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话考场作弊

今年的高考才落下帷幕，媒体又爆出了贵州某县集体作弊的消息，虽然教育主管部门每一年都会重申高考纪律，但高考舞弊事件却仍然是屡禁不止，在高科技产品日益普及的今天，作弊手段甚至变得越来越高明，作弊规模也越来越大。于是，考场上，考生同场竞技；考场下，舞弊与反舞弊也进行了激烈的较量。

近几年我都在带考，每年的考试之后总有学生诉苦，老师啊，好不公平的，考场上公然有人作弊。面对学生的抱怨我也只能无奈的安慰，那一定是成绩很差的考生！不用理他！心里其实对这种现象痛恨之极。所幸的是今年高考我们这地方有了较大的反作弊动作，安检仪器首先杜绝了手机作弊的可能性，然后是无线电检测车进一步防止了高科技作弊的可能。不过即便如此仍有人铤而走险，第一堂考试，就爆出一新闻，一个女孩和她的母亲及同伙被抓了，就是无线电检测车准确定位抓住的。看着孩子们拍手称快，我却无论如何高兴不起来。

为什么这些人冒这么大的风险仍要作弊呢？这究竟说明了什么样的问题呢？这些安检手段真的从根本而上杜绝得了高考作弊吗？

其实，考试作弊古已有之，最早甚至可以追溯到几百年甚至上千年前。

古代的高考，萌芽于汉代的察举，正式始于隋炀帝开设的进士科，以考拔官，打破世袭传统，科举制度由此诞生。

其实，从有科举考试以来，考试作弊就已开始了。而且手段尤胜今朝！

当然，古代最保险的作弊就是贿赂主考官，唐天宝二年（743年）科举，因为贿赂主考官宠臣“御史中丞”张倚之子张奭，竟被作弊录中甲科第一！这事儿碰巧被唐玄宗知道，又亲自主持复试，张奭先生是“持纸终日，笔不下，人谓之‘曳白’。”交了白卷，成了名副其实的唐朝“张铁生”！玄宗大怒，把张奭他爹和主考的一票人全部降了职。

唐高宗时期，知贡举（主考官）董思恭受贿一案震惊朝野；长安甚至出现了专门向主考行贿的巨富，举人们为了科举成功，不得不成为这些巨富的“豪友”。当时的顺口溜是“未见王、窦，徒劳漫走。”（王崇、窦贤是当时专门干预科举的长安豪门世家）

考试作弊南宋秦桧算是登峰造极了，他亲属秦暄要应试。因为他知道秦暄的底子，找人代笔做了一篇满分作文，秦暄背好了默写！秦桧这样作弊好多回，直到他死后，秦家徇私舞弊案才被公之于众。

当然，作弊失败的也很多，最不幸的大概要属周福清先生。他是鲁迅的亲爷爷。周福清是同治十年（1871年）的进士。因为儿子参加科举，他贿赂曾是同学的主考官，不幸密信竟然在考官船上当众败露。最终坐了八年大牢，周家从此衰败。此事鲁迅在《呐喊自序》里隐约有所透露。

甚至今天的“枪手”在唐代也已是公开的秘密，到了唐后期，随着国家局势更动荡，科场腐败日益嚣张，主考不等您来行贿，政府就先出了“红头文件”买卖文凭了！

明清时期，甚至有“枪手”特别提供“一条龙”代考服务。

当然，贿赂考官、雇佣枪手都要花很多的钱，牵涉的人多，危险系数大；而夹带“小抄”，全操作性强，私秘性高，还实惠，因此被考生广泛使用。

唐天宝十年（751年）九月，玄宗亲临勤政楼试“怀才抱器科”，居然有考生在皇帝眼皮子底下“私怀文策”。但当时的考生们主要精力是放在走后门引荐上，“驱驰府寺之门，出入王公之第”，夹带问题并不是主要问题。

宋代，考试方式有了变化，废除了荐举，考试只设在白天，全凭“一日之艺”定成绩，多少有点像今天的高考，于是，夹带作弊的一下多了起来。但与今天不同的是，夹带的并不都是差生，很多高材生也爱夹带！宋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搜出了夹带者18人重考，结果仍有12人合格。

