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中行散文》给予我的随想

前日晚散步的时候，去开发区东风图书城里闲逛，发现了许久以来想买却没有买到的《张中行散文》。

张老先生的散文兴盛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由于他的散文大多写的是四五十年前的人和事，而那个时候我，眼光仍然专注于眼前的现实社会，而且也是刚开始动笔写作不久，因而对晚年一下红火起来的张中行的文章及张中行现象便没有怎么留意。不想，他在2006年过世后，却引起了文学界和学术界不小的震动，以为又一个国学大师走了，又一个语言文学大师走了，媒体上纷纷发表文章纪念之，探讨起了张中行现象。以为张中行之所以晚年终于成为一代国学大师，散文名家，在于他一生不懈地执着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和传统文化根基的写作，在于他淡泊名利，远离政治，坚守自己的做人之道，坚守自己的学术思想，坚守自己那一颗永不被污染的心，所谓做人要厚道，做人要老实，做人要有良心，本是平民来，还奔平民去。

研究探讨的结果，在这样一个结论上大家比较一致认可：张中行的成功说明，现代人要想淡泊名利，要想在自己早年认可的人生道路上有所成就，必须远离政治。政治是不能长久的，只能管一时。而且政治风云变化多端，一个人如果事事以政治标准为做人之惟一准则，那么他永远就都不会有自己独立的思想和独立的人格。没有深厚的思想能力，怎么可能会有所作为呢？显然不能；没有令人尊敬的人格魅力，怎么会在你所喜欢做的事情上做出自己所独有的成效或风采呢？显然不能。因而张中行一辈子小心谨慎，尽可能地与政治保持一定的距离，这样那样的运动来了，他平平静静地面对，很少发表什么高见，绝不显山露水，只埋头于自己的学术研究。而且他所研究的恰恰又是与政治没有多少直接关系的学问。这是他的幸运。但是这种幸运却是一般人难以得到的，因为一般人做不到也耐不住那种几十年如一日的寂寞而又单调的生活方式。

中国传统思想里一个显著的人生哲学思想是，人活着是要积极入世的，要光宗耀祖，出人头地，可谓“出名要乘早”啊。所以人大多浮躁，自青春少年步入社会时期便开始浮躁，于浮躁中争利于市争名于世，而且这种名利大多与政治有密切的关联，因为政治最快也最易便捷地给人带来名与利的。近十多年来，这种浮躁可以说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因而耐得住寂寞的人越来越少，这样那样大师级的人物自然也就越来越少。有那么几个宝贝大多是在那个年代所打下的基础，并且依着这种基础，默默无闻地做了一辈子，坚守了一辈子。

这种现象是值得思索值得考量的。

张中行还有一说是颇为值得玩味的。就是他被人说成是长篇小说《青春之歌》里的余永泽的原型。五十年代那会儿，有人多次询问他，是不是。他不做肯定的回答，也不做否定的回答，只说：你说是就是，你说不是就不是，关键看你是怎么理解小说与现实中的关系。又问：你为社么不革命，你看杨沫一个女人，在那样的年代都上了革命的道路，当了官成了著名的作家。他说：她觉悟高，她革命；我觉悟低，不革命，只想老老实实做人，平平安安做事。话是这么说，但在张中行看来，革命也只能管一时，管不了长远，这个长远就是指人的灵魂。所以革命，是政治的一种最为剧烈的手段，它可以通过这种手段，改变一个社会制度，但它解决不了人的灵魂和信仰问题。而灵魂和信仰问题才是管长远的问题。

就这样，张中行坚持着自己做人的准则，一路走来，终于成了一家大师，成了国宝级的人物。而杨沫则是不幸的很，先是婚姻不稳定，几次离婚结婚，五十年代（那时杨沫还没有出名）一次偶热遇见张中行的时候，说还是张好，现在的那个男人对她不好。文革期间又陷入人生的低谷，境遇实在是糟糕透了。至晚年，也是被多种疾病缠绕，疼痛难解。一生只留下一部长篇小说《青春之歌》供后人阅读，而另一部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出版的长篇小说《东方欲晓》由于打上了文革“三突出”的创作印迹，而已被人迅速地遗忘。

张的道路与杨的道路，真是令人感慨万千，思绪纷纷。这里我不细谈了，朋友们乐意的话自己去思考一番。下一篇，我准备说一说我买到的另一部散文集《又见炊烟》。

2010年8月7日夜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