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常，还是过激

参加工作后，遇了一些不正常的人，见了一些不正常的事，于是我便很正常地说了一些反对的话，写了一些反对的文，然后遂有人说我思想过激。如果是那些不正常的人说说倒也罢了，但其中更多的则是我的同事、同学。虽然并无恶意，但对这种结论我还是不能接受，更不敢苟同。

从道理上来讲，既然大家都承认这些人和事是不正常的，我反对它们，那么我应该是正常的才对，何来过激之说呢？从事实上来说，我常认真地反思我的话和我的文，扪心自问，我说的全都是真话，写的全都是实情，有根有据，哪一点不是正常的呢？哪一点过激了呢？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真的要究其原因，也不是没有，那就是这些不正常的人常常是领导，这些不正常的事常常是领导吩咐之事。如果是因为这一点，我就更不明白了。我只是说说写写而矣，又没有像领导们那样动不动就罚教师款，扣教师钱，剥夺教师评优评先资格，调换教师工作岗位，毁坏教师名誉，侵犯教师权利，更有甚者巧取豪夺，贪污腐化，徇私舞弊，中饱私囊！如此说来，过激的应该是领导才对，相比而言，我的做法还远远不够才是，连正常也称不上，又怎么会过激了呢？

于是我不免要问，如果在街上甲打了乙一耳光，乙又还了甲一耳光，那么乙的行为算不算过激？为什么这些领导不断欺压教师，而我站在教师的立场上说几句话就过激了？如果这叫过激的话，那我们怎样做才叫正常呢？忍辱负重，逆来顺受，像领导教育我们的那样夹起尾巴做人吗？难道这才叫正常吗？照这样说来，当领导的就可以随意欺压教师，就可以堂而皇之地干坏事，而我们只能看，只能忍，说了反对了就过激了，这是什么逻辑啊？这是奴才的逻辑！唉，其实，正是我们都有这种想法，才使得不正常之人、不正常之事大行其道；正是我们弯下了腰，别人才骑到了我们的头上。如果我们都能路也不平一声喊，该出手时就出手，你看哪个不正常之人敢做不正常之事？

思来想去，其实还是官本主义在做怪！

说到官本主义，在我国可谓是源远流长。从古至今，这官本主义都盛行的很。一旦当官，就高高在上，老子天下第一，下面各色人等皆由我摆布。并且这官的级别越高，待遇越高，权力越大，制约也越少。可以说，有了官，也就有了一切，功名利禄，光宗耀祖，面子地位，金钱女人，一应俱全。因为这当官的额外回报太大，所以古往今来想做官的人，如过江之鲫，前赴后继，浩浩荡荡，纵舍得身家性命，赔得倾家荡产，争得头破血流，也在所不惜，乐此不疲。反观这当官的，尽管口头上总是喊着“做官累啊，做官险哪”，可除了极少数主动辞官不做和少数被迫贬为庶民，鲜有想做平民百姓的。于是便产生了这官重民轻的思想，进而发展成官本主义。正因为中华文化中这官本主义太盛，作为中国人不可能不受其影响，潜移默化，自觉不自觉中脑子里便有了官本主义的影子。而在现实中，稍有头脑者都看得出来，凡是当官的都威风八面，都一呼百应，凡是巴结当官的都能捞一定好处，都能跟着飞黄腾达，不巴结的什么好处也没有，至于反对的，更是倍受打击压制，在这种情况下，能不让人产生官本的思想吗？

再看古往今来的官民纠纷：官欺民，只要不是闹出了命案，只要不是运气特背，你看哪个官受惩除了？被砍头了？可如果民反官，那便是造反，动辄就是坐牢、砍头，甚至五马分尸，诛连九族，现在文明了，死刑改成了枪毙，但结果都是一个死字。你也许会解释说，官属于强势一方，民属于弱势一方，两者发生冲突，当然是强势一方有利了。不错，的确如此。可为什么官会成为强势一方，而民成为弱势一方呢？谁又规定官应该是强势一方，而民应该是弱势一方呢？

