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福和名人、伟人的故事

安福一词，本是取“安宁福祥”之意，但从古至今，安福二字不但在政治、经济、军事上广泛应用、连宗教、城市建设等都能见到。你看、政治上有乾隆御笔亲题的“安福舻”、北洋军阀有“安福国会”、“安福系”、“安福胡同”、“安福俱乐部”。军事上有“安福团练”、“安福游击区”、“安福自卫军”。还有地名上的“安福镇”、“安福乡”、“安福村”、“安福大道”、“安福街”。经济有“安福公司”、“安福商行”、“安福店”。就连宗教也大打安福牌，有“安福寺”、“安福庙”、“安福庵”......

在清朝时期的地图上，曾经还有两个安福县，一个是湖南的湘西，在清雍正七年（1729年）裁九溪卫、承定卫和澧州地一部分设县，始称安福县，至民国三年（1914年），因与江西中西部的安福县同名，改称临澧县，用安福县名一百八十五年。这块楚文化的传承地上，出了两个重要人物，一个是开国功臣、党和国家领导人林伯渠，另一个是文学界泰斗丁玲，这两大名人让世界记住了安福。江西中部的安福县，秦始皇二十五年（公元前222年）建县，始为安平、安成二县，隋开皇九年二县合并为安复县，隋大业十二年（公元616年）改称安福县至今，建县历史达一千三百九十三年。同样，在这块历史悠久，文化沉淀丰厚的安福也出了两个人物，一个是美国法学博士、著名爱国人士、原国务院森工部长、民盟中央副主席罗隆基。另一个是获美国政治学博士、上海市政协常委王造时，这两名人也让安福名躁中外。

特别是一九二六年九月，安福的农民运动蓬勃发展，省农协秘书长方志敏亲自来到安福调查农民运动，并主持成立了安福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组建了安福农民自卫大队，王新亚任大队长。正当安福革命运动轰轰烈烈之际，邻县的永新发生了反革命政变，贺子珍的哥哥贺敏学等八十多名党员和农会干部遭捕，方志敏本想亲率安福农军会同宁冈、遂川、莲花的农军一起救援永新，由于南昌来电急于赶回，所以只好指示王新亚带队前去攻打永新县城，救出了被关押的同志。后来，方志敏将安福这段经历写入调查报告，成为爱国教育的教材。永新之战的第二天，安福、宁冈、遂川、莲花四县农军举行联席会议，决议成立赣西农军总指挥部，推选安福农军大队长王新亚为总指挥，袁文才和王佐等人为副总指挥。袁文才十分敬仰王新亚的军事才干，王新亚也对袁文才、王佐不畏强暴，在井岗山劫富济贫坚持斗争的胆略十分钦佩，于是三人结成拜把兄弟。正当王新亚率安福农军在永新休整之际，国民党军突袭安福，王新亚得讯回援，行至安福五里亭时，收编的滇军伍坤中队突然哔变，呜枪与守城之敌联络，王新亚率农军边打边向东面的武功山撤退。

就在这时，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正式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领导，确立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总方针。中央派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毛泽东，彭公达到湖南改组湖南省委，并指定毛泽东为中央特派员。八月三十日，湖南省委作出决定，集中力量组织以长沙为中心包括湘赣边界等地的起义。根据这一决定，毛泽东任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书记派往湘赣边界领导起义。九月初，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身份，到达安源张家湾召开军事会议，传达八七会议精神，部署秋收起义工作。撤退到武功山的安福农军，接到省委写给王新亚的信，指示他拉队伍赶到张家湾参加军事会议。会上，毛泽东部署完毕秋收起义任务后，郑重地对众人说，“还要考虑一个问题，敌强我弱，倘若暴动失败退路在那里？众人一听毛泽东问这个话题，都七嘴八舌地议论。这时，王新亚站起来对毛泽东说，“要是咱们打输了的话，就退到我的两个老庚（袁文才、王佐）那里去，那里高山大岭，险要得很，进可攻，退可守，而且连绵好几百里，安得下千军万马”。大家忙追问是那里，王新亚不慌不忙地说，这个地方叫“井岗山”。毛泽东听后十分高兴，忙问王新亚是那里人，得知是安福时停顿了片刻，接着又问井岗山的地理位置，袁文才和王佐两个“山大王”的详细情况等。从此，井岗山在毛泽东的脑海里深深扎下了根，安福也随王新亚的名字，让毛泽东牢牢的记在了心里。不久，震憾中外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了，初次临战的毛泽东兴致勃发，写下了一首《西江月、秋收起义》诗，明白晓畅地勾勒了起义的轮廓。

