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事实和学理的论争才是有益的
——以对鲁迅的评论为例
翻看历史,解读历史,但我们要学的是历史给我们的思考和警钟,在我们了解历史的兴盛与落败时,我们可从中看到了人性的弱点,挽救人类,只有从挽救灵魂开始,道德搬上舞台,无可厚非是让国人有了重新站起来的历史根基,祝福祖国的繁荣富强!
翻开五卷本的《鲁迅研究学术资料汇编》,就可以清楚地看到:鲁迅生前,遭受了多少形形色色的亵渎;而在去世后,依然招致了数不清的曲解、诋毁和谩骂。这在中国作家中完全是独此一人,甚至在全世界的伟大作家中,像他这样遭到自己的同胞如此轻薄的,恐怕也很难找出第二个来。这一现象,是我们今天在继承鲁迅的“国民性”研究时应该面对的一个新内容。
苏雪林,这位在五四时期即与冯沅君、庐隐等人齐名的女作家,从1936年鲁迅逝世开始,就扯起了“反鲁”的大旗,将诋毁、谩骂鲁迅作为自己的“千秋伟业”,终于陷进自造的垃圾堆中而不能自拔。也就在1936年,针对苏雪林对鲁迅歇斯底里的谩骂(如称鲁迅为“玷辱士林的衣冠败类,二十四史儒林传所无之奸恶小人”等),胡适就给她敲过“警钟”,告诫她莫堕入“旧文学的恶腔调”,他说,评论鲁迅,应先“讨论他的思想究竟有些什么,究竟经过几度变化,究竟他信仰的是什么,否定的是些什么”。然而苏雪林并没有听取胡适的忠告,仍旧我行我素,终其一生,污言谰语无以复加。所谓“千秋伟业”,原不过垃圾一堆。
苏雪林的潜意识里,是否一心想与鲁迅“双峰对峙”,不得而知。她对鲁迅由无知、无理而终致“无耻”,却是后人应深以为戒的。
除了对鲁迅的“解释权”(确切点说应是“曲解权”)垄断在少数几个人手里的“文革”时期,在中国文坛上,动辄对鲁迅来点评说,可以说已经成为一种时髦了。特别是近些年来,常见一些文坛“大腕”和“新秀”即兴发表对鲁迅的“惊人之论”,好像非如此便不足以表现自己的“精神高度”,其实不过耍点小聪明而已。诚然,鲁迅已经逐渐“走下神坛”,“人间鲁迅”本来就属于我们全民族,谁都有自己的发言权。问题是,你必须先走近他,先花点心思了解一下鲁迅心路历程和精神基点的一般常识,这样才能够避免胡说八道。胡适对苏雪林所说的话,很值得我们记取。
我们唾弃苏雪林那样的“鲁迅论”,同时也要明辨如今某些“大腕新秀”浅尝辄止自以为是的“即兴高谈”。撇开他们心中各色各样的动机不谈,两者的要害说到底是一样的,那就是对鲁迅精神世界的无知和隔膜。“创造社”时代的郭沫若等人评鲁迅的文章,其实就已为我们留下了轻率臆断的记录。今天的某些人名为“新生代”,殊不知实是“老古董”。虽然他们在表达上有所不同,但“无知的尾巴”却如出一辙。近些年来,“无知者无畏”成为新的流行语,无知的结果确实常常让人勇往直前,但事实也告诉我们:对某些常识的无知,往往会导致人的无耻。读《十作家批判书》,其中“余秋雨批判”中有评论鲁迅的文字,说鲁迅“沉浸于诸多世俗的仇恨之中”等,我惊异于作者的无知,这涉及的乃是“鲁迅学”中的一般常识问题,我认为确实没有辩驳的必要。
鲁迅曾说:伟大也须有人懂。我们的一些“大腕新秀”,表现自己的伟大却总比用点心思理解前驱者的伟大要急切得多。然而“无知的尾巴”终究很难掩住——历史无情,学术同样也无情。在鲁迅的问题上,如果常常想要来点“即兴”而不流于胡说八道,冷板凳还是得坐——回到鲁迅的著作中去,回到真正的鲁研专家的文章中去。钱理群曾说,在鲁迅研究专业内说些话,他还是有些把握的。一个鲁迅研究方面公认的权威尚且如此说,这岂不要让大大小小的“即兴论者”汗颜?
眼下的中国,在经济建设上,已然杀出一条血路,一跃成为全球视野中的强国。然而国人在宪政常识上的滞后和缺失,在精神人格上的障碍和残疾,仍有待于竭力启蒙和救治。而在剖析国人灵魂的残疾方面,鲁迅无疑是最透彻的代表。他所开掘曝光的许许多多批判资源,实际上还没有引起普遍足够的重视,甚至总在实践上拒斥着他。所以,我的一个结论是:在鲁迅问题上,仅凭一点印象耍耍小聪明,并非聪明之举。对鲁迅的隔膜和无知,尤其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耻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