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可欺以其方

时下，回忆录如雨后春笋般涌出，其中，高层政治人物的回忆录，则因为与风谲云诡的政治风云相生相伴而使人倍感神秘，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猎奇与猎艳是勾引兴趣的两大领域，其中，前者的市场更大，人们总爱拂去历史的尘埃，一窥在“重重帘幕密遮灯”的掩盖下神秘的政坛往事。于是，名人回忆录一度抢手。笔者偶然发现一本《汪东兴回忆录》（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一版），毫无疑问，这是国家出版社的正式出版物，正宗与正统相伴，名人同名篇为伍，读之可矣。封面左侧用二号黑体竖行标出：“中国政坛惊心动魄的真实内幕”。书名则是更为惊心动魄的六个大字“汪东兴回忆录”，占了整个版面的三分之一。而封底标以醒目的黑体字：“本书以当事人或亲历者的回忆与记述为主要内容，由著名作家师东兵等执笔，披露了中国政坛……”云云。这样一看，当是大作了。全书共12章121节，450千字，440页。“粉碎四人帮”前后至“华国锋成了‘当之无愧’的领袖”为前三章，共24节，占84页。其余就是从“华国锋的个人崇拜”到“两个凡是”的错误直至“华国锋的淡出”。读罢，笔者深有受人愚弄之感。是作也，知名出版社和知名作家交相辉映，读者是不方便说三道四的，但耐着性子看完最后一行铅字，不禁对封面的那两排字感到一头雾水。

第一滴雾水滴在“惊心动魄”上。本书的前三章，似应有“动魄”之处。正文第一行字就颇有“爆炸”之感：从英国《每日电讯报》于10月12日登出“毛的遗孀被捕”，震憾了西方世界起，记叙英国记者韦德以他锐敏的“政治嗅觉”，在“四人帮”被捕后仅六天时间，就捕捉到了这一“中国的政局变化”，而其前因后果是：9月18日，在“追悼毛泽东的大会实况转播”上，韦德发现了一个“谁都没有注意到的细节”：“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华国锋致悼词，王洪文站在华国锋身旁……不安的探过头去，透过华国锋的肩膀，看华国锋手中的悼词稿子”，王洪文所以不安，是因为华国锋的悼词稿子中，没有提到两天前两报一刊社论中反复强调的毛泽东的“遗言”：“按既定方针办”。韦德得出结论：华、王“意见不合”，10月10日，韦又注意到：两报一刊社论《亿万人民的共同心愿》有一句重要的话：“任何背叛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篡改毛主席指示的人，任何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的人，是注定要失败的”。韦敏感到，有人已从中国的政坛消失。是谁？韦氏“使出浑身解数，终于打听到‘毛的遗孀被捕’”，于是，“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原本要求“保密两个月”的，结果在西方媒体10月13日“向世界转载”后，中共中央不得不于10月14日“正式公开宣布了粉碎‘四人帮’的消息”，本书“爆炸”的当量也仅仅如此。接下来是追述“粉碎四人帮”的决策及实施过程。在决策过程中，仅有“吴德说：9月26或27晚上，华国锋约见李先念和我谈话，交换对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意见……我偏重主张用开会的办法来解决，说我们会有多数同志支持，反正他们只有四张半票……李先念插话说：你知道赫鲁晓夫是怎么上台的吗？我说，当然知道（指赫鲁晓夫怎样利用中央全会的多数，而推翻了马林科夫、莫洛托夫等大多数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将其部长会议主席撤职的决定……）……我们认识到，在政治局开会解决‘四人帮’问题，我们有把握；但在中央委员会投票解决‘四人帮’问题，我们没有把握……是要冒风险的……”，这才决定了采取“隔离审查”（秘密抓捕）的办法。