南宋的考场尤为混乱，因为钦徽二宗被捉到北方去了，赵构偏安江南，此时的“夹带”已不入流，其间传递答案的、涂改卷号的、调换试卷的、传场外代答的、考后篡改的，各种手段尽显考场。

到了明代，科考开始严厉，据史料记载，明代万历年间的状元赵秉忠，当年参加县考，有位同学被查出鞋子里藏小抄，全体考生被光脚罚站，当时正值大雪天，惨不忍赌。当时还明文规定被搜出夹带的，会被当场脱了裤子杖责，并取消考试资格，回家为民；清代更严，搜出夹带，就给你“枷带”，带上重枷示众，情节严重的，还会坐牢、充军，甚至砍头。

尽管如此，仍有些考生铤而走险。最常见的挟带，是将必考的《四书》、《五经》抄在薄纸上，再卷叠起来，藏在帽子里、笔管中、砚台底、鞋垫里；还有的抄在衣服夹里上、夹在特制的蜡烛里、做在馒头里，甚至有买通守门员，预先藏放，入场再取的。

最新奇的是，居然有高手采取“科技手段”。早在唐代就已发现，用墨鱼汁做墨汁可以密写。当代台州市的吴学习先生，至今藏有一本绝版《大题文府》，微型线装本，100页，75万字，1400篇文章，字字清晰，才9毫米厚，10块纸币大小，可谓“掌中宝”，或许可以申请小抄吉尼斯纪录了吧。

夹带，抄袭，到今天仍是考生广泛使用的作弊手段。当然随着社会的进步，最近几年许多高科技作弊手段也闪亮登场，甚至有人打出了世界最先进的谍报人员专用武器的招牌，来推销自己的作弊工具。早在考前几个月，已有不同的助考宣传材料通过各种形式出现在各大中学校园里了。

而且每年高考之后，全国各地照例都会曝出一些作弊的案例。在08年高考期间，浙江永康就曾发生大规模作弊事件；同年山东十多名考生有组织的前往甘肃天水替考；江苏八名学生因老师策划利用无线电设施作弊无缘大学；在吉林松原，一名考生的试卷甚至遭到另一名考生恼羞成怒的抢夺，这种野蛮的抄袭举动导致被抢考生无法完成答题，其父母最终大闹招生办。

随便搜索一下，高考作弊的案例简直是不可胜数，作弊已经俨然成为了一种流行的社会风气。

每一年的高考舞弊案的主角在媒体曝光后都会遭到舆论的谴责，大多数媒体和评论者也都喜欢将此归咎于考生的个人素质。其实，在我看来，虽然考生是具体舞弊行为的施行者，但是，这些考生的家长以及教育他们的学校却也难辞其咎。三字经有云：“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如果平时学校的考风考纪很过硬，学生自然而然也就不会有作弊的念头，如果我们的家长能以诚信为教育孩子的准则，孩子还会有如此的想法吗？然而，为了学校的升学率，为了孩子通过高考出人头地，我们的学校，我们的家长，不惜铤而走险助长了这些歪风邪气，甚至毁了考生的前程，不能不让人痛心。如果高考考场上只是出现零星的舞弊考生，我们不应该对学校有太多的斥责，但是，诸如贵州松桃、浙江永康这样大规模舞弊事件的出现，却让我们不能不质疑我们的教育环境，还有我们的教育体制问题，当然也有人说，只要高考还存在，那么作弊之风就会永远存在。

虽然，去年、今年袁贵仁部长都在视察考点是强调，各级教育行政部门、招生考试机构要切实加强考场管理，他甚至特别指出，将对三种现象“坚决查处、加重处罚”特别要重点打击有组织的集体舞弊，努力确保高考万无一失。这样的话听起来让人觉得大有希望，但实际上又有多少威慑力呢？作弊事件仍是层出不穷。

高考舞弊屡禁不止，竟然发展到需要教育部高官来反复强调，足可见得高考舞弊现象在我们这个国家有多么严重。

有个作家曾一语中的的指出：“奴才教育是中国教育的核心，传统教育是专制制度的帮凶”。由此可见，在中国的教育体制得不到根本改变的情况下，高考舞弊现象将无法遏止，随着科技和经济的发展，高考舞弊现象还将愈演愈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