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节论史

值此清明节之际，由介子推说起，闲论历史——

春秋时代还有一个叫范蠡的。介子推和范蠡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是忠于自己的大王的。不过介子推忠的时候，晋文王还没有称王，只是一个王子而已。由于他的父王晋献公废太子申生的缘故，他也被迫逃避灾难的；申生是文王的哥哥，文王名曰重耳。在文王最落魄的时候，介子推割自己大腿肉来让让饿得奄奄一息的文王吃。后来时局的转变，他被众大臣招了回去做了大王。做了大王之后，在一段时间里竟把介子推忘记了，是身边的大臣的提醒才猛然想起来的。文王也不是忘恩负义之人。决定诚心感恩。“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嘛！不过，介子推却不愿意接受这份厚意，听到这个消息之后，背着自己的娘逃到介山里去躲了起来的，怎么也不愿出来。文王想了一个办法，好三面放火，留下一面，感觉这样他就会从这一面跑出来的。即使这样介子推还是不出来，后来他们娘俩活活烧死在一棵柳树下。

说到这里，再说范蠡。范蠡是春秋时越国大王勾践的忠臣，越国的霸业若没有范蠡是不可以做成的。最主要的一条，他给勾践献一美人计，击垮了夫差的身心。美人计确实管用，终于使吴国大王夫差栽进去了，瘫卧在了美人西施的石榴裙下，成了“药渣子”。近二十年勾践的那个“苦胆”是没有白尝的，经过休养生息，在范蠡和文种等臣子的极力帮助下，积蓄国力终于打败了吴国，雪了“会稽之辱”。这个范蠡很懂帝王之道，为臣之术的。战胜吴国之后，他见到勾践说：“我不做官了，我得走的。”于是在勾践不知道的情况下带着家眷开了小差。临走时给他的“难兄难弟”文种留了话：“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你看勾践细勃尖嘴的，不可以为谋，还是走为上。”不过文种还是抱有幻想的，舍不得离开这个“风水宝地”。可是文种看了范蠡的信条之后，心中也有算计，以后就假装有病而不去上朝。勾践屈尊到文种的住处，也许是看出来文种的不上朝是故意的，寒暄了一阵子。临走时，勾践把随身带的一把宝剑丢到了文种的床前。勾践走了之后，文种拿起那把剑一看，正是吴王夫差赐死伍子胥用过的剑。这个文种还是有“自知之明”的，整理一下衣装就自杀刎了。帝王赐死，像割一根草一样容易。在历史书籍上是经常看到勾践使用过的宝剑的，不知道是不是那一把。

以上四个忠心的大臣。只有范蠡“幸免于死”。后来有人说，介子推死得有些不值得。但到底为什么坚决要“自焚”，不去享福，确实不好考究。不过在他死之前给文王写了一份血书藏在树洞里，说：

割肉奉君尽丹心，但愿主公常清明。

柳下作鬼终不见，强似伴君作谏臣。

倘若主公心有我，忆我之时常自省。

臣在九泉心无愧，勤政清明复清明。

从血书中随便臆测一下介子推的心境：文王啊，你只要能勤政清明，比我活在你身边“伴君诚谏”要强得多。笔者感到介子推应该是：以死表忠心的，以死促文王要为政清廉，以死报效自己的国家的。国君的清明，要比献上几条妙计更为重要。他也是一种不“居功自傲”的风范，有一颗赤胆忠心。但也不能说他没有一点范蠡的顾虑：走狗烹。

再者，范蠡不逃，能善终吗？不好说，这个不允许有假如的；可是他却想到了死。有一说，在越国打败吴国开庆功会的时候，勾践老是在觊觎范蠡，一脸愁闷的样子。范蠡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他如果不走的话。那后来文种的不“上朝”，勾践屈尊前来寒暄了一阵子，然后丢在了床头宝剑。那么范蠡要是有个“头疼脑热”的话，勾践就不起疑心啊？他的功劳比文种还大。自古为臣，功劳大是一患；不会迎合是一患；没有帮派是一患。那么也许勾践也会也先寒暄一阵子，然后把那把“宝剑”也丢在他的床前的。

