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杂文与人

前些日子读过一篇叫《我是个“两面派”》的杂文（载《杂文报》、中国杂文网，作者李益民），文章现身说法，津津乐道自己当“两面人”的“经验”和“智慧”：

我们因写杂文而导致的桀傲（骜）性情最好不要带到生活工作中来，否则会影响人际关系，现在社会人际关系可是生产力。不怕大家笑话，我是个“两面派”，什么意思呢？我是匕首，是投枪，但那是我的文章。我已写杂文数百篇，可以讲篇篇“暗藏杀机”，但日常生活中我却是圆滚滚的，没什么刺。看我的文章，你不会相信我属皮球，看我的为人，你不会相信我写杂文，也就是说，我是个“文不如其人”的人，我完全是里外两张皮，你可以亲切地称为我披着羊皮的狼。对领导，我一样毕恭毕敬，该打水了打水，该擦地了擦地，酒桌上抢着给倒酒，上车抢着给开门，时不时也说点“精神按摩”的话，领导对我还比较喜欢，至少不反感。对同事对朋友，我非常随和，说话面带微笑，从不高声，更不大谈自己的见解，总是认真倾听别人，不谦虚地说一颗炸弹都没扔过。由于我的低调，我的朋友同事关系也不错。是我没正气了吗？不是，是我浩然之气在胸中，夜深人静时我把它写在杂文里。这样，我等于雇了个保镖，安全了，我的“后院”很少有小煤窑爆炸。在这样安全的环境里，我的砖头砸得更勤了，力量更大了，“两面派”取得了丰硕成果。你也许不同意我的做法，但只要写杂文，这个“两面派”我就会继续当下去。

老实说，我不是道学家，亦非清教徒，虽然我对“性情桀骜”的“杂文人”的艰难处境不乏理解，并略有体会，也认同“生存第一”之类的需要与无奈，但看了这篇文章，仍然哭笑不得！且不去辨析写杂文是源于“性情桀骜”，还是如作者所说“写杂文导致性情桀骜”的问题，要说的是：因为写杂文同时也在生活中做个“杂文人”造成处境艰难，就可以轻轻松松地倡导“人不必如其文”做个“两面人”么？杂文（包括眼下大量作为“公民言说”的时评）的使命，在于剖析社会痼弊，揭示人间正道，在于激浊扬清，扶正祛邪，其中不乏可作为社会“纠错”和“建设”的参考，也就是说，不少合理批评和意见，具有不同层次、程度的“实践指向”，可是，如果连作文说话的“先知先觉者”本身都没有打算践行的意思，这些文字还有什么意义！先知先觉而拒绝先行，或者怯于先行，这大概也是中国不少知识分子、文人墨客身上的一大痼弊吧！从这位作者的行止和倡导来看，我倒想建议他不如干脆一心到官场上谋发展，以他的潜力，相信更能大有作为的——尽管这其实并非他的初衷。写什么劳什子杂文呀，要做“两面人”，弄不好就成了“两头不是人”，不仅对自己不合算，也可能损害人们对“文化人”和思想价值的信任！

一位网友看了“百家讲坛”郦波教授《风雨张居正》中关于海瑞的讲述，写了篇《海瑞是改革路上的绊脚石？》，我有几句点评说：是啊，在越来越懂得做人的中国人看来，海瑞处处都是个绊脚石。但是，多数“很会做人”的“朋友”，其实是些什么人呢？还是用一句名言来概括吧：“我认识的人越多，我就越喜欢狗！”实质上，中国许多事情之所以坏，体制根子不良固是根源，“很会做人”的人太多则是同等的恶因，而一些睁眼说瞎话的所谓学者，似乎也总是喜欢为“很会做人”推波助澜。海瑞自有他这样那样的局限，但他作为一个“大写的人”，其大节，其最基本的启示价值，在于他的“视民如伤”，在于他的“较真”，在于他的“言行一致，唯做真人”，他只对自己认定的信仰负责。有意无意漠视这一点，无异于抽掉了海瑞的血脉，剔除了他的筋骨！是非面前，“较真”的人生态度，是必需的，是不可商量的；至于用了什么来衡量是非，用了什么来“较真”，缘于怎样的思维和价值取向，如海瑞的执守“祖制”，他的“原教旨”倾向，其中得失，完全可以放在他的时代背景下进行讨论、分析，这不是问题。可怕的是，“较真”的人格，正是被国人日渐阉割掉的“基因”！

