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墨的操守

文界某些人有这样一种倾向，由来已久：不是批判伪道学，而是批判一切道德，提倡无道德；不是批判伪理想，而是批判一切理想，提倡无理想。这种倾向的荒谬性自然不值一驳。不过某些人的调侃道德，调侃理想，要说意在提倡无道德无理想，那还不至于。其真实的想法，恐怕主要是主张取消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感和忧患意识。

“岂有文章倾社稷，从来佞幸覆国家。”文艺作品有别于政治纲领、政治决策，很难产生立竿见影的现实效应。这一点并不是今人才发现的秘密。但因此而抹煞文章在参与构建人类精神家园方面的作用，判定文人的忧患意识是自作多情甚至是一种罪过，那是有失公允的。用个未必很恰当的比喻，如当父母的，因为主客观条件的限制，未能实现让子女过上好日子的愿望，你能怀疑父母的爱子之心么？能一味指责，嘲笑他们的爱是假的么？实际上，从屈原到鲁迅，让人深刻感受到的是，忧患意识已成为一部分中国文人固有的精神基因，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自发的情感，是自觉的“受难”。他们从未因这一点而自感到什么“崇高”，但毫无疑问这就是一种充满了正义性、高扬了正义感和道德勇气的人类精神。特别到了鲁迅身上，传统知识分子模式发生了质变，忧患意识和批判精神被更加执着地继承下来，而传统士人身上那种阿附、因循和顺从的人格，则遭到了彻底的反叛，取而代之的是理性的道德价值观念、高贵的人格尊严和科学的人文精神。“鲁迅在一个不把人当人的国度里，毫不妥协地坚持人格的完整和心灵的自由，作为一个旧世界的叛逆和新世界的质疑者，在人格平台上达到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最高境界。”（余杰语）好几年前，学界就提出了“延续五四，延续鲁迅”的主题，将鲁迅的精神世界、鲁迅构建的“道”，当作一个强大的“精神母体”，已经越来越受到新时期知识分子精英的认同。

忧患意识的核心，我以为是对弱小者生存状态的关注和忧虑，是对一个人人都能拥有自己独立的人格尊严、自由思考、平等生活的“人国”的执着憧憬。如果说批判精神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知识分子的骨肉的话，那么使命感和忧患意识就是其血脉。而批判的锋芒，忧患的力量，则都需要在一种理性的态度中得以体现，它源于一种实事求是的求索精神。

“既没有背离道德的优秀文学，也没有道德说教的优秀文学。”这是文学史上的常识，所谓“文以载道”，亦当作如是观。一篇文章，提倡了什么，反对了什么，总有个格调高低的问题，不过每个人所持标准不同而已。那种抑制自由思考的、违反人类精神进步规律的政治图解、政治规定是该反对的。像王小波提出“勿论格调高低”本意是对那种庸俗的政治标准（如写恋爱题材，写到要说出“我爱你”之前，先得默念一番“爱祖国、爱人民”等）的反叛，但要将一切标准的“格调”都弃之不论，而只取“文笔优劣”作为衡文的唯一标准，这恐怕就有违理性原则了。

任何批判，如果并非出诸悲天悯人的情怀，而又失却了理性的内核，恐怕终有一天会“走火”。在今天这样比较宽松的政治背景下，知识分子保持一份批判的理性和锋芒，已经成为一种可能，也就更应该成为孜孜以求的一种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