在我国历史上，这样的例子是个很“普遍”的现象。战国时期秦国，如果没有商鞅的两次“变法”，如何可以强大！如何有后来的秦始皇统一中国。但是，商鞅还是被秦惠公“因过”给用“车裂”了。商鞅之下还有李斯，李斯虽然爱慕荣华富贵，追求功名利禄，但是为秦朝的统一，为统一文字和度量衡制度是起了决定的作用。

后来赵高的进谗言，秦二世胡亥疑其谋反，把他腰斩于市。李斯的儿子也受到了牵连，爷俩一前一后同赴“黄泉路”的时候，李斯转过头来看了看他的儿子，说了一段耐人寻味的话：“我想再跟你一道，再牵着黄狗出上蔡东门猎逐狡兔，还能做到吗？”试想一下，个中还是有味的。是否是，一个是他对平淡相安生活的向往，感到后悔了；再者是对“狡兔死，走狗烹”这句话的诠释有了深刻领悟（也许早前感到怎么烹也烹不着他）；还有，是不是他的儿子怂恿李斯和赵高“一比高下”，后悔了。

李斯是个有争议的人物，因为其缺点和优点一直在相撞的。他还是一个了不起的文人：“秦之文章，李斯一人而已也”。他的《谏逐客书》有着深刻的历史意义的，这一点有历史评论为：“其功绩不在周公之下”。但是要和周公一样，我看也不怎么样！下文接着谈周公。“焚书坑儒”他却是“始作俑者”的一大历史大罪。致使“经书缺失而不明，篇章弃散而不聚。”这一行为既是扶秦治国，亦有蕴逐名利之心的。不论怎么治国，烧书埋人都不见得能说过去的。任何朝代，若要指望暴政而长治久安，那简直是可思议的。是执政者已经感觉到无能力治，而采取的一种卑鄙的独裁手段。这样的君主一定会被历史唾弃的，谩骂的。端枪逼着老百姓服从，何谈政绩的！

我们号称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文明史，是指“五帝”以来直至今世。“五帝”的上面还有“三皇”时期，这个时期到底有多长久，确实不得而知的。

要有所了解的，“三皇”之一伏羲氏，是我国古代文人备受推崇的“一皇”。他被历代文人谥为“三文”之一。看起来，国之文明史的根须深扎到了“三皇”时期了，扎到了伏羲氏的身上的。他与周公和孔子并称“三文”。伏羲氏的《八卦》，周公的《周礼》等，孔子《儒教》。春秋战国时代，《儒教》是不那么被诸侯国所采用的。因此，以至于孔子最大的官职只是鲁国的司寇，据说相当于现在的“司法部长”。孔子没有居高位，不能过足官瘾，很不满意。于是就“载质出疆”周游列国去了。转了一圈子还是回来了，以著述受徒为业，以至终老。

春秋时代各种学说“齐头并进”，“百家争鸣”。是个“文化繁荣”的时期，但“百家”者却独“忠”《周礼》的。那个时候，谁要是敢“薄成汤而非《周礼》”的话，简直是大逆不道的。不过孔子的学说，可以说是最接近《周礼》的，甚至是其“嫡传”。在这里说一个故事：“在孔子给学生讲课的时候，他说梦里见了周公。周公给他讲了许多话，传给了《周礼》真经。”这也说明孔子是极其推崇周公的。由此看出儒家文化是建立在周文化的基础上的，是“一脉相承”的。还有一个原因，周公被封为鲁国公，和孔子是“老乡”的，又近了一层关系。

周公乃周武王的弟弟，武王驾崩而辅助年幼的成王。《史记》记载，那时成王还是襁褓之婴的。对大王的“忠”，在周公的理念下，上升到了不辨的真理。周公的这么个理念，在形式上肯定要感动大部分臣子的。因此名声与威望因此而如日中天，甚至超出了他的父亲西伯侯和哥哥周武王。还有在这个时期，他以“文本”的形式，汲取了“三皇五帝”和夏、商两朝的基础上，制定了周代的礼、乐、制度、相傅，这大概就是《周礼》等相关。在那个文化相对荒芜的时代，这个似乎符合“人性化”的学说，就是接下来各个朝代的文化方向的”灯塔”的了。“忠”的理念是周公奠定的，以上“三皇五帝”、夏朝，甚至殷商时是没有这么的强烈和执着，这个历史是明白的。

