儒家文化的文明民族。而这一点成了稍后宋朝统一的主要障碍。宋立国之后，当政者需要面对的问题就是建立怎样的政治架构才能克服自秦以降各朝各代的弊端。以科举制建立人才选拔与任用机制，既打破门阀托大的政治格局，又很好地解决官僚世袭制的弊端。虽然自隋代就开始了科举制度，但这一制度作为人才选拔的基本制度还是建立在宋代，准入条件的降低，选拔人数的增加（唐代录取进士，每次不过二、三十人，少则几人、十几人。宋代每次录取多达二、三百人，甚至五、六百人），科举制度作为国家开科取士的手段实施，使宋代很快进入了士大夫时代。不过后人每每诟病宋之武弱。宋的对外悲剧前面有专述，本节不再解释。这里引用明朝一位学者的话来作一个总结：“或谓宋之弱由削节镇之权故，夫节镇之强，非宋强也，强干弱枝，自是立国大体。二百年弊穴，谈笑革之，终宋无强臣之患，岂非转天移日大手段。”诸般作法均有流弊，两害之中权其轻，两利之间权其重，不亦合乎？

宋代是我国传统文化发展的巅峰时代。哲学、伦理、教育、科学、文学、艺术、医学、工艺可谓是百花齐放，并且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武人出身的宋太祖，对文化的重视超过其它所有的开国皇帝。帝尝读《尧典》，叹曰：“尧、舜之世，四凶之罪，止从投窜，何近代宪纲之密邪！”赵匡胤于是制定了法律。法律规定不能在朝庭上鞭打大臣。不准对公卿辱骂。臣下除了谋反和叛逆外，不得杀戮。又专门建立了言官制度。开国宰相赵普曾言：“臣半部论语治天下。”太祖曾言“宰相须用读书人！”这君臣两位对儒家、对读书人的态度决定了宋朝对文化的基本政策。从此宋朝成为中国历史上自春秋战国以来第二个学术自由的时期。

宋代学校教育异常发达，京师设有国子学，太学等等，另外有专业性很强的武学、律学、算学、画学、书学、医学。宋仁宗以后，鼓励各州县兴办学校，至宋徽宗时期，全国由官府负担食宿的州县学生人数达到十五、六万人，这种情况在当时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除了官办学校而外，私人讲学授徒亦蔚然成风，其中以书院的兴盛最为引人注目，闻名全国的有所谓四大书院，即石鼓、岳麓、白鹿洞、应天书院，据史书记载，至南宋时期，很多州都建有书院，如绍兴、徽州、苏州、桂州、合州，等等。书院与官办的州县学不同，通常是由士大夫所建，因而学校环境较为宽松，除了正统的儒家学说而外，其它各种学术均可以讲授，不同的思想可以相互交流、切磋、辩难，如朱熹、陆九渊的“鹅湖之会”，朱熹陈亮之间的“王霸义利之辩”等等，从而活跃了师生的思想，推动了学术的繁荣和进步。教育的普及既是宋代文化高度发展的重要标志，也是宋代文化之所以取得重大成就的重要原因。

