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民族特性和民族精神

（一）

一个民族的民族特性和民族精神是由历史形成的，她的发展、变化也遵循着历史规律。那么，我们中国人的民族特性和民族精神是怎样的呢？

中华文明一脉相承，中华民族的文明史就是中华民族的民族史。我们中国两千余年的封建王朝从发育到灭亡，脉络完整，把中华民族民族特性和民族精神记录得相当清楚，可作为我们研究的标本。

中国两千余年的封建王朝上起秦，下至清，而汉民族一直以来是中华民族的主体，抓住了这个关键“主体”就抓住了本文的“主题”。我们从汉民族的源头说起。

秦朝是汉民族的酝酿阶段，西汉是汉民族的发展、定型、成熟阶段，东汉是汉民族的逐渐衰退阶段，前三国时代和西晋时代则是汉民族式微不振阶段，南北朝时代和后三国时代是汉民族极度萎靡不振的阶段。

但经过前三国时代、西晋时代、南北朝时代和后三国时代①这四个时代在血缘和文化两个方面漫长的融合，汉民族又获得了新生，可称为新汉民族。隋朝的建立可作为新汉民族的开始，隋朝的统治者和子民血管里混合流淌着从秦汉一脉传下来的旧汉民族和西晋末年五胡内迁进入中原的游牧少数民族的血液。其后的民族发展又遵循着上述某种必然的规律。唐朝“安史之乱”前是新汉民族的发展、定型、成熟阶段，“开元盛世”时达到顶峰。“安史之乱”后是新汉民族的逐渐衰退阶段。“五代更替，十国并存”时期和北宋、南宋时期又成了新汉民族式微不振阶段。

元朝立国时间不长，而且注意保持本民族特点，没有执行北魏式的汉化政策，相反，实行的是民族分化政策，对新汉民族的发展没有积极的有作为的影响。朱元璋建立明朝，赶走蒙古统治者后，实行宽松的民族政策，留在大明境内的蒙古人、色目人自然演化成今天的少数民族，中原汉人中混合了一些契丹和女真的血统和江南汉人一起自然演化成“更新的汉民族”。明朝又有幸成了“更新的汉民族”的发展、定型、成熟、逐渐衰退、式微不振的见证人。洪武时期是“更新的汉民族”的发展、定型阶段，永乐时期是“更新的汉民族”的成熟时期，其后逐渐衰退，到万历后期就式微不振了。所以到崇祯朝时内不能平定流民起义，外不能讨伐女真。

满人入主中原后认真总结了历史经验，既不搞北魏式的自我汉化，也不搞元朝时的民族分化，而试图走第三条路。即表面上提倡满汉一家，骨子里实行满化政策。但是满族文明实在难以和汉族文明相匹敌，结果，形式上汉人被满化了，都梳了大辫子；本质上满人却又被汉化了，都写上了方块字。除了满清贵族外，普通老百姓几乎分不出北京城里谁是纯粹的汉人，谁是纯粹的满人。真不知最终谁赢了谁。满清统治时期实际上满汉共治时代，形式上满人是主子，汉人是奴仆；思想上满人读汉人的书，汉人却是主人。所以，满清一朝实际上也遵循着汉民族发展的客观规律。顺治朝是近代汉民族的酝酿阶段，康雍乾三朝是汉民族的发展、定型、成熟阶段，乾隆朝后期进入近代汉民族的逐渐衰退阶段，道光帝时则是近代汉民族式微不振阶段的开始。

所以，满清政府对欧洲列强割地赔款，不应由满人单独负责，包括汉族在内的整个中华民族都要负责，都要反省。李鸿章难道是满人，不是汉人？光绪帝难道是汉人，不是满人？

整理一下中华民族发展史和中华文明发展史，总的看来，大一统的政权掌握在汉民族的发展（或重新发展）、定型、成熟阶段时，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在政治进步、经济发展、科技创新、文化传承、领土扩张上获益更多一些。当汉民族处在逐渐衰退、式微不振阶段时，倒是希望国内兄弟民族中的杰出代表来接掌政权，记住：是国内的。

古今中外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由主体民族统治的国家，因为立国基础坚实，所以，统治集团往往更开明，更宽容；而由少数民族统治的国家，因为“小族治大国，猜疑心常重”，所以，虽比主体民族统治时更兢兢业业，但统治集团往往更保守，更狭隘。因此，从更长远的角度上看：由主体民族统治的国家带领整个民族发展时，往往进步得更多一些。由少数民族统治的国家带领整个民族民族发展时，往往退步得更多一些。

