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的错位——写在“感谢门”热吵之后

“感谢门”吵得好不热闹，为了一句领导的批评和周洋改口，七大明星都纷纷出嘴评说，网上还把这七大名人的话搞了一个小专题。尽管名嘴的名言五彩缤纷，但细想都没说到点上。因为他们的话经不起一个假设：假如周洋一开始就把父母排在末位，你们会觉得周洋很虚伪吗？肯定是不会的。因为语序，并不能与意义的主次顺序完全对等。比如我们常说的“感谢人民感谢党”，谁都知道其中的宾主和虚实。

感谢语是交际的需要，它的表达非常灵活的，见景生情，随机应变，是很正常的事情。真真假假，虚虚实实，都是在允许范围之内，跟人道德的真诚与否无关。真心感谢的，并不一定排在前面，排在前面的也并不一定是真心感谢。在不同的场合，用不同的排位次序，都可以是合情合理的，这与当官的排位不同。同样说了一声“谢谢”，含金量也可以不同。有的完全是客气，有的是真心实意。甚至嘴里千恩万谢，心里在狠狠地骂娘也并不少见，而且我们并不能据此说这个人是两面三刀。

所以“感谢门”吵了半天，没吵出什么意义。为什么？瞄错了靶位。关键问题不在于周洋是否改了口，该不该改口，而在于那们“于领导”的提法和心态。

首先说“于领导”在提这个问题时一定是语重心长的，一定是代表一定阶层，代表着一个时代，也代表着那个时代的那个阶层对周洋等下一代表达了一个期望：让他们继续感谢。因为近年来，对“党和国家”的感谢，人们宣之于口的确实越来越少了。在“于领导”看来，这是世风江河日下的表现之一。

所以，问题的实质在于，公权力及其代表者到底该不该感谢？笔者认为，不应该，尤其是公权力的代表者不能让人民感谢。因为这是由公权力的性质决定的。

迄今为止，我们可以把社会的发展分为“私权力”和“公权力”两个阶段。要求对权力掌握者的感恩戴德是“私权力”阶段的特征。皇帝赏赐，要“谢主隆恩”，皇帝要杀你头，也要“谢主隆恩”。为什么，权力是他们家的，所谓“率土之滨，莫非王土，普天之下，莫非王臣”是也，你的生死都要由他掌握，不感谢行吗？但是社会进入公权力阶段之后，权力不再是谁家的，官员只是权力的代表者而不是所有者，官员不再是主人，而成纳税人的雇员。因此，某个官员之所以能够代表某一层权力，是由人民决定的。所以在这样一个社会体制中，只能是官员感谢公民对他的信任，只能是“公仆”接受“主人”的监督和批评，而绝对不应该再有“主人”去感谢“公仆”的道理。

明了这个道理，我们再回头看“感谢门”的争吵，就可以看到“感谢门”所反映的，实质上是在这个社会变革时期不同的人对我们社会中的“感恩情结”评价和期待。

我们国家是从“私权力”走来，正向“公权力”转化。人们感恩的观念和对象都在发生着迅速而深刻的变化。我们有两千多年的封建历史，也必然存在着与封建社会相适应的感恩的礼节和表达方式。我们常把老百姓这种感情定位为“朴素”，殊不知“朴素”就是没有上升到理性，就是历史的落后。中国人都知道我们的干部叫“公仆”，但不知道“公仆”只能与“公权力”的体制相适应。所以我们一度非常强调对公仆和他所代表的权力机关的感谢。长一级工资，你要感谢；给了间住房，你还得感谢，受了灾难得了点救助，你更得感谢。甚至受了冤狱，再放你出来也得要感谢党感谢政府。所以，尽管我们在理论上已经做了“主人”，但实际上还是得时时处处对“公仆”们千恩万谢。我们的进步最多也就是被杀头的时候不会再说“谢主隆恩”了，但其实也差不多。

现在的年轻人，口头上不再有那么多的感谢了，这不是“礼崩乐坏”，而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或者说，对公权力的感激的话语的减少绝对是历史进步。周洋首先感激父母的话，是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中出现的，代表的，是中国社会观念的转变。相反，“于领导”对此表达的不满，也代表了一部分人的社会期待。他们期待着重新唤起人们的感恩情结，事实上这是不可能了。因为历史在进步，因为那种感恩的情结和我们党我们社会制度的性质是不应该相容的！。

“感谢门”反映出来的是这个转化过程中的矛盾。什么时候“公仆”们发自内心地对“主人”们说一声“感谢”，我们的社会才真正进入了“公权力”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