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记之我观

一个好友在空间里留言说，“每天写这些无聊的东西干嘛呢？总觉得日记是有事可记，有感可发之时的产物。而你，却要把它当做一项工作来做，你不累啊？”

我回答，“以前的日记中就这样写道，记录下自己的点点滴滴，在未来的日子想要回忆这段日子时，不至于一片空白。人生可能并不能如自己向往的那般，但，至少，到以后，能有点回忆，回忆起以前用文字记录着的岁月。流水账也好，心灵感悟也罢，不求文采飞扬，只在真实记录。”

她回复，“该记住的，就算不用文字，也会深深地烙在脑海里；记不住的，说明本身没有纪念的价值，忘却也罢。到晚年，太多的记忆只是负累，简简单单就好。你难道还想成名以后写自传用啊？”

首先感谢朋友的关心。

确实，我也有赞同的她的一些观点，以前也有好友问我，‘你哪有那么多的话要说，哪有那么多感慨的要宣泄。”我没有回答，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去回答。没人逼着我把每天的点滴写下来，我也没有一个构思，也是写时想到什么写什么。总是很随意的记点文字。如果哪天谁突然要我写一个命题作文，那可能会难倒我，会使我感觉这是件比较辛苦和麻烦的事情了。

的确有时感觉每天无事可记而又硬逼着自己写点什么记录下来，却也的确累人。很多事情不是因为记了一笔就能不忘却，又很多事情不是不记就会忘却，但究竟记还是不记，却也是不好分明的。我还是以为记比不记好，就算无话可说无病呻吟，记了至少为以后翻看这些时能帮助回忆，不记就很多都会忘记。其实我是个喜欢回忆的人，可能记住了太多却真的会徒增负担，但这种负担我认为是有益的，这是一段生活的记录，不至于让自己在一个年龄段出现记忆的断层，有所回忆总比都记不起来的好。

其实写这些“无聊”的东西（日记），早有人在，搬出著名学者季羡林老人来，就可引证。他在自选集《红》的后半部《清华园日记》的自序就这样写道“我的日记是写给自己看的，能够出版是当时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我看到什么就写什么，想到什么就记什么，一片天真，毫无谎言……”我常想，日记是最具体的生命的痕迹的记录。以后看起来，不但可以在里面找到以前的我的真面目，而且也可以发现我之所以成了现在的我的原因——就因为这点简单的理由，我把以前偶尔冲动而记的日记保持起来，同时后悔为什么不继续下来；我又把日记复活了，希望一直到我非停止记不行的时候。这些日记，我始终认为是我生命史中顶有意义的一页。到了无聊到极顶的时候，我便取出来看看，使回忆的丝缕牵住了过去的时光，对我，最少对我，是再痛快没有的事了。

当然，我实在不敢与季老相比，他的日记是记录清华园就学中的生活及读书点滴。清华的大名就已把我等凡辈吓死，而我之所记实在是不上台面，更不可与世人见或希望出版，无非是“东施效颦”，“邯郸学步”罢了。但我很相同于季老记日记的观点，“日记是最具体的生命的痕迹的记录。以后看起来，不但可以在里面找到以前的我的真面目，到了无聊到极顶的时候，我便取出来看看，使回忆的丝缕牵住了过去的时光”。

为何记日记，再搬出著名学者张中行为自己壮胆。他在《负喧三话》中第二十八篇[日记]中写到，“我也写日记，看别人的，就难免反观乎自己。反观，自知不可读，但家有敝帚，享之千金，关于写的种种，像是还无妨说说。为什么想到写？后来回想，大概是贵生从而有伤逝之情在作祟，舍不得，没办法，只好记下来，以期经历之事以及伴随的笑与泪能够留在小本本里。”

张中行先生1909年生于河北省香河县一农家。2006年去世。是一代著名学者，散文大家，与季羡林、金克木三人并称“未名湖畔三雅士”。先生涉猎广泛，博闻强记，遍及文史、古典、佛学、哲学诸多领域，人称“杂家”。自觉较专者为语文、中国古典和人生哲学。以“忠于写作，不宜写者不写，写则以真面目对人”为信条。被季羡林先生称为“高人、逸人、至人、超人”。作品有《负暄琐话》、《负暄续话》、《负暄三话》、《禅外说禅》、《文言和白话》、《作文杂谈》、《顺生论》、《文言常识》等行于世。

读先生的文字，正如红学大家周汝昌评价的那般，“像一颗橄榄，入口清淡，回味则甘馨邈然有余。这里面也不时含有一点苦味”“你从他的文笔看得出，像他论砚一样，那是外有柔美，内有刚德。其用笔，看上去没有什么花哨，而实际上绝非平铺板叙，那笔一点儿你从他的文笔看得出，像他论砚一样，那是外有柔美，内有刚德。其用笔，看上去没有什么花哨，而实际上绝非平铺板叙，那笔一点儿也不是漫然苟下的。’

从谈为何写日记，又铺叙出介绍张中行与其的散文风格，这却是张氏散文在潜移默化间对我的某些指引，但我却只是个平庸之辈，万不能学之一分，也不敢东施效颦。只是近一段时间来，入睡前总要观读先生的《负暄三话》三两篇，特感亲切，平淡中得到了心灵的寄托与心灵的净化。故在此唠叨几句。

既然每天的记日记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我每天的必须功课了，既然现在还觉得记的可用，那就坚持着继续下去吧。也请朋友们多提宝贵意见，多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