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证《吃水不忘挖井人》

瑞金城外有个小村子叫沙洲坝。毛主席在江西领导革命的时候，在那儿住过。

村子里没有井，吃水要到很远的地方去挑。毛主席就带领战士和乡亲们挖了一口井。

解放以后，乡亲们在井旁边立了一块石碑，上面刻着“吃水不忘挖井人，时刻想念毛主席。”

全国人民都知道毛泽东在江西瑞金的沙洲坝挖了一口井，其信息来源便是这篇小学一年级的课文——《吃水不忘挖井人》。有人说这篇课文的雏形是1960年4月24日《解放军报》第2版张荣杰采写的一篇报道：《越老越红——记江西瑞金县老赤卫队员杨世梁》，而《吃水不忘挖井人》的课文最早见于1952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第一套小学语文教材第二册第36课，题目是《吃水不忘开井人》。时间相差八年，出入很大，显然不对。那么，最早版本的课文其根据到底从何而来，至今查不到原始出处。

当时的课文，除了翻译苏联的文章外，都可以说是集体创体的结果。在那个政治挂帅的阶级斗争年代，编写课文的素材除原有解放区教材外，主要有报纸上的素材，更多的来自一些革命故事（其中包含毛泽东的故事）。这些教材的组成，有的要从好几个相关的素材中进行再编写，有时几千字的素材要改编成百字文，相当于重新创作。当年的编辑承担着重大的政治任务并为此付出了相当艰辛的劳动。

那时小学生读的语文课文字数不多，然而编辑过程中一字一句、一笔一画丝毫马虎不得。当时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叶圣陶亲自领导小学语文编辑室的工作。编辑课文时，大家都是围坐在一起，由叶圣陶提出意见，大家共同商讨，共同完成。叶圣陶为了使课文琅琅上口，总是让人一遍一遍地读，真正做到了字斟句酌。副总编朱文叔审查初稿，用笔圈圈点点，一个标点也不放过。有时一篇课文从初稿到定稿，要修改十多遍。因此，一篇课文的出笼不是某一个人的努力，而是大家的共同智慧。像《吃水不忘挖井人》这种政治性极强的课文更是集体创作，不能把它看作纪实文学。

这篇课文分三段共五句话，除去标点正好100个字，课文语言平实，语句简洁，被称为“中国最经典的课文”。尽管如此，这篇课文还有值得推敲和商酌之处。

课文第一句“瑞金城外有个小村子叫沙洲坝。”

当年的沙洲坝（现在是沙洲坝镇）不是一个小村子，而是下肖、元太屋、白屋子、乌石垅、彬山野猪坪、大埠老屋家、枣子排、大窝、老茶亭等十几个小村子的总称，相当于现在的村委会。这句话准确地说应该是“瑞金城外的沙洲坝有个叫元太屋的地方”。

课文第二句“毛主席在江西领导革命的时候，在那儿住过。”

这句话与历史真相不符。毛泽东住在沙洲坝的时间段是1933年4月～1934年7月，毛泽东在瑞金从1931年11月赣南会议到1934年10月长征开始的三年中，其处境是十分艰难的，遭受接连不断的批判和不公正的对待，被剥夺了领导革命的权力，这时真正“在江西领导革命”的并不是毛泽东，而是李德、博古、项英等人。直到1935年1月遵义会议的召开，才确定了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这句如果写成“毛主席在江西闹革命的时候，在那儿住过”就非常严谨了。

课文第三句“村子里没有井，吃水要到很远的地方去挑。”这句是挖井的原因。

这句话对于挑水的路程和地点交代非常笼统，只说“很远的地方”，什么地方？有多远？没有具体说清楚。后来有的地方教材将“很远”变成了“二里多地”；1977年吉林版小学语文教材中又将“二里多地”改成了“四、五里外”；1973年北京市小学语文课本版本说村子里的人因挑水“走穿了鞋底，磨破了肩膀”更是夸大其词。其实，经实地考察，村子离小河的距离根本谈不上“很远”，也就一里多的路程。

人民教育出版社1952年版的《小学课本语文第二册•吃水不忘开井人》没有具体说明挖井的原因，只是简单地说“他很关心人民的生活”。而人民教育出版社1956年出版的《初级小学课本语文第二册•吃水不忘开井人》则直接说明了挖井的原因是：“村子里没有井，吃水要到村子外边的小河里去挑，路很远。”

关于“红井”开挖的客观原因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是说沙洲坝非常干旱；另有一说，“红井”的开挖并不是因为沙洲坝干旱缺水，而是因为沙洲坝没有水井，人们世世代代习惯饮用池塘里的水，而苏维埃政府庞大的机构进驻沙洲坝，他们知道饮用池塘里的水很不卫生，于是政府首脑机关想到了应该挖井。以前“干旱”的绝对权威的说法受到事实的挑战，现在则比较倾向于“饮用池塘里的水很不卫生”的说法，否定了“吃水要到很远的地方去挑”。