明、清两朝就充分说明了这个事实。明朝永乐年间，有郑和下西洋，去主动了解世界，寻找海外威胁，这一点和今天的美国很相像。中后期，虽然政治上很黑暗，但资本主义萌芽已经产生，明神宗时期的“葛贤暴动”很像后来的工人阶级大罢工。而反观清朝，则不能与比，清朝最高统治者原来在东北是小门小户，现在居然拥有这样大一个家当。所以，想得更多的是怎么制止汉族造反，心思都花在这上面了。这种心态，才是造成大清国“不但比近代西方列强落后一大截，而且还对世界大势一无所知”的根本原因。至于在这种心态支配下，为保住当家的地位，哪怕“宁赠友邦”，也“勿与家奴”！这种极端的出卖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的行为，就更不要说了。因此，为中华民族的利益计，既然汉民族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最大的主体民族。那么，等到汉民族又逐渐走出阴影，走向新生时，汉民族精英分子就应该当仁不让地接管政权。

但可惜的是：太平天国结束后，所谓“中兴名臣”的曾、左、李、胡，缺少这种勇气啊！这些名臣的见识和气概还不如洪秀全、杨秀清，不能不说中华民族的进取精神到这时确实是衰退了。

当然相比较而言，左宗棠比李鸿章有骨气。左宗棠敢于抬棺决死战，所以收复了新疆。李鸿章号称疆臣领袖，朝廷也很信任，却满身暮气，没有一副英雄胆，总想委屈求全，消极避战。结果逃避不得时，北洋水师被窝死在家里，连个轰轰烈烈的死法都没捞上。李鸿章发动洋务运动，本为富国强兵，却签了个耻辱的《马关条约》。

李鸿章不是汉奸，更不是卖国贼，顶多只是误国而已。现在看来，他的内心应当是相当痛苦的，史传他最后吐黑血、恶血而亡。读史到这里，我都不忍心再骂他了！之所以会这样，更深层次的原因是李鸿章身上那种士大夫历代传承的“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的朝气、“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的霸气、“愿受长缨，必羁南越王于闕下”的豪气、“不如虎穴，焉得虎子”的勇气和“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骨气已经不见了。他代表了清末中华民族精神的沉沦，当朝廷的精英大多数都是李鸿章之流，没有比这更可怕的了！

①前三国时代、西晋时代、南北朝时代和后三国时代：曹丕建立的“魏”、刘备建立的“汉”（俗称蜀）、孙权建立的“吴”是世人皆有共识的三国时代。本人认为：可将“曹魏”、“刘汉”、“孙吴”三国鼎立的形成、发展和结束时期称为前三国时代。将宇文氏建立的“周”、高洋建立的“齐”、陈霸先建立的“陈”，新三国鼎立的形成、发展和结束时期可称后三国时代.

理由是：前三国时代归于晋，后三国时代归于隋。中原晋室亡，南北朝遂开始，北方政权与南方政权大致沿长江一线对峙。到后三国时代时，宇文氏建立的“周”一家独大，而且版图地跨黄河中游流域和长江中游流域，已经打破了传统意义上南北朝沿长江对峙的局面，到周武帝时，更是消灭高齐政权，统一北方，为以后的隋文帝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巧合的是“周”和“陈“还是同一年公元557年建立，理由就更充分了。所以，介于“西晋时代和后三国时代”两者之间的才可称“南北朝”。这种断代划分，对历史脉搏的把握才更准确。

所以，本人认为：把“五胡十六国”、“前秦到北魏”、“东魏与西魏”、“周和齐”统统划归为“北朝”时期，把东晋、刘宋、齐、梁、陈统统划归为“南朝”时期，这种做法是一种简单思维，对历史的解读也是不准确的。

（二）

从1840年开始，以近代汉民族为主体的整个中华民族就好像患上了昏睡病，变得虚弱、愚蠢，昏头昏脑，如同行尸走肉般活着。整个中华文明有退出历史舞台的危险。

从1898年的“戊戌变法”到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中华民族是开始苏醒，开始深度思考自身的问题，自主选择道路的时期。

到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整个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日寇的疯狂屠杀激起了中华民族决死求生的勇气，从此“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抗战弥合了人心，警醒了国人。以近代汉民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沉沦了近一百年，终于像股票一样真正触底，随后强劲反弹。可以说：日寇的入侵反倒促成了中华民族复兴的开始。此所谓：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也！

到1945年8月15日，八年抗战结束，结果日本战败。中华民族犹如凤凰般浴火重生，终于赢得了自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抵抗外族入侵的第一次全面的伟大胜利。中华民族才渐渐找到民族自信。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建立。中华民族终于树立起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其后，中华民族这个绩优股，虽然偶尔有小幅下挫，但整体呈震荡上扬趋势，1979年后，几乎变成平滑上扬趋势，势不可挡。

由此可见，中华民族身上固然有很多历史积累的劣根性，但她身上拥有的优良特性更多。中华民族有良好的自我修复的文化基因，足以保证她生生不息。以下就是对这个结论的总结和证明。