因此，粗略的算起来，后来汉时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并不是一个偶然的事情，的确有其必然性，《周礼》的延续，有深厚的人文基础。如果还需要附加因素和条件的话，汉武帝时的董仲舒进谏并确定的，是决策者。李斯和汉初的叔孙通也是有功的。上文提到的李斯，“焚书坑儒”虽然说秦始皇主持的，但是李斯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的。是为了防止世人对秦政“以古诽今”的担忧。决定凡有文学《诗》、《书》、百家之语者，“皆蠲除去之”。只留下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这样一来“百家”也无法争鸣了，各种学说也相应的沉寂了下来。秦始皇命李斯重新组织制定治国法度，制定的《法度》、《律令》大都是些“厉文酷律”的。这些“不流惠下民”的秦苛仪法，致使暴政之下，必有反抗的结局：陈胜组织的农民起义，后来就又接上了。很快使秦王朝土崩瓦解了，“水可以履舟，亦可以覆舟”的。

还有，为刘邦制定“朝仪”的叔孙通。此人亦是也有争议的，看司马迁对其评语：“‘大直若曲’，道固委蛇，盖谓是乎？”也是个中有味的，有点“模棱两可和是是而非”的意味，无非介于褒贬之边缘的。此人很似五代时的冯道的，是个善变的人物。看他的政治足迹：战国时期后期跟随楚怀王，又跟项梁，再到项羽。看到刘邦胜券在握，又率百儒臣降汉王刘邦。他给冯道不同的是，冯道挨的骂太多，他却得到一个褒奖的谥号：“汉家儒宗。”这个谥号就说明了，他为“独尊儒术”立下了汗马功劳的。司马迁还评论他说：“希世度务，制礼进退，与时变化。”他虽然善变，却无有“进谗言”和杀忠良之迹。用生存的法则来说，也无须过分厚非之论的。以卵击石，飞蛾赴火亦是悲哀之为的。

叔孙通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提供了很好的机遇。他做到了这一点，也是有难度是。大家知道，刘邦一直是羡慕秦始皇的威仪的。年少的时候，曾见过秦始皇出游，羡艳的说出“大丈夫当如此耳”的内心独白。后来当他真正当了皇帝之后，并不是他想像的那么“威风八面”的。刚一开始上朝的时候，大臣们个个居功自傲，“群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者多矣。”由此，他也很是苦恼。叔孙通看出了他的愁患之情，就毛遂自荐说，要制定“朝仪”。刘邦问依据何种学说，叔孙通答曰：“儒术也。”看来他也是儒子的了。刘邦说：“不可，儒家迂阔而不得实用。”这个叔孙通倒有瞒天过海的本事说：“臣愿颇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当刘邦听到有“秦仪”二字的时候，就欣然答应了。

这个“朝仪”的确解决了刘邦的忧虑，也极大的满足了他的威力和虚荣心。“朝仪”之下，大臣们齐呼：吾皇万岁！朝堂之下跪倒一片，果然肃静了许多。刘邦的皇帝威风也尽显出来了。他满足的说：“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也深深的尝足了被忠的异香。私下对叔孙通还是感激的，于是他也节节高升的。

叔孙通制定“朝仪”的论点是“臣愿颇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中的“礼”，当时只《儒教》中独创，总体还是《周礼》的延续。《三纲五常》，此外还有《孝经》等。也无非多加了几个叩首和作揖动作而已。把刘邦侍侯得很舒服，因此他也就不再提“儒教迂阔而不实用”了。因此，可以这么说，“儒教”是适合帝王的胃口的。将来依然适合各个朝代帝王的胃口的。这一切，为后来董仲舒的确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奠定了基础的。至此之后，我国的各个朝代的行为意识形态以及执政理念，都没有完全脱离这个学说的，特别是在封建社会里，成为了官方哲学了。