而在叶帅第二次提醒华国锋注意“四人帮”的“按既定方针办”时，华才意识到，所谓“毛主席的临终嘱咐”就是权力权杖交给谁的问题。而10月4日，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李鑫在送来当天《光明日报》的文章“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时，还告诉华一个“重要信息”：“昨天，江青几个人在钓鱼台吃饭，把他也请去。席间，江青问起毛远新，从东北调来的部队已经到达哪里？……”，华意识到形势逼人，才决定原准备“在毛泽东去世一个月祭日后再对‘四人帮’动手”提前到10月6日。笔者搜遍了前三章的天涯海角，所谓“惊心动魄”，也不过如此而已。整个“粉碎四人帮”的过程更是流畅而明快，“根据当事人张耀祠回忆，拘捕江青的过程毫无戏剧性”，而抓捕王、张、姚则波澜不惊。80余页的内容，基本上是从上世纪80年代到现在，散见于各处，当事人回忆、史料、媒体和网络文章上随处可见。作者虽有筚路蓝缕之功，文章却无惊天动地之处。何来“内幕”、岂能“惊心”？以后的30余万文字，都是围绕从华当上“英明领袖”到“华国锋职务的重大变化”，在“十一届六中全会”“正式作出决定”进行文字运作，类同于历史教科书。对此，本书中曾用“人心所向”和“华国锋淡出”等作了说明，这里的用词是准确的，即华从上台到下台，虽有过斗争，都是和风细雨的，围绕“两个凡是”的较量，甚至见不到理论上的刀光剑影，没有任何喊杀声。对这一过程不妨粗略的一览：（华国锋）“终于提出两个凡是”、“‘两个凡是’使平反工作无法深入开展”、“人们惊呼黑线又重来”、“聂荣臻和陈云强调实事求是”、“征讨‘两个凡是’的檄文发表”、“批判‘两个凡是’的又一记重锤响鼓”、“周扬尖锐批判‘两个凡是’”、“陈云作了‘爆炸性’发言”、“华国锋终于承认‘两个凡是’错了”。这些远不及逮捕“四人帮”那样使人神秘和紧张的细节，就已经是整个过程中最具“火药味”的内容了，哪里有半点“金戈铁马”的味道，如何就达到了“动魄”的程度？

同一本书，不同的读者感受可以有千差万别，对于视“虱”如“龟”、胆小如鼠，一叶落也可能使之惊出一身冷汗、为之胆裂者容或有之；至今未见过炙手可热的人物手铐加身或身败名裂于一旦、见之则大惊小怪者容或有之。对于此类人等，在“见仁见智”的解释之下，也许封面上的那一行“惊心动魄的内幕”多少也有些适用。那么，本书的命名就不能说成是什么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了。何为回忆录？用文学形式记录亲历亲见的历史事实的一种文体。回忆录一般由自己写，当那些无法识文断字的人、或因某些原因不能自己动笔者，亦可由他人代笔。但必须是站在第一人称的角度真实记录，代写的，当是某人口述某某记录整理。如果是真实的去写他人的亲历亲见，那是传记而非回忆录，这应该是基本常识了。本书读上几篇，便令人疑窦顿生。继之，则由匪夷所思到愕然。全书按时间顺序正面叙述历史事件，作为以历史事件为内容的纪实文学，本书也不时用了插述和引用。前者，是插入“当事人”的回忆，后者，大多引用相关报刊、文件与史料。这种透视历史的方法原本无可厚非。但是，展卷一读，但见，作者直接在正文叙述了“四人帮”被捕的消息在“拘江”六天后由西方报刊泄露天机，接着，对“比昂尼克”、“特里尔”等的“虚假报道”作了简评，再进行事实的披露，并引用“当事人”的所说所忆为证。全书就在这样的夹叙夹议中把历史事实的描述进行到底，给人的感觉首先是：这是“汪东兴”的“回忆录”吗？既非代写，也非一人之忆。再看下去，第一个出现“回忆”的地方是“张耀祠和汪东兴说出‘拘江’内幕”，然后是一段介绍：“就汪东兴政治道路而言，有过三次升迁”，以后又是“张耀祠说”、“汪东兴在医院曾对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同志这样说”、行文至此，与其说是汪东兴的回忆，不如说是对汪的介绍。越看，越觉得走味。