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

匡庐一带不停留，要向潇湘直进。

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

秋收时节暮云愁，霹雳一声暴动。

毛泽东对安福的第二次印象是一九三o年八月，当时红一方面军奉令二次攻打长沙，经过十多天的战斗，长沙城仍未攻克，为避免更大的伤亡，总前委决定，撤围到江西的袁州（宜春）一带活动。这时，中央长江局军委负责人周以粟也赶到袁州，要红一方面军继续攻打长沙。前委书记，总政委毛泽东，总司令朱德认为，此时中原大战已经结束，大批的国民党军巳增援长沙，如继续打，非但不能取胜，反而还要付出更大牺牲，两人决定不执行这个左倾命令。为做好周以粟的工作，保住红军这点家底，毛泽东和周以粟多次谈心，阐明当前的形势，一起分析敌情，动员克服盲动思想，放弃攻打长沙计划趁江西敌人空虚，去攻打赣中重镇吉安，使红区联成一片。刚开始，周以粟还坚持要执行命令，但经过毛泽东的耐心说服，终于认识到左倾冒险的危害，放弃了再去攻打长沙转向攻打吉安的主张。一九三o年九月二十九日，毛泽东在袁州“张天成药铺”主持召开了红一方面军前委会议，史称“袁州会议”，与会的有朱德、朱云卿、黄公略、林彪、罗荣桓、彭德杯、袁国平等。会议中心议题是统一认识，解决先打吉安还是先打南昌？是否在湘赣边界反复作战歼灭敌军等问题，经过两天激烈的争论，最后一致形成了攻打吉安的共识。

九月二十九日，红一方面军按照总前委攻打吉安的命令，从袁州分两路向吉安进发，毛泽东则率前委机关及警卫部队三百多人，经分宜沿驿道进入安福苏区笫五区（山庄）。那时安福的交通十分闭塞，只有四条驿道与临县通衢，县城刚被红二十军，红七军攻克不久，九个区苏政府刚恢复。但红军主力一转移，新上任的国民党安福县长王绍珪，联合吉安县长彭学游带领一支六百人的还乡团侵占县城，中共安福县委和县苏政府被迫转移槎江村。当晚，红军队伍在五区的荷溪村“三祠”宿营。部队刚安顿好，毛泽东就不顾长途行军的疲劳，向前来迎接的县苏干部了解情况，还一起到附近农户家里调查，了解民情及生产、生活情况，鼓励农户要团结一心，革命一定会成功。笫二天，即十月一日，毛泽东率部队绕开县城向吉安方向进发，当日行军到达距吉安不足百里的安福下店村宿营。下店村是第六区政府的所在地，有近百户人家，早在一九二八年五月，中共吉安儒行区委就在该区建立党小组，年底又成立了农会，当地群众有很好的思想基础，家家户户都欢迎红军去住。这天晚上，毛泽东又同县苏和六区的干部一起，到农户家里就分田运动、苏维埃政权建设、开展对敌斗争、支援红军攻打吉安等问题进行长谈，为攻打吉安作进一步的调研准备。

十月二日清晨，毛泽东率红军部队继续向吉安前进，在吉安的西郊，亲自指挥了攻打吉安的战斗，十月四日，胜利攻克吉安城。同在这一天，红十二军及红二十军各一部，在安福县苏地方武装的配合下，红军第三次攻克了安福县城，使安福这块红色根据地与吉安各红色区域联成一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