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作协说几句话

近日网上关于作协在重庆开会的事吵得沸沸扬扬，阎延文，关渊洁等作家纷纷站出来指责以铁凝为主席的作协在重庆开会住总统间赋奥迪车，一餐花2000元。应该说人们的指责都是有一定道理的，但笔者还是觉得此事应该从更开阔的角度去思考，或者换位想一想，你要是铁凝，是作协主席，你将会怎么办？

我想可能有两个，一是有敏感，灾情如此严重，体谅灾民，节约一些，把会议规格降下来。二是如此次作协会议一样铺张。但结果只能有一个，无论是开会花掉还是节省下来，总之那些钱不会花到受灾百姓身上。因为此次经费的来源有它固有的渠道，正像渠里的水轻易跑不到渠外一样。或者说，这次节约了，换个别的背景，换个别的时间，还会不会这样做？更进一步说，从去年干旱开始到现在，其它同级别官员到下边去，同级别的会议召开是什么规格，如果作协特殊了，当然应该指责作协，如果并没有搞特殊化，事情则另当别论。

笔者认为，这种现象的发生是时代的必然。因为巴金的去世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而铁凝的上任则标志一个时代的开始。巴金是三十年代产生的巨匠，他的去世不但是巨人时代的结束，同时也是一代文化精神的结束。巴金的作品反映了他的文化思想，巴金的行为反映了那一代人的文化品格。他不挣国家工资，连开会都不让国家报销路费，只能是他那个时代或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才能那么做。总之，巴金的逝世，是中国士文化精神和品格的结束。如果我们承认这一点，即使把作协主席抱成阎延文，抱成郑渊洁，谁又能说，我保证下去不会住总统间，保证就不坐奥迪车，保证就不吃2000元一桌的饭呢？其实，张三李四，只是一个等量代换关系。

事情的发展往往是出人意料的。当初被组织起来的，不只是作协，还有曲协，美协等等。侯宝林当初卖艺街头，老舍当初一介书生，有了这些协会，自然感到有一个家，有了归宿感，当初很少有作家艺人不这样想，大家都觉得这样才能更好的为人民服务。但是渐渐地，理解了这是便于大家一起有指向地行动。历史也已经证明，凡是迈错脚步的，几乎都遭受了牢狱之灾，更有甚者，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所以大家都只能与时俱进。巴金的复出，是一个尴尬的时代所做的尴尬的选择。一方面，巴金力所能及地保持了自己的个性，另一方面他也不能不被自己既得的地位裹携而行。所以巴金让人怀念的一切，都注定是个人对社会潮流的无力的对抗。

现在的作家都成了圈养的作家，作协就是圈住作家的圈。有人嚷嚷着要解散作协，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而真正的发展趋势是，不但作协的机构，而且包括作协的行政性质，还会不断强化，因为它担负着不可取代的社会功能。

士人喜欢要这要那。你没见那个冯谖吗，总是要车要鱼地瞎折腾。孟尝君聪明，立马就答复“比之”什么什么的，有了级别，有了待遇，冯谖立刻就老实了。道理就是这么简单。所以行政化有行政化的好处。大学行政化了，作协当然也得行政化。大家都有了什么或相当于什么的级别。这个级别可不是说着玩的，工资，住房，补贴，出行标准，接待规格，都是有着一定尺度的。而他或她们行为也必然随之规格化。处在某个位置上，就有应该说什么或怎样说的尺度。而定这个尺度的，当然不是百姓，而是发工资，给待遇的单位或领导，当然笼统的说是国家或是什么。

有人说中国老百姓是世界上最傻的“纳税人”，说这种话的人好像不是中国人一样。因为只要是中国人，就应该知道，连长一次工资，给一点救济，或取得一点成绩，都应该有所感谢。当然不管是作协，还是其它什么部门所花的钱，都是纳税人缴纳上来的；但是，中国的“纳税人”只是理论上存在，因为他们没有支配这些钱的权力。所以，实践上体现出来的，总是权力部门的恩赐。

所以我们应该质问作协的，是这次会议所花的钱，是从哪里来的，如果是拿政府下拨的经费胡花乱花，是一个性问题；如果是下边的接待，则是问题的另一个方面。因为接待，也是一个时代现象。“车水马龙”，这个词似乎很古老，而实际内容却在与时俱进。村接待乡，乡接待县，县接待市，市接待省，层层接待，也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想当初，干部下乡要带粮票，要交饭费。后来的规定，是“四菜一汤”，现在呢，就是总统间，奥迪车，五星级饭店，作协有什么特殊吗？没有。

一切都在与时俱进，还是喊一声理解万岁吧。这样对人对已对社会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