“笔者在《叶剑英传略》一书中见到以下描述”、“笔者在写陈云长篇传记时”，直到“从以上种种对于当事人的采访以及权威性的《陈云文选》《李先念文选》中的文章，大致上使云遮雾障的‘中国的十月革命’变得透明起来”，如此等等，难得作者坦荡，数次道破的是该书是“笔者”“采访”的“专利产品”而不是他人的什么回忆录。再下来是吴德、华国锋、叶剑英、耿飚等“这样说”，“四人帮这样交待”。在整个前三章，围绕“粉碎四人帮”的内容，插入“当事人”的回忆所涉及的人数近十人，而汪东兴回忆的全部内容散见于几处，林林总总不足千字。这就又使人把疑问集中到封面上那六个惊心动魄的大字《汪东兴回忆录》上。本书85页后，就是围绕华国锋的起落展开的画幅，直到“两个凡是”被中央高层领导、权威理论刊物和理论工作者群起而驳之、摆到靶心上去后，作为“两个凡是”的守护者，汪东兴已经是与华国锋“同呼吸共命运”的人了，其形象早已黯然失色。本书在记述正义与非正义“尖锐对立的20天”时，披露了汪东兴对批判“两个凡是”提出的一连串质问。对最后一个质问，作者写到：（汪东兴问）“‘这是哪个中央的意见？’显然，他把邓小平、李先念、胡耀邦视为另一个‘中央’了”。这时就不能不令人瞠目结舌了，纵然是他人捉刀代笔，作为“汪东兴”的“回忆录”，他会这样去自我作践、自唾其面、自掌其嘴？直到这只歌唱到了“华国锋淡出”，洋洋360页的文字海洋中，涉汪的地方集中的有四处（包括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决定其不再担任所有兼职直至十一届五中全会“批准了汪东兴辞去中共中央副主席职务的请求”），总共不足八页，分散的有10余处，多则数行，少则几字，而且以“华国锋的副手”置于被作者贬抑的地位，诸如“汪东兴在会上为华国锋帮腔”、（关于天安门事件）“汪东兴毫无商量的余地”之类的表述赫然在目，其坚持“两个凡是”的错误立场暴露无遗，形象并不看好，这难道是他自己回忆的内容？设若是，这种回忆的“风格”，其“幽默”之处着实令人叹为观止。其实，这不过是汪作为重要配角必不可少的几次登台亮相，是写书人对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汪的现实表现所作的实录而不是汪的什么回忆录，是作者“铺陈其事而直言之”。倒是封底的黑字给人提了个醒：本书是以“当事人与亲历者”的回忆“为主要内容”，当事人与亲历者何其多，汪东兴的所说与所作在本书中远逊于“华”，甚至不能和其他几个关键的“当事人”平分秋色。而与此相关的“当事人”登台亮相者，重要的就有十数个之多。由“著名作家师东兵等执笔”撰写的作品，以正面记述为主，“秉笔直书”，在需要佐证和插述时，作者“为此采访了”“当事人”，那些回忆，或为证言，或为辅料。此外，“笔者在采写本书时，访问了孙长江教授”——这种纯属作者在往事里“勾沉刻谬”、娓娓道来，并为证明自己所言属实而旁征博引的写作手法，已由此言一语道破，除了有阅读障碍者，谁也不会将其认定为某“一个人”的“回忆录”。想来，系出名门和名人的大作，其作者不会不知道什么叫做个人的回忆录吧？我们不能认为名人名门连起码的文体知识都没有，倒是觉得这是一种技巧：假昔日的“大内总管”汪东兴的“名气”，张冠李戴的往“回忆录”上一栽，就可以“乱花渐欲迷人眼”，以神乎其神、秘藏天机的面孔示人而招徕读者，一把抓住猎奇者的心，再加上什么“惊心动魄”、宫廷“内幕”之类的广告词，君子可欺以其方，此之谓也。

有人认为，骗与被骗，是欺人者高智商的原创成就，其实，这应该是受骗者的低智商枯藤上的苦果，看来，笔者只能自领弱者的冠戴了。不少地方的街面小店有卖“吼货”者，卖家站在店前声嘶力竭的高吼不停：“这里来，这里走，这里的东西啥都有”；“不看不能比，一看吓死你”。待走进去一看，原来是内裤。在这些吼声中，往往有“刘佬佬”们一拥而入。广告，本身就是一种心理效应，有如家庭匠作水平的大排档挂上“日本料理”的招牌，一带洋气就有趋之若鹜者。上当受骗，往往就是那些听信“包治百病”之类欺人之谈的广告者，笔者不幸而陷身其间。悲夫！名家名门，哀也哉！偏信权威的笔者自己又未尝不是如此悲入膏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