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赔偿，纳税人不应是冤大头

赵作海冤案惊动全国，这无疑是给司法公正一记重重的耳光。且不说是否有官员为此感到脸红羞愧，也不说受害人的身心健康受到何等摧残，只说国家赔偿后，我们还希望看到什么？

赵作海冤案平反了，河南省政法部门的态度也很诚恳，明确表示要追究有关办案人员的责任。但是，这责任有两种，一是刑事责任，二是经济责任。因为他们的刑讯逼供行为已严重侵犯了公民的人身权利和身心健康，因此产生了一笔巨额的经济赔偿，所以，两种责任都有。检察机关是否会对他们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让他们承担自己的犯罪行为带来的全部恶果？这或许是个梦想。

由公务员的过错、过失、犯罪引起的国家赔偿案件时有发生。国家为了受害人能及时得到安慰，履行先行赔偿，这是正确的，也体现政府的人文关怀。但是，很多时候，国家赔偿之后，案件就草率画上句号。国家是代表人民的，结果，人民没犯罪，却当了冤大头承担了责任。

世人皆知，一个年满十八岁的公民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到底，这是针对所有公民，公务员也是公民，也应如此。如果一个公民因为披上了公务员这件外衣，就成了特殊公民，超越于法律之上，他的违法犯罪行为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的损失，要由纳税人来埋单，岂不是纳税人成了公务员违法犯罪的坚强后盾？那公务员作恶还有多大的后顾之忧？如果公务员和普通老百姓对自己的行为后果担责不同，那么，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岂不是一句自欺欺人的口号。如果那样，我们就应该重新审视，我们现在的社会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是保护统治阶级的利益还是广大老百姓的利益？

我们的相关法律都有规定，确定一个人的行为是否受法律保护，首先就看他的行为是否遵守了法律。警察合法地履行职权，那是代表国家和人民，属于国家行为，人民应对他的行为后果埋单。当警察徇私舞弊、刑讯逼供时，他的行为首先就违了法，从这一时刻起，这种违法行为是不能代表国家和人民的，纯属个人行。而用个人行为冒用人民赋予的权力又去加害于人民，这本身又是一种违法。个人行为与国家行为是相互转换的，它的分界线就是取决于行为人是否合法与违法。很多时候，人们容易混淆这两个概念，把公务员正在进行的违法犯罪行为看成是在执行公务的国家行为，与国家挂上了钩，由纳税人为他们的行为后果埋单也就顺理成章了。

我们现在急需区别公务员的个人行为与国家行为的法律法规，有了相关法规，分清了公务员的行为是代表着谁，在国家赔偿时，纳税人才会心服口服。比如，修建铁路要侵犯老百姓的财产、抚恤烈士家属等等，只要是代表人民的，纳税人掏钱是没得多话可说。而个人行为，不论他的官职有多大，都应由个人对其行为负责到底，而不应由纳税人来为他承担一部分。就拿赵作海冤案来说，警察刑讯逼供属于个人行为，如果只追究刑事责任，不追究他们的犯罪行为造成的巨额赔偿，由国家代表纳税人来赔偿，那么我们的法律岂不是一方面在打击犯罪，另一方面又在保护犯罪？就因为他们是公务员就享有如此特权？那纳税人又是何等的冤枉呢？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十四次会议于2010年4月29日通过的（2010年12月1日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赔偿法》，第三章十九条第二款规定，不负刑事责任的人被羁押的，国家不予赔偿；第四款，行使侦查、检察、审判职权的机关以及看守所、监狱管理机关的工作人员与行使职权无关的个人行为，国家不予赔偿。由次看来，赵作海本身就无刑事责任可负，是被人冤枉的，冤有头债有主，应该找罪魁祸首，而不是国家。国家赔偿的前提是公务员代表国家履行职责而造成的侵害，刑讯逼供不管从哪方面都谈不上是履行职责，个人行为国家不予赔偿，那么就意味着赵作海可以直接以刑讯逼供罪、诬陷罪向法院起诉，追究相关人的刑事责任和经济责任。而国家对其赔偿应是出于人道主义，事后应向相关人全额追缴，这才合乎广大纳税人的心意。

国家赔偿，区分公务员的个人行为与国家行为是关键，我们盼望着早日能有这样的具体法规出台，那时，纳税人才不会当冤大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