课文第四句“毛主席就带领战士和乡亲们挖了一口井。”

这口井深只有五六米，水位很高，说明沙洲坝的水资源非常丰沛。

毛泽东在瑞金的日子是他最沮丧、最窝囊的日子，是他一生中的最低谷。

1932年10月的宁都会议后，毛泽东被当时的“左”倾中央剥夺了对红军的军事指挥权。此后大约有两年左右的时间，毛泽东在政治上遭到打击和排挤，非常孤立，很少有人敢与毛泽东来往。李维汉在《回忆与研究》一文中说：“那时王明路线的主要负责人整人整得很厉害，不是把你拉下领导职务就算了，还批得很厉害。”犹如后来毛泽东说要将牛鬼蛇神“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

1960年12月25日，毛泽东与部分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聚餐欢度自己67岁寿辰那天，席间忆及他当年的境况时说：“……不让我指挥军队，不让我参加党的领导工作。我就在一个房子里，两三年一个鬼也不上门。我也不找任何人，因为说我搞宗派主义……”

1962年，毛泽东在接见一个外国共产党代表团时，提起在瑞金那段艰难处境时又说：“我这个菩萨，过去还灵，后头就不灵了。他们把我这个木菩萨浸到粪坑里，再拿出来，搞得臭得很。那时候，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我的任务是吃饭、睡觉和拉屎。还好，我的脑袋没有被砍掉。”

在这种遭际中，毛泽东还能带领战士（应该是毛泽东的警卫员）和乡亲们挖井确实难能可贵。因此，虽然至今找不到原始资料证明毛泽东在沙洲坝的元太屋挖了井，也没有权威的回忆录做旁证证明毛泽东在元太屋挖过井。但半个多世纪以来，人们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从来没有人去考证这口井是不是毛泽东带头挖的。

而至于当年跟随毛泽东挖井的究竟是些什么人？编辑们倒是争得热闹非凡。人教版教材1952年版写的是“沙洲坝人民”，1956年版写的是“村子里的人”。也许因为“沙洲坝人民”队伍过于庞大，小小一口井的开挖，没有必要如此兴师动众；而“村子里的人”其阶级成分又过于复杂。所以从上个世纪60年代起，在各地方版本教材中，参与挖井的人就变得五花八门了，有“村里的劳动人民”，有“革命群众”，有“战士和乡亲们”，有“干部、战士和乡亲们”，有“战士和村里的人”，有“贫下中农”，有“中央机关干部、红军战士和乡亲们”等等，不胜枚举，复杂极了。这说明，新政权一度对当年有幸跟着毛泽东挖井的是哪些人的“政治审查”是极其严格的。若非根正苗红，是不配跟着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中国人民的大救星毛泽东一块去挖井的。直到最新版本中挖井的人写成“战士和乡亲们”，这才尘埃落定。

课文第五句“解放以后，乡亲们在井旁边立了一块石碑，上面刻着‘吃水不忘挖井人，时刻想念毛主席。’”

严格地说，在井边立碑是政府行为，并不是乡亲们自发的。沙洲坝时期的毛泽东在当地百姓心目中的位置和影响不可能一枝独秀，根深蒂固。

1950年，为迎接中央南方革命老根据地慰问团来瑞金慰问，当地政府维修了这口井，并取名为“红井”。井修好了，慰问团就要来了，突然有人提议应该在井边立一块石碑，在石碑上写几个标志性的字，但由于时间太仓促了，只好临时在井旁插了一块木牌，在上面写着：“吃水不忘开井人，时刻想念毛主席。”因此，上世纪60年代前，各种版本的课文大都说当地乡亲们在那口水井旁竖了一块木牌，上写“吃水不忘开井人，时刻想念毛主席”；而《越老越红——记江西瑞金县老赤卫队员杨世梁》一文写的是“吃水不忘掘井人，时刻想念毛主席”，并配有竖有木牌的红井图片。

十年后的1961年3月4日，该井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沙洲坝人民”便在井边立了一块永久性的石碑，上面刻着“吃水不忘挖井人，时刻想念毛主席。”1963年人教版随之将“开”字改为“挖”字——“吃水不忘挖井人”；甘肃1970年的小学语文教材中用的是“吃水不忘开井人，时刻时刻想念毛主席”则显得过于繁杂啰唆。

半个世纪来，瑞金政府和人民非常盼望毛泽东能回瑞金旧地重游，但毛泽东自1934年10月离开瑞金直至1976年9月去世，整整四十二年没有回过瑞金一次，给瑞金政府和人民留下了深深的遗憾，也给史学研究留下了大大的问号。在井冈山和瑞金，毛泽东写过很多诗词，其中涉及的地名有井冈山、黄洋界、吉安、上杭、大柏地、广昌、龙冈、会昌等，就是没有瑞金。于是在党史界有一种说法，认为毛泽东在瑞金一直受打击、压制和排挤，是他的伤心地，所以不愿重返瑞金，以免触景伤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