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论宋庆龄的婚姻与爱情
文章对《国父国母的并不光彩的婚姻》一文中的观点进行了辩驳,并成立了自己的看法。行文更多的是理性的分析和观点的阐述,心平气和,以理服人。此文杂文之要。论述客观,文笔娴熟。
看了晚妆楼主一篇文章,题目叫《国父国母的并不光彩的婚姻》。我本以为其中又有了什么新的史料和发现,才去读的,结果并没有。只是对宋庆龄的婚姻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文章认为国父国母的婚姻并不光彩的理由是:孙宋之间的年龄差距过大,二人之间并无爱情,以及宋庆龄伤害了其她女人等。
从现代人的观念来说,晚妆楼主的观点是有一定代表性的。但是我觉得评价历史人物,应该本着历史的态度。评价别人的婚姻和爱情还是更加人性化更好。
宋庆龄所处的是一个风起云涌的年代,孙宋都是受的西方教育,行事方式和我们现在并没有出过国门的人会完全不同。再说光彩与不光彩,本身就是非常世俗的看法,婚姻难道只是给人看的吗?从当时的情景,宋庆龄是在家人反对的情况下越窗而逃,孙中山也表示能娶到宋庆龄死而无憾,我想当事人能有这样坚定的态度,能有这样的感情火花也就值得肯定和尊重了。我们必须知道他们所处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背景,过得是什么样的生活,有怎样的心理。在这一点上,毛泽东表现得更典型。毛泽东与贺子珍同居时,杨开慧还没有被杀害,如果杨开慧侥幸活下来,毛泽东会又多一本难念的经。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失骄杨君失柳”“泪飞顿作倾盆雨”就是假的。因为当时是在井冈山上,过的是过了今天并不一定有明天的生活,这与孙中山的逃亡有些相似。领袖也是人,他们的行为,并不一定都充满理性,尤其是感情生活。从历史的发展来看,那一代人是用后人并不一定理解,也不一定效仿的行为去打破了一个时代就足够了。至于后来发展到什么方向,什么程度,并不是我们评价他们当时是与非的尺度。孙中山反对专制,后来走向独裁,是历史的必然。毛泽东也是如此。我们可以批评他们的以后,但不可诟病他们的当时。
至于晚妆楼主认为二人年龄差距太大,不能白头偕老,因此判定宋庆龄只是一时冲动,。我想这可能是出于好心。但是宋庆龄的父母已经尽了这份心,是宋庆龄越窗逃跑才有了这佳话。我想晚妆楼主要有这样的女儿,肯定会再加上把锁,以防止女儿私奔,不过这样晚妆楼主就会失去再谈爱情的资格。确实天下这样的好心的父母,这样好心的长辈很多,包括晚妆楼主这样的好心人,总是在谆谆教诲。“白头偕老”也确实是中国人的传统婚姻观念,但是历朝历代,古今中外,还是有许许多多的人明知不能白头偕老的结果而不顾一切地走进爱情或婚姻的殿堂。
我们不排除老少配的婚姻有许多人确实掺杂着非爱情因素,但宋庆龄也确实并不是看中孙的地位和财产,因为孙当时是流浪海外。剩下来的是宋对孙的“崇拜”问题。“崇拜”固然并不等于爱情,但应该是爱情的基础。爱情并不“梁祝”上个模式,即便是这样的模式,也并不排除门当户对。“英雄美人”也是传统的爱情模式之一,而且这种模式遍及古今中外。
爱情不是个狭隘的定义,也不应该被限制在某个理念或制度的框架之中。相反,它是一个内容指向很宽泛包容性很强文化和心理范围,或者说爱情从根本上是一无解方程。而且,随着历史的变迁,人们会不断赋予它前所未有的内容和形式。正因为如此,古往今来的男男女女,因时、因地、因个性、因文化会以不同的方式发生爱情,从而写出自己心灵的诗,有欢欢喜喜,有哭哭笑笑,也悲悲切切,甚至爱错了,也不一定当初不爱。从这个角度和意义来说,孙宋处在五四前夜的历史潮流中,受的欧美教育,他们之爱当在情理之中。
爱情是当事人研发和理性的统一,区别是有人重一程,有人重一生。孙中山到底能伴宋庆龄多久,宋庆龄当时肯定是三思而后行的,这好像用不着晚妆楼主的惋惜。晚妆楼主之所以认为他们的婚姻“不光彩”,我想主要原因就是她先认定了二人是“国父国母”,既然宋庆龄是“国母”,自然应当“母仪天下”,殊不知从爱情的角度来说,她们只是当事而已,何况她那时还不是“国母”呢!
我觉得应该感慨的是宋庆龄后来爱情。她与比她小十多岁的秘书发生的感情并同居,这件事仍然有值得肯定的一面。
巴蜀鬼才魏明伦写过一篇《雌雄论》,感叹那些反封建斗士的遗孀们竟然不能再嫁,竟然成为封建伦理的标本。其中就包括宋庆龄。但宋庆龄并没有纯然做封建礼教的标本。她的又一次的爱情虽然到来很迟,但毕竟在那个特殊年代,那个封建思想和意识卷土重来年代也需要很大的勇气。
建国以后老年人的再婚再恋,尤其是名人遗孀的再婚问题,一是当事人自己不容易放下金字招牌,二是根本不会被人理解。《青春之歌》的作者杨沫也有过相似的经历,她没有金字招牌。爱情的发生可比宋庆龄容易,但处理却会更难。他的儿子老鬼后来提到这件事,也委婉地批评她母亲感情“也有软弱的时候”。关于宋庆龄的这爱情,晚妆楼主显然也不会理解,不然她不会说“宋庆龄临终遗言不与孙中山合葬,而是安葬于万国公墓的宋氏墓园父母的身边,不知是否心中有愧?我想天堂的大门,是不会为她敞开的”。其实这段话正好说明,宋庆龄从选择爱情之路开始,就很明确的放下了金字招牌。不然她不会明确提出要结婚。可惜的是,她的合理合法的要求并没有得到实现。而身为国家副主席的宋庆龄,竟然不能按照《宪法》和《婚姻法》把爱情变成婚姻。在这件事毛泽东非常开明,就是因为毛泽东在这方面有着更深的理解。相反周恩来表现的更加政治化。宋庆龄没有坚持自己的要求,说明她也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被政治化了,但所幸的是,她还是坚持把她与秘书同居的事情向周围的人公开化了。她毕竟是受过欧美教育的人,在当时的中国文化氛围中,她还是表现得卓而不群。
至于宋庆龄后来的政治行为和生活,应该是另一个话题,不应该把这两个问题扯在一起。
现在有一股思潮,大体是认为“五四”前后一段时期让中国文化断了代。这种反思不能说不必要,但是很少人提及我们的封建社会的文化和制度是何等超常。我们的封建社会比西方要长一千多年。为什么以反封建为己任的孙中山和毛泽东都会走向专制,封建文化已经深入他们的骨髓。中国反封建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所以中国的主要问题仍然是反封建,包括其文化的思想,而对先贤们对封建文化和思想所做出的冲击,还是站在当时的背景来看地更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