再说一下殷商王成汤。他突出的事件就是“成汤革命”，看起来“革命“这个词是古已有之的。夏最后一个大王履癸帝桀，可谓是荒淫无度，残暴无比。用司马迁的话说是：“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弗堪。”他曾经囚禁过成汤，却也“已而释之”的。看来“成汤革命”是政治“颠覆”，是政治事件，但却代表着民意，这是人民崇拜的主要原因。帝桀“不逊天命”，被“成汤革命”了。但是，帝桀得到的惩罚是，“走鸣条（地名），遂放而死。”没有被杀掉，放逐而死，他的死算是“轻松”的。最后给成汤一个结论：他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通过革命的方式，改朝换代的大王或者帝王。

那么我国第一个搞世袭制的帝王应该是谁？是大禹的儿子“启“。大禹称帝之后，十年，东游，到了会稽这个地方，突然暴病而死。不过在他没有死之前，他就推举益（人名）继位的。他这一突然的死亡，”理所当然”是“益”继承王位的，他谦虚了一下让给大禹的儿子“启”，他老夫子是不客气的。在大禹死之前，政治交接依然是禅让制度的：大禹王位是虞舜禅让的。这时启要世袭，于是就有一个扈氏不服，“启”就利用父亲大禹的威力号召各诸侯说：“嗟！有扈氏威侮五行……不用吾命，予则怒戮汝。”后来灭了扈氏，“天下咸朝。”是这个启改变了那么个很好的禅让制度，这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国之历史政治制度的深深遗憾。

“五帝”之末，虞舜帝是个“草根”帝王，而且微时苦难重重，差点被他自己的家人给害死的。他上面六辈子皆为平民百姓，父亲是个瞎子，继母很是嚣张，继弟“象”非常孤傲，后来象还霸占了舜的两个妻子。这一家子都在时刻寻求机会想杀死舜的，对舜很不友好，以至于相刃的地步。他的瞎爹出了坏注意，让舜去淘井，等到很深的时候，他爹和他的继弟象就用土下井。不过舜早有准备，在旁边掏出一个出去的洞的。真是“吉人自有天象”的。等到舜称帝之后，他却手持天子旗前去拜会他的瞎眼父亲，“夔夔唯谨，如子道”的。还封了他的那个继弟为诸侯；“忘记”了夺妻之恨的，有贝多芬的气概。

由此看出，舜帝就像我们现在所说的标准的“以德报怨”的典范，德孝两全。他是有德行的，唐尧才传给他位的。看起来，那个时候社会意识形态和道德还是崇尚德行的。在以后的任何朝代都没有这么“真切”的，思索一下！虞舜能够后来做帝王，一定有自卫和反击的的能力的；他却没有那么做，这不是一个“单人意识”，而是大环境的因素。

《史记》记载，舜以上各个帝王皆是仁德之致，高风亮节的。他们分别是：皇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可以分别考究一下的。

皇帝轩辕是值得称道的，一个是他开启了禅让制度的先河，这个在古老的时代是了不起的。在那时他就已经懂得“修德振兵”的，弘扬正气。我想鲁迅之所以说过：“我以我血荐轩辕。”最主要的一条应该是，轩辕皇帝推行了“禅让制度”。

拖拖拉拉的说这么多有什么意思啊！这样，在这里提供两个思考线索：一个看各个朝代“用刑”和道德行为的“度和变化”；再一个浅析儒家文化怎么在我国逐步走进政坛的，以及对我国人文思想和政治执行中的影响。以上亦有浅议，接下来继续探索。

五帝时期，可以说是历史最平稳和有建树的时期。国家的统一，修德镇兵，治理水利。政坛之上“无有”无故“杀戮”大臣的无辜而冤屈的。就这一点看似简单，其实是政治理念真正人性化的体现，是有着永远值得深思的理由的，何况在那个远古和相对野蛮的时代。这个“血荐”荐得无比深刻。