做个“较真”的人，在是非颠倒、价值观畸变的社会背景、氛围下，无疑总免不了处处碰壁。正是鲁迅所揭示的：“在中国，凡有大度，宽容，慈悲，仁厚等等美名，大抵是名实并用者失败，只用其名者成功的。”（“大度、宽容、慈悲、仁厚”等词，同样也可换成“民主、廉洁、公平、公正”等。）而在诸如“趋利避害”、“成王败寇”这些普遍的历史现实导向下，多数人是不会从个人际遇以外的角度，去思考一个社会之所以变得是非颠倒、心口不一、价值观畸变的根源和危害的，通常的情况是：比如对于那些因“较真”而碰壁的人，人们会习惯性地引以为戒，得出对自己最有价值的启示，什么可为，什么不可为，从来不含糊，以至于几乎全民心照不宣的是，对于教材里、文件中、理论上向来所弘扬、提倡和批判、唾弃的，皆能反其意而用之。如“凡事要讲认真，不可欺上瞒下”、“凡事要是非分明，不可做好好先生、耍滑头，不可讳疾忌医”之类，便常常是在现实中被反用的。我称这是中国数千年来堪称举世绝伦的一大“秘笈”。

这样的病，显然已入膏肓！将它看作“制度的并发症”，自然可以说是模准了病根，也不失洒脱吧。但是，作为“人”，真能脱得了干系么？真的无须反思么？

这方面，我最认同《南方都市报》原总编程益中的说法，那是源于一种痛切体验后的思考，他说：

有人说我本人和南方都市报遭受挫折，是因为我做人不够圆滑、玲珑、世故，不遵守潜规则，这个观点我坚决反对。相反恰恰应该这么讲，南方都市报最成功的地方和最成功的原因，都是我程益中做人不够圆滑、玲珑、世故。更重要的是，南方都市报最伟大之处，便是它的挫折。

中国最大的糟粕，就是所谓的做人学问，中国人缺乏的是率真和纯粹。中国到处充斥着各式各样、似是而非的做人做官的学问、庸俗管理的学问，其祖师爷都是厚黑学和潜规则。从这些学问那里，我看到的都是争先恐后的、创造性的无耻。我经常会觉得有点不可思议，怎么那么多教人做人的学问里边，都不教人怎样做一个正直、正派和有道义的人，反过来都教人怎么做一个圆滑、世故和不吃亏的人。

最不好的现实是，制度性的败坏，与国民性的败坏在双重作用于这个时代，一方面制度性的败坏改造和伤害了国民性，加剧了国民性的败坏，另一方面日益败坏的国民性也为制度性的日益败坏提供了肥沃土壤，两者相互相成，互为因果，又相互推波助澜。但可怕的是我们不以为意，或者浑然不觉，就像温水煮青蛙一样。

当前的中国，我以为还是“前公民时代”。这当中，活跃着一支引领国民驶向公民时代的导航队，而程益中就是其中的卓越指挥员之一。对于上述程益中的这些感受与结论，一切“隔岸观火”的纯学理的辩驳，都将显得苍白，甚至只能成为鬼话！你有过他作为中国当前最优秀的公共知识分子的那份信仰和追求么？你有过他作为时代变革大潮中“舆论舵手”的许多生生死死的遭遇和挫折么？你了解过他一度主导的《南方都市报》在培育和推进中国公民社会建设方面的努力和贡献么？

一个正常的社会，一方面是赖有好制度，一方面是赖有敢较真的人。缺一都难成样子，难成正果。撇开“制度”问题，从“人”的因素而言，当代的“李敖生成史”可谓权威启示——在讲真话就等着坐牢的年代，李敖不怕坐牢，不做太监；在讲真话不再有危险甚至能获得“多重光环”的年代，李敖说话还是不顾情面，不做讲哥们义气的犬儒。同时，李敖总是不惮于从他的刀光剑影的文字中“拔刀而出”，该出手时就出手，与身边的不公、不道短兵相接，是非、原则面前，六亲不认，管他翻脸、绝交。所以我说，李敖是中国数千年来第一本色男子！是鲁迅“立人”的“标本”之一！

有人说若在台湾，自己也是个李敖，这话恐怕只是玩笑或误会而已。这是跟有些人学胡适一样，只学了“制度决定论”而“目中无人”，把责任一概推给制度（通常又只是借口罢了）！怎么就看不到胡适其实也是十分较真之人（缺点是对某些同人宽容失度，有江湖气），他明明是教人“争自己的自由”的，你不争，不但好制度很难出来，再好的制度也可能等于虚设；不争，又怎能将制度的真假面目试出来？尽管，争起来都会很艰难。近些年来，不正是由于有了越来越多的人看破了“天降馅饼”的虚幻，为着公民的权利执着艰难地较真，才让人们看到了公民社会“渐进”的一抹抹曦光么！

一点附记：有位叫“独石”的朋友，我原来赞过他“对鲁迅、杂文的了解和思考，超过与我争论的几位”，再读过他的几篇作品后，感觉这话说得还是早了点。他对杂文、评论等问题的论述，细看多似是而非。比如，他对我所说的“杂文是件易碎品”的内涵，就基本上没有读懂，或者说是一种误读。主要问题，在于缺乏深入而急于言说。其实，这至少是好心情杂文版块不少“佼佼者”（如大庆鸿儒、黄池春田等）的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