中华民族没有对手时，会渐趋衰退；一旦触底时，则会遇强更强。日本鬼子不明白中华民族的特性，所以必然遭遇失败。

中华民族有很强的包容性，能容纳不同家庭成员意见和主张，也可以允许女性和少数民族当家。对著名历史人物的是是非非有能力分得清清楚楚。当中华民族里的汉族老大哥或男人们不行了的时候，一些开明知识份子就会在兄弟民族中或女人中寻找明主。比如前秦时的王猛，武周时的狄仁杰，汉文化熏陶出来的元初耶律楚材，清初的范文程等，他们都是主动辅佐兄弟民族中或女人中诞生的杰出人物的。范文程和吴三桂不一样，他们立场不同，范文程是观天下大势在于清兴，皇太极远胜于崇祯，所以主动投清的；而吴三桂并不是考虑家国利益在先，而是为了自己的权利地位才勾引清兵入关的，他先降清，后因削藩又反清就是证明。所以范文程是开明知识份子，吴三桂是大汉奸。

中华民族有很强的反躬自省精神，勇于承认自己的不足和缺点，能够做到向当代强者学习。隋唐时，日本人都是向当时的中国人学习，清末时，当时的中国人却能向昔日的学生学习，真是难得啊！

中华民族有很强的自我创新精神，不迷信洋教条，善于总结出自己的绝活。所以，只有中国才能写出《孙子兵法》和《论持久战》，强的如何打弱的，弱的如何胜强的，中国有全套教材，还包教包会。

中华民族对自己的独特文明体系认同感很强，在遭遇危难时有很强的凝聚力，对兄弟民族和外来异族有很强的辨别力。满族人入关后，迅速礼葬崇祯帝，拜孔夫子，老百姓一下子就明白了：“原来是自家兄弟”。日本人打进关了，杀我同胞，掠我国宝，老百姓也一下子就明白了：“这是群魔鬼，豺狼。”五名普通的八路军战士宁愿在狼牙山主峰绝壁跳崖，也绝不投降日本鬼子。“狼牙山五壮士”不是道义传千古的“士大夫”、知识分子，他们是中国底层的老百姓。但他们表现出来的民族精神，对中华文明的无限忠诚却惊天地，泣鬼神。（注：本人是流着热泪写完这句话的。）

中华民族很注意自己文明的传承，甚至珍爱，但绝不保守。在经过比较鉴别之后，善于引进先进文明和事物。中国马上领会了西方传过来的《进化论》和《资本论》，最终，把那些“不请自来”的“洋教员”都“礼送出境”了。

这就是自中华文明诞生以来，从华夏氏族到汉民族，其后以汉民族为主体的整个中华民族的基本民族特性和民族精神的内涵、演化及变迁规律。

我们有理由相信：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肯定能像中国历史上的西汉、大唐、明洪武至永乐时期、清康雍乾时期一样名扬世界、传诸后世。

虽然建国初期，中国很穷，却敢于出兵朝鲜，单挑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其后，教训印度，击退苏联，大扬国人志气。中华民族表现出来的“敢打必胜”的信心是清末和民国以来想都不敢想的！这一系列成功和中华民族民族精神的兴起不无关系。毛主席领导的中国共产党顺应了这一民族精神，打出了中国人的威风，以至于西方人一度认为此时的中国人“好战”。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也得到了巩固！真是“昔日委屈未能求全，今日敢打反得和平”。

与毛主席同时期的蒋介石，本来率先赢得执政地位，但是在洋人面前就是不敢直起腰说话！即便公开发表对日宣战宣言后，也暗地里与日本人勾勾搭搭；即便日本人宣布投降，却找了个著名的亲日派人物何应钦在南京受降。战后初期，本来蒋介石的威望如日中天，但美国大兵在北平强奸中国女学生，却不敢惩治凶手！蒋介石还先后与苏联、美国签订条约损害中华民族利益。中华民族付出了那么大的牺牲，本想由他来带领全体中国人走上独立自主的道路，但蒋某人的所作所为没有顺应此时的民族精神，丧尽了民心、军心，失败是注定了的。可悲的是，此公败退台湾后，也曾痛定思痛，总结教训，但却没有真正触及痛点，蒋介石如同楚霸王项羽，到死都不曾明白自己为什么会失败！

所以说：投降派永远拥有说不完的投降理由，大英雄自会流传话不尽的英雄丰碑。投降派人物与英雄人物的区别就在于谁更能振奋当时的民族精神，一挽颓势，把中华民族从衰退、萎靡中拯救出来。毛主席和蒋介石都是近现代两个左右中华民族命运的人物。但是面对日寇入侵，蒋介石命令：“不抵抗”；毛主席命令：打他娘的！抗日八年也是民心选择的八年，“中原人心归圣主，王霸天下有公论。”他要是和毛主席一样有气魄，有智慧，有远见，有精神，何至于此！

写这篇文章的目的，在于帮助国人来认识自己的民族特性，重塑国民精神，再争胜于世界民族之林。

2008－11－0816：08首稿于南书房。

2008－11－1115：40修订于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