夏启之后，帝王独裁。中间的事件确实不慎明了，但是结束夏朝的那个夏桀确实是坏透顶了，不说也都明白的，上文作过简单叙述的。在这里想一下，这个结果不是偶然的，是必然的。当帝王权利无限大的时候，私欲会无限的膨胀。在这样的背景下，是什么事情都能做出来的。草芥人命，杀人如草，生活荒淫堕落等。不理朝政，苛捐杂税狂暴征收，各诸侯纷纷叛离等等。这是夏朝结束的主要根源，成汤是顺从民意。用那个时候的话说，是顺天意。这也是成汤革命成功的一个主要因素。后来的人们为什么崇拜成汤，这是人们一个潜意识的思维：400多年的独裁统治，老百姓已经被压迫的喘不过气了，已经生不如死了。在这样的条件下，突然出来一位“爱民如子”的人物推翻了这个独裁统治，得到崇拜是必须的，也是必然的。还有一个意义：成汤是历史上的第一个成功的“革命”家，具有特殊的历史和人文精神上的升华，文人的崇拜的意义就在这里。“革命”家在每一个时代都会被认为是英雄人物的，值得崇拜的。

成汤建立了商朝之后，依然没有改变的还是世袭制度，这个制度是会很容易进一步转变为政治残暴的。商朝的最后一个帝王纣，比夏桀还会作恶，而且荒诞无耻。和夏桀基本同工异曲过之而无不为：喜淫乐，爱宠妃妲己。妲己喜欢听撕绢绸的声音，就让各诸侯国进贡上等的绸子，让人撕来取乐。“大最乐戏于沙丘，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裸相逐其间，为长夜之欢。百姓怨望而诸侯有畔者，于是纣乃重刑劈，有炮烙之法。”其行为简直是兽性也。垮台也是必然的。这个好与坏的变化绝不是偶然的，一下子的。刚开始成汤很可能体恤百姓的，中间经过了大概也是400多年的样子。这个期间还能个个都像成汤一样“爱民如子”的。到最后的纣王突然变得坏极了，这可能吗？因此世袭制度和独裁统治是暴政的根源，也是这个朝代最后走向灭亡的根源。翻版夏朝，且有了“递进”。

西周时期。武王早逝，成王年幼。周公摄政，周朝依然沿袭了世袭制度，但是在世袭的基础上，又特别强调“忠君”。这一切理念基本都是来至周公的行为和理念。当然周公的这个“忠君”的理念，就他本人来讲不是什么错误，在某种程度上讲还是有“道德”的。但是这个执政理念一旦被统治阶层形成一种传统意识，这个危害就越来越重的了。皇权们会披上这个“漂亮的外衣”来膨胀私欲的。大家想一想，这样无形中助长了帝王的“惟我独尊”的固有思想。老子天下第一，权利神圣不可侵犯的。有人会说，那毕竟是个相对古老的时代的，有情可原的。那么“五帝时期”不是还要早的呢！

西周的最后一个帝王：周幽王。这个和夏桀，商纣无有多大的区别。也许都知道“烽火戏诸侯”的这个荒诞的故事。周幽王的爱妃“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万方，故不笑。幽王为烽燧大鼓，有寇至则举烽火。诸侯悉至，至而无寇，褒姒大笑。幽王悦之，为数举烽火。气候不信，诸侯益亦不至。”周幽王为了让褒姒笑一下，竞做出这么荒诞之举。绝对的权威可以让他为所欲为，置国家与民族利益而不顾，把国家利益置于一个人的欲望和爱好之下。又翻版了殷商，又增加了新内容：“忠”。