具体说来，宋代文化在哲学、史学、文学、艺术等各方面均取得了独具特色的成就。就哲学、伦理而言，宋代是继春秋战国之后最富成果的时期。以周敦颐、程颢、程颐为代表，以儒家经典《易传》和《中庸》为核心，同时吸收道家、道教、佛教等思想，建立起一套较为完整的把宇宙本原、万物演化以及人性善恶等理论体系，成为宋代理学的开创者，最终形成了以理学为代表的新儒学，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至北宋中期，运用“天理”这一范畴，将本体论、认识论、人性论等有机联系在一起，“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是永恒存在的、宇宙万物的本源。它不仅是自然界的最高法则，也是人类社会的最高原则。二程还较为系统地确立了宋明理学的基本范畴，可以说是两宋理学的奠基人。至南宋时期，朱熹又以二程思想为核心，吸收揉和北宋以来各派儒家学说，包括周敦颐、张载等人，建立起一个庞大而系统的思想体系，他以“天理”和“人欲”为主轴，将人类的自然观、认识论、人性论、道德修养等有机地集合起来，从而完成了建立新儒学理论体系的艰巨任务，因而，朱熹是两宋理学的集大成者，也是孔子、孟子以后影响最大的儒学者，在中国历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然而，理学在宋代并非一统天下，不论是南宋，还是北宋，思想界都非常活跃，同时存在其它种种不同的思潮。与朱熹学术存在差异的陆九渊吸取禅宗理论提出了“心即理”的命题，二者之间经过激烈争论，最后不了了之，可知当时学术空气相当自由，学术环境也是非常宽松的。再如史学领域，在编纂体例方面，除了继承传统的编年、记传体之外，还新创立纪事本末体，对此后史学的发展产生非常深远的影响。通常而言，当代史存在不少忌讳，因而宋朝政府开放私人修史的限制，无疑会大大促进史学的繁荣和发展。正因为如此，宋代史学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其中以司马光等人所著《资治通鉴》最为著名，作为一部编年体通史巨著，其史学价值和政治价值足以和《史记》相媲美。在文学方面，宋诗不仅继承了唐诗的辉煌，而且还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宋体。艺术成就和唐诗并峙的就是宋词，在宋代，这一艺术形式的成就达到顶峰。以欧阳修为代表的一批散文大家使这一文学形式也达到前无古人的高度。应该说，宋代在文化方面所取得的成就非常卓著，很多领域都达到了古代文明的最高峰，也给后代文化的发展带来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如明清时期的小说便是直接导源于宋代说书人所用的话本，等等。最后再来看宋朝的经济，当时占世界的60％。工商业极度繁华

在许多人看来宋朝大概是中国历史上最糟糕的王朝之一了，“弱宋”二字似乎是把这个统治中国大部或半部300多年之久的朝代给盖棺定了论。的确，按中国传统对王朝的评价标准来看宋朝也确实挺丢人的。首先，要有强大的中央集权——这一点宋朝似乎还过得去；其次，要“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西域还不够，顶好是把莫斯科也弄来——这方面宋朝就差劲了，南宋偏安一隅就不必提了，诸如“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之类的讽刺诗句大把的有，就是北宋，真正把东部的国境线推到长城一线的时间也不过是一瞬间而已，西北就更不用说；最后就是要扬国威于域外——“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最好是每年封一次狼居胥。天可汗算什么？要宇宙可汗才爽——这宋朝就更加糟糕了，什么长驱漠北，直捣黄龙就别提了，连自己都保不住，每年不断的送钱，叫叔叫伯的还老是挨揍。两个皇帝作了俘虏，两次在大陆上待不住要跑到海上去——这些都堪称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光辉事迹。

有一个数字是很引人注目的——宋朝年财政收入最高曾达到16000万贯文，北宋中后期的一般年份也可达8000－9000万贯文，即使是失去了半壁江山的南宋，财政收入也高达10000万贯文。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我们用其他的数字比较一下就知道了。明隆庆5年（1571）国家岁入白银250万两。张居正改革之后的万历28年（1600），岁入400万两（虽然张居正死后人亡政息，但相对在财政上的改革被破坏得较少，而且此时距张去世仅十几年，估计这个数目比张居正当国时期的岁入也少不到哪里去）。明末天下大乱，在后金和农民起义的两面夹击下，明政府先后增加了辽饷，剿饷和练饷的征收，即著名的“三饷加派”，结果弄得民怨沸腾，烽烟四起。那么这种为时人评为“饮鸩止渴”的做法为国家带来了多少收入呢？大概每年1000万两左右。也就是说此时明朝一年的财政总收入大约是1500万两白银左右。如果我们认为银钱的一般兑换率为1两白银＝1贯铜钱的话，那么此时明朝的财政收入仅仅是北宋的不到1/10，南宋的不到1/6，尽管这已经是南宋灭亡的300多年之后，尽管明朝的国土要远远大于宋朝。清朝的财政状况比明朝要好一些，国家初定的顺治7年（1650）岁入1485万两。咸丰年间（1850前后），岁入约为3000－4000万两。数量仍然远远小于600年前的宋朝，而此时中国的人口已经超过3亿，估计为宋朝人口的2－3倍以上。直到清朝末年，国家岁入才达到了宋朝的水平。（由于兑换率折色率等方面原因，可能会对宋朝的岁入有所高估，但即使如此，宋朝的岁入远远大于其他任何一个封建王朝依然是一个无疑的事实）宋朝的财政收入如此之巨大，是不是意味着人民的负担也极其巨大呢？当然，从人均财政收入上来看肯定是这样。但是，要知道，宋朝是中国历史上仅有的两个没有爆发过全国性的农民起义的大型王朝之一。仅有的几次较大规模的起义，如李顺王小波起义，宋江起义，方腊起义，钟相杨幺起义等都不曾超过一省的范围。有这样良好记录的另一个朝代是西晋，而西晋之所以能够如此，恐怕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它的寿命实在太短了，根本来不及爆发起义。

