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毛泽东庙有感

毛泽东庙现在恐怕已经不是新鲜事物。在什么地方？全国肯定有很多。昨晚和同学聊天，他说他外出旅游时也见过毛泽东庙。徐水县毛泽东视察过的地方也为毛泽东塑了金身。我游的毛泽东庙是在山区某县的县城边上的一座小山上。那座山叫小派山。山前是一座烈士陵园，里面葬着抗战时期的许多烈士。山后是三座庙，东西两座供的是中国传统的神，中间一座塑的是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的像。毛泽东居中，周恩来在东侧，朱德在西侧，全是金身，端坐在金色的沙发上，看来，人这供着诸神的庙中，毛泽东三人是主神。因为不是庙会时节，庙门都锁着，但是从窗外看，可知香火很旺。

这让我徒生许多感慨。

毛泽东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他反封建是非常理性的，但是他终于还是陷了进去，生前的个人迷信在“文革”中达到高潮，死后在他深恶痛绝的作为“四旧”之一的庙宇中供奉着，“享受”永远的香火，接受着万民的顶礼膜拜。但毛泽东如果死后有知，肯定会“泪飞顿作倾盆雨”了。

应该说如此矛盾的东西存在在一起，是非常荒诞的，甚至是历史的荒诞。反封建的浪潮席卷中国一个世纪，多少仁人志士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但最后转了一个圆圈，差不多又回到了原来的位置，这是所有人都不能预见的。但这一切又都非常真实。

首先应该肯定，在反对封建的问题上，毛泽东在他同时代乃至以后的很长时期内，他的思想都最先进最彻底的。毛泽东自称一生干了两大事，一是打倒了蒋介石，建立了新中国，一是开展了文化大革命。关于前者，他的历史功绩已经有目共睹；关于后者，我们透过历史的荒诞，也可以看到毛泽东的深刻用心，他预见到了他所建立的政权有走向反面的必然危险，因此才主张每十年八年搞一次，让百姓监督，以免这个官僚机构封建化。但是他的这个方法已经注定了其历史的悲剧性。

然后我们再看为他建立庙宇的百姓。这些百姓也同样真实地把他当作神。如果我们理性地分析，前半的毛泽东确实是神。我党成立之初，可说聚集了当时社会的精英，包括犯了错误的陈独秀，瞿秋白，王明，张国涛，哪个者是人中龙凤，但历史还是选择了毛泽东。井冈山时期尤其能够证明这一点，有毛泽东指挥，仗怎么打怎么胜，离开毛泽东，就怎么打怎么败。从长征转移，到对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整个进程的预见，都已经为历史所证明，从这个意义上说，世界历史上，也没有出现一个这样伟大的战略家。从个人品质来说（在权力斗争品质除外），毛泽东一生廉洁，现在普遍存在的贪腐行为他一毫没有，就连他的巨额稿费，都献给了他一生为之奋斗的事业，亲近的资料表明，江青因为个人花费超支，朝毛泽东要500元钱，毛泽东都让他打借条，逼着她归还回来。现在这些动辄百万来供养“二奶”的官员怎么与他相比呢？从这个角度来说，百姓供他为神，是完全有道理的。

但是庙宇，却是毛泽东生前和死后都不会愿意去的地方。而这，正体现了历史的现实和历史文化之间的深刻矛盾。

我们反封建的历史方向，恰恰是沿着中国的封建的历史文化走来。虽然毛泽东理性地接受了马列主义，并以此为指导；虽然毛泽东也知道对于中国文化要“批判地继承”，要“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但当我们深陷这种文化之中的时候，又有谁能够完全摆脱呢？

要知道，我们很早就孕育着这样的历史走向完全相反的文化和思想的因素，只是谁也没有觉察到而已。《东方红》和《国际歌》曾经都是我们唱得最响亮的歌。这二者的内涵其实正好针锋相对。《国际歌》唱得是“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而东方红唱的是“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这两首最有代表性的歌曲，一个是在否定着神灵，另一个又是在创造着神灵，而且大家都在同时地真诚地唱着。中国现实的历史，就是在这两种因素的支配之下悄然运行。

所以，毛泽东走向自己的反面是必然的。以个人迷信为例。毛泽东接受斯大林教训，随即做出不许以个人名义命名地名，不许为领导人祝寿的规定，可见他对个人迷信有着极高的警觉。但是他的权威和他的位置，就使他周围不可避免地出现林彪。就使他的意志不可避免地转化为“文革”，进而发展成比宗教狂热还要狂热的个人崇拜。再以他所追求的政治方向为例。他一生都在为实现废除专制，实行民主的政治目标奋斗，但文革的事实证明他的专制比任何时代都有过之而无不及。缘何？他所建立的民主制度——“民主集中制”本身就是“民主”和“专制”两种因素的二重奏。因为事实证明在这个制度之中，“集中”随时都可以强奸“民主”。“民主”讨论半天，“集中”一拍板，所有的“民主”因素就可能一起报销。所以这实质上还是“人治”，而不是“法治”。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因素，就这样充分显示出来。

文化的力量是巨大的，文化溶进了一个民族的血液，它所起的作用是任何人都无法察觉到的。如此说来，毛泽东生前走进“金銮殿”，死后永享香火，实在是历史的必然。

忽然想到在毛泽东思想之后兴起的如火如荼的“新儒学”热，是临时抓药，还是救世良方？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