周幽王的灭亡，东周开始。这个时期基本上就是我们说的春秋战国时期。这是个诸侯国逐鹿的时期，就像近代的军阀混战一样的。这个周公的所谓“忠”的理念在这个时期，也被各诸侯国“无意识”的采用，强权和人性矛盾的爆发到了鼎盛时期。独裁的统治，再加上这个“忠”的威力。也就出现了本文的开头的文种，范蠡、伍子胥、介子推等，他们小命就像一根小草那么值钱；后来的李斯，甚至包括叔孙通都是这个理念下的牺牲品；他们是“独裁”和“忠”的理念挤压出来的特殊产品。上文说了，这个儒教“忠”很适合帝王的胃口，越是适合，胃口就越大，甚至是不可以遏制。胃口愈大，其需要新鲜的肉炙量也会不断增多。想一想，鲜肉之前就是无辜的生命的。这里举出的只是极个别的例子。

我们可以再想一想，为国家立下了汗马功劳的大臣。只要君王不合意，丢下“一把剑”，就立即自刎而死，这是多么之残酷哦！不是“忠的”效果的最大化吗？其实历史上敢于和“忠”叫板的不多，其中一个人物是陈胜的，豪言“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也是历史上第一个农民起义的，他不同于成汤。成汤是诸侯、阁僚“叛乱”，上文说了是“政变”，不过却“变”得有理。

陈胜的农民起义的意义非常深远，但是终于没有抵挡住从一而“忠”的伟大效果，终于没有战胜独裁和“愚忠”的神力，以至后世“愚愚相因”“忠忠相袭”矣！从这一句话可看到这个所谓“愚愚相因”“忠忠相袭”的力量和根深蒂固。有这么一句话，“什么反独裁？就是反到天上去，无非是想自己独裁。”这句极有概括力话，一语道破代代相袭的主要模式依然没有脱离这么个怪圈，依然舍不得手中的权利。自己为了反抗压迫，拼了血本反上去了，本能的欲望突然又冒出来了。有了欲望就寻求胃口。上下求索，还是“被忠”好啊！然后又出现了新一轮的压迫。这样循环往复，还是这个“忠”的作用；所谓“仁义礼智信”终究不是对手，因为它手里没有“宝剑”的。这就应了这么一句话：“自己撅坑，埋自己！”也出现了“胜则王，败则寇”这个不合发展规律的怪论，却被得到普遍人的承认和接受——是人类文明的悲哀！一旦取得胜利，无理也有利。可以让历史重写，可以抛弃历史，可以愚惑百姓，可以“永垂不朽”，“欲”光大放，何乐而不为。

以人类进步的角度来说，陈胜起义是一个绝好历史机遇，但是历史抛弃了它，“打败”了它。当然陈胜若胜利了，也许一定还是独裁，但是他的形式是建立在农民阶级基础上的，是发展的真谛和创新。在一“忠”到底的意识形态下，还是流产了。这个农民起义的失败和皇帝的禅让制度的终止一样，永远将成为中华民族发展历史上的深深遗憾！！

上文说过，汉朝的用《儒教》为执政理念，有客观因素，也有主观因素。当刘邦用了之后，感觉很好，又能极大程度的满足他的欲望。以后在没有形成决定的情况下，实质上在执行儒家文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理念在官方得到确立，从此成了封建社会的官方的哲学，被董仲舒总体概括为《三纲五常》。把孔子尊为圣人，神圣不可有侵犯的至尊。

三纲者：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妇纲。五常者：仁，义，礼，智，信。这个执政哲学一旦确立，无需有人违反的。这《三纲》理念一旦被政治集团所利用，就可以用国家机器来“保驾护航”的，来巩固了帝王的独裁地位。孔夫子似乎还想用《五常》来抵制一下，中和一下帝王的权利和约束一下他们的行为，其实根本就无济于事的。

现在在这两种理念的矛盾和撞击之下，也就出现代或者不知道从何时延续下来的所谓：中庸之道和低调做人这个做人做事的思维。还有，要讲“礼”，就需要维护面子。但是“礼”有时又不能给人有好胃口，不是面包，固有的欲望又无法遏制。怎么办那？于是出现了虚伪，出现了人的狡诈和圆滑。甚至有凶猛者亦会冲破面子的厚度，现出了欲望的极端爆发——恶毒、杀戮等现象“应运而生”了。老于世故的就采用“中庸之道”矣！不敢于面对现实者，也在无可奈何之下“低调”起来了。