可见，宋代的老百姓生活的并不坏。我们之所以认为宋代老百姓苦不堪言，恐怕很大程度上是受“水浒传”的影响。姑且不提这里面虚构的成分，其实就是从“水浒传”里来看，那些被逼上梁山的好汉落草的主要原因或者是受人迫害，或者是犯了罪，或者是被擒被骗上梁山的，真正没有饭吃，活不下去上梁山的极少。

那么那庞大的财政收入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看一下下面一组数字就知道了。熙宁10年（1077）北宋税赋总收入共7070万贯，其中农业的两税2162万贯，占30％，工商税4911万贯（这个数字究竟有多大，我们可以比较一下，明朝著名的财迷皇帝明神宗（万历）以“矿税”的名目，用杀鸡取卵的方式压榨工商业者，8年间总共搜刮到了200万两白银，不足宋朝的一个零头），占70％。这个数字说明，构成国家财政收入主体的，已经不再是农业，而是工商业了，农业社会已经在开始向工业社会悄悄迈进了。宋朝获得庞大的财政收入并不是靠加重对农民的剥削，而是国民经济飞速发展，工商业极度繁荣，生产力水平提高的结果。

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对大量小自耕农直接征收农业税一向是国家统治的基础，像宋朝这样的情况实在是绝无仅有，直到清朝末年，工商业收入才再一次超过了农业税。由于大量独立的小自耕农不再是国家生存的根本，宋朝得以采取了与其他王朝迥然不同的土地政策——“不抑兼并”。数千年来，中国传统上一向将土地兼并视作国家大害，千方百计加以抑制。以至于形成了这样一个循环——朝代开国时重新分配土地，造就出数百万个小自耕农；经过上百年日积月累，土地向少数人手中集中，国家丧失税源，一些失去土地的农民挺而走险；大规模农民起义爆发，政府崩溃，新王朝建立，重新分配土地。这种做法完全是一种自然经济的产物，它固然可以保证大多数农民都能有一些土地耕种，但另一方面，这种做法也限制了分工，限制了集约经济的发展，限制了工商业的兴起，将中国社会牢牢的捆在自然经济之中。而且，这并不能完全阻止土地集中的趋势，必须每隔一段时间就重新分配一次土地，而每一次对土地的重新分配几乎都要伴随着大规模的战争与破坏。

宋朝的做法却使它得以成功的跳出了这一循环。一方面不抑兼并，使土地能够集约化的经营，并腾出大量剩余劳动力（据估算，当时不足1％的人口占有了全国土地的70％，而每年进入流通市场的土地占全国总面积的20％）；另一方面成功的发展了工商业，不仅仅吸收了大量农村劳动力（仅信州铅山的一个铜铅矿就常雇有十余万矿工，日夜开采），更重要的是促进了社会经济，生产力的飞速提高。这不禁让人联想起英国产业革命初期“羊吃人”的现象，社会经济的发展方向是何等相似，不同的只是宋朝的规模要比英国大许多倍，时间比英国早几百年，而人民因此受到的苦难比英国少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