常看《动物世界》，常见：那狮子一来，羚羊便一哄而散，各跑各的，结果狮子想吃哪个追哪个，逮住哪个吃哪个，叫嚣乎东西，挥突乎南北，横冲直撞，所向披靡，如入无人之境，众多的羚羊在狮子眼里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而已。常想：如果羚羊们都联合起来，狮子来了，用角顶它就是了。这只顶一下，那只顶一下，那头狮子受得住呢，看它以后还敢来撒野不敢？可惜羚羊的脑子还没有进化得足够发达，它不会思考。更可惜的是，人学会了思考，但依然没有改变这种命运。

官有权有势有钱有武力有发言权，一个几个小民岂是对手？所以老祖先传下话来：民不与官斗。不斗怎么办？或者忍让或者顺从。别说，还真有一些出于自身利益需要而顺从之民。这官一见民如此好欺，还不住地巴结自己，就真的就以为自己了不起了，更加不把民放在眼里了，于是那胆子也大了起来，欺压民众，为所欲为。而那些顺从之民往往又起了帮凶的作用，协助官来欺压民。更要命的是，每当官欺民时，这民受害，那民非但不帮，还暗自庆幸这害没落到自己头上，站在一旁看笑话。于是官收拾完这个，又收拾那个，当真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任意东西，挥洒自如。其实，官没什么了不起的，官是我们民养活的，其权是我们民给的，当官是为我们民服务的，如果我们人人都能真正认识到这一点，没人吃他那一套，你看那官还耍什么威风？还能不能耍起威风？那时不用咱民去求他办事，他自己都坐不住了，主动前来讨好于民，为民办事。这样的话就正常了，这才是正常的社会。在这种正常的社会里，民众才会像温家宝总理所说的那样“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而这对谁都是好事，被欺压之民不再受欺压，顺从之民不再低三下四看人脸色，欺压之官也可以堂堂正正、坦坦荡荡做官，人人平等，和谐共处，岂不美哉？

然而，自然界不是这样，人类社会也不是这样。如果羚羊都联合起来了话，那么狮子不是就要饿死了吗？照此下去，大自然的生态平衡不是就被打破了吗？所以上帝没敢赋于羚羊智慧。而于人类，上帝虽然给了智慧，但同时又赋于了自私（不是私心，私心过了头才是自私），自私看似有利于个人，其实是害了每个人，所以民众也没有能联合起来。上帝这样安排，莫非也是担心把那些除了当官，别的什么也不会的人饿死吗？还是担心人类在世间生活得太好了，没人愿意去天堂侍奉他老人家呢？其中的玄妙，我辈怎能想得明白？

与官本主义相对应的是民本主义，可惜的是流而不远。虽说早在两千年前孟子就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但几千年来响应者廖廖，而朱元璋对此更是恨之入骨，公然制造了众所周知的“删孟”事件。后来到五四运动时又提了一段民主（有民主，才有民本），但风行一时之后，终不见了踪迹。现在社会虽说也讲民主，但太少。

可喜的是，纵现人类五千年的历史，我们会发现，其实就是一部人类不断觉醒的历史。每当这种觉醒积累到一定程度，在某种导火线（如饥饿、灾荒、外侵、内患）的诱发下便会强势爆发，这时政权这一上层建筑要么是以变法、改良、改革这类改进的方式进行自我修复，要么是以外侵、内战、篡权、革命这类推翻的方式进行外力重建。而新的统治者自然会看到不能（并非不想）再按照以往的方式来维护统治，于是便会制定一些较为开明的、有利于人的觉醒的制度。而在新制度下，人类继续觉醒。当这种觉醒积累到一定程度，又会在时机成熟时引起新的自我修复或外力重建。历史如此循环往复，在这种循环往复中人类不断觉醒。小到朝代的更迭，大到社会性质的变动，莫不如此。当然其间也会有倒退、曲折，但人类前进的步伐这是谁也挡不住的。而人类觉醒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民主，就是民本。遍看人类各个时期的律法，不难发现，民主、民本的成份是在越来越多，这就是历史发展的趋势，谁也改变不了。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民本主义一定会战胜官本主义。而我们要做的就是顺应这种潮流！那么又该怎么做呢？且以为，一则是要宣传民本的思想，使民本主义深入人心。一则是要改变产生领导、监督领导的制度，把官员的产生权、监督权交还给人民。主观上有民主思想的意识，客观上有民主制度的保障，那么民本主义时代的到来还会远吗？

那时，我想人们再不会把领导的过激看作正常，而把我等百姓的正常视为过激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