还有，强权之下，必有“折和曲”，硬度大的就折断了，软的就扭曲的了。有的为了表“忠”心而“甘愿”舍去生命的。那是生命啊，可惜得很的。仔细想起来，我国历史上敢与帝王碰撞的“铁汉子”是不多的，大多都是委曲求全的，就是有“图谋不轨”的被发现而被杀死，且“连根拔起”。那个“委曲求全”的，有很多就“变性”了，于是就会“助纣为虐”的，出现了阳奉阴违的，泯灭良知阴险狡诈的。像秦桧这样的人物，也许是我们的“国粹”了，这样的人物历史上有多少啊？和秦桧相比，像叔孙通、冯道之辈，基本上算是“好人”的了。他们为己而不害人的，可以的了。像文种、伍子胥之流的是很可惜了。像范蠡、陶渊明者是“明智”之举的，无奈是不可以拿生命开玩笑的，都不要责怪的。

因此笔者还认为，孔子的思想虽然在当时有着一定“积极”的意义的，这个“积极”只是那个短暂的时代效应。不要拉到秦汉以下，更不要延续到我们今天。孔子为什么不像老子那么“坚决”，是他依然对皇权抱有很大幻想的；周公可以不论，孔夫子的行为有“投机”的一面，明知道那时人们独尊“周礼”，他真巧做梦遇到周公了，还传以真经的；据说他是很喜欢做官的。他这个“三文”之一，给后世文人却开了先河的，因此就有了“学而优则仕”的文人理念，“仕”了之后还要“忠”，这个“思想阵地”都是如此，皇族自然喜欢。这样就形成，“进仕”、“忠心”、“独裁”这个三角循环，于国家和人民还有什么好啊。

老子提出，人没有贵贱之分。而孔子却有《三纲》，这个《三纲》给后世的老百姓埋下了极大“隐患”的，给权欲极重的皇权披上了合法的外衣。他们的残暴成了“应该”的，“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这是《三纲》之下特有的“畸形儿”，也是国之“特产”。杀人比当儿戏还简单。孔子的《五常》可以定为古哲学，但其中的“礼”还是要焠焠火的，以求其“粹”矣。《三纲》在某一个层面上讲，是替“皇家”制定了家规一样，是宗教，是“祸害”百姓“扼杀”百姓的“判决书”。就像伊斯兰教的妇女，应该永远裹在黑衣服里一样。他们的人认为是“对”的，其实有很多那里的妇女可能早就厌烦了，不过宗教的威力有时是强大的。但我们这里的人会认为是错的；其实就是错的，没那个必要！我们的宗教现在依然起到反作用的。

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妇纲。哪一条不是“致命”的，哪一条都足可以让道德和民主边缘化。孔丘先生是怎么想出来的哦！老子怎么就没有想出来？其他人怎么就没有想出来的？这却被历代王朝抓住紧紧不放，也被历代御用文人奉为人生的真谛，宣教的箴言：什么君无戏言等等的思想。历史上正直和有民族气节的文人，哪一个大都是郁郁闷闷，怀才不遇的。屈子是个典型的，那些“歪嘴和尚”，个个如日中天矣！

《三纲》和《无常》在拼命的碰撞着，把一个博大深远的国度调理得“不知所措”。一会“中庸之道，”一会“群情激昂”。强硬之下，就“中庸和低调”，低眉顺眼；软弱之上就“凶相毕露”，“群情激昂”的大开杀戒，盛气凌人也；可是与外最终还是不敢猛抬头的。置真理和正义置之度外。因此，如果不打烂这个潜意识的“信条”，人们的心灵是永远无法敞亮的。会在自己建造的“铁屋子”里给闷死的。

当然，别的国家古时也是世袭的，但他们却没有这么个儒教的《三纲》给制约的，其活动空间就大多了。到现在，外国有很多还是沿袭着皇权，如何？我们的“国粹”在某种程度上讲，已经成为了民族意识形态的固有属性的了，也成了民族精神上的负担。一个民族和任何事物一样，要有必要的摈弃和存留的。因此，中华民族要下大决心，有狠心把“过时”的，给我们民族造成不好作用的意识形态，坚决、干净、彻底的清除之。是时候了！

回观历代，朝廷之上君臣残杀；皇族之内，父子、兄弟横刀相向，血染庙堂者比比皆是也。

那个“鸟弓藏、走狗烹”并不是聪明的人凭空想像出来的，而是臣子们用血的经验总结出来的。汉朝的晁错没有被腰斩之前，他的父亲劝他说：“不要侵前诸侯，疏人骨肉。”庶人都很明了的，“司马昭之心”的，“此地无银”的。魏晋孔融、嵇康的被杀；唐朝的李世民逼李渊下台，玄午门事件杀了他的哥哥。武则天手下的十大酷吏，记得有一个叫来俊臣的，不过他也没得善终的。

宋的岳飞、明的袁崇焕被凌迟等，这都是“从一而忠”之下的牺牲品，他们是民族的脊梁，他们的死是天大的冤情。

明末的张献忠，为了也想享受一下被“忠”的乐趣，妄想成立“西蜀国”。为了树立自己威力，竞残忍的活剥人皮。不过清军一来，他就往树林子钻，不过屁股还露在外面，让清军一箭射死。这就说明“被忠”有多么大的吸引力，但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其手段亦是极其残忍的。

综上所述，“五帝”之时，虞舜的“以德报怨”；夏启强力世袭，却有王孙夏桀；成汤还不“残忍”，“放逐”夏桀；武王伐纣，割其首级，悬于门外，其“残”强于成汤。周公摄政，以“忠”治国，以至春秋战国混乱，诸侯国互相残杀，臣子命不若草，其刑延曰：一人治罪，连座三族；秦汉之后，以至明清，“政凶、士屈、奸强”。便又曰：一人治罪，株连九族。流于今日，“宗教”之下，还谈“中庸”，也谈“低调”，还讲“面子”。那是叔孙通、冯道之流之所为。究其原因却不在二公，过由其“忠”。流弊今日，实须强势改之。

不要说是封建社会，就是现在有几个能有虞舜的胸怀的。别说“庶人”，就是“大夫”能做到也是有难度的。虞舜晚生到春秋战国时代，虞舜大帝会把“象族”赶尽杀绝的。

因此，阅古可晓“是非曲直变通”，“中庸、低调、面子”不是某些聪明人想出的处事箴言，而是“宗教”流弊之下的必然。在某种程度上讲，是真理屈服于强权而奉上的“娇儿”，是“乖角儿”。儒家文化对中华文明贡献固有，流弊同在。叔孙通为了和胡人和平，建议刘邦把他和吕后唯一的女儿嫁给胡人，吕后难过哭哭啼啼，最后在宫选出一个嫁了过去。嫁给胡人谁愿意去啊！和亲的事例，历史上有多少，无法计算，别国有没有和亲的事情？看过蔡东藩的清史演义的就知道，扉页上就画着当时的版图“鸡图”，那时“鸡”肥圆的很，到了清末以至现在，那“鸡”不知道要瘦去多少的。在唐朝时期，朝鲜、南越都是我们的附属过，现在也居然和“朝廷分廷抗议”了。在清朝末年，英国、葡萄牙也远远的伸过手来，择取我们的香港、澳门，美其名与租赁，给没给租金啊！用土地换和平，是历史的独创，也是那个宗教意识形态下的行为：中庸之道是也。被迫的战斗和主动搏杀，永远存在着性质上的不同。

还有，人们往往习惯于在固有的思维之下行为，而不愿意去继续思考。这样必将导致哲学理论的荒芜，文学园地杂科莠草的无限蔓生；也喜好于在预设好的天梯上，气喘吁吁地攀登哲学冰山，而不情愿另辟蹊径自由攀援。敞开文学“象牙塔”的地门，开向社会，去了门票。以求文艺的复兴，社会的昌盛。否则，此乃是人将无刚正恆韧之气的确证的。然若，人无元气，国昌尚难！

清明节微言论史，由感于介子推赤诚之心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