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安方言馆办学始末

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二月十六日，瑞安先哲项湘藻、项崧兄弟俩创办的瑞安方言馆，择址城内范大桥街项氏宗祠（今安阳二中校址）开学，这是浙江省创办最早的外语专科学校。

项湘藻（1858—1918），字苕甫，平生不求仕进，曾和其弟项申甫一起开辟了瑞甬（宁波）航线和温瑞塘河汽轮运输航线。1915年创建通济轮船公司，为地方兴学育才，创办实业竭尽全力。

项崧（1859—1909），原名芳兰，字申甫，光绪十五年中举人，二十年成进士，任户部主事。二十二年协助孙诒让创办学计馆，为九位发起人之一。二十三年和其兄项湘藻创办瑞安方言馆，三十二年任瑞安公立中学堂副总理、浙江教育会会长，著作有《午堤集》。

瑞安僻处东南海隅，能领全省之先创办学习外国语言的方言馆，这决非偶然。

1840年鸦片战争，英国侵略者的大炮轰开了清王朝闭关自守的大门，爱国知识分子为了寻找强国御侮之道，在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的共识下聚集起来，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洋务派，引发了一场长达三十年之久的洋务运动。

为了培养洋务人才，洋务派代表人物恭亲王奕欣于咸丰十年十二月（1861年1月）奏请开办“京师同文馆”。翌年（同治元年）六月，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所外国语言学校“同文馆”建立，直属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专为培养外交、翻译及准备出洋留学的人才。课程除学习英国、法国、德国和俄国语言外，还讲授各国地理、历史和翻译选编。同治二年（1863）三月，直隶总督李鸿章将上海敬业书院改办为“广方言馆”（也称方言馆，“广”为推广的意思），成为上海的第一所外国语专科学校，其办学宗旨及办法和同文馆大致无异。同治三年（1864），广州将军瑞麟和两广总督毛鸿宾也奏准清廷，仿照上海方言馆之例，在广州举办“广方言馆”。此后，一些省会和通商大埠也间有举办类似于此的学馆。但就州县而论，举办方言馆则里安可算独一无二了。所谓“方言”本来指的是非京畿使用的官话即地方语言，但老大自居的清政府素以“天朝”为中心，外国语言也只能和地方语言一样被称作“方言”了。

为瑞安方言馆催生的是那场国人认为奇耻大辱的甲午战争。光绪二十一年（1895）三月，甲午战争的硝烟尚未散尽，清政府的特命全权大使李鸿章即与日本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中日马关条约》，消息传来，朝野震惊，群情激愤。面临列强的宰割和西方科技文明的强力冲撞，有识志士纷纷呼吁开启民智，传播西学，兴学图强、教育救国。其时兴学者最为崇尚算学与翻译，他们认为“西学之要，首在算法”，“引进西方科学知识和技术主要途径是翻译西书”。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乡先哲孙诒让、项湘藻等积极呼应，在浙江省内率先创办学习算学和方言的新式学堂。先是孙诒让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创办算学专科学校——瑞安学计馆，再是项湘藻、项崧兄弟承孙诒让的大力支持，参照京师同文馆和上海方言馆的办学办法，创办了瑞安方言馆。

瑞安方言馆分为西文（英语）、东文（日语）两班。其时国人称日文为西文据说有两种原因，一因甲午之战，堂堂中国被蕞尔岛国日本打败，说起来丢人，认为日本不配与中国为敌，为避免中日合称，将“中日之战”称为“中东之战”，所以日文也就称东文。二因英、法、德、俄文字已称为西文，为区别西文，所以称日文为东文。

东、西文两班各招收学生二十五名，专修通用的英、日语文，兼习世界历史、地理常识。孙诒让编写的《泰西史约》被采用为课本，捐赠的中外舆图也在教室中陈列。外文专任教习高薪聘请上海圣约翰书院（1906年始称圣约翰大学）毕业的蔡华卿担任。办学经费来自社会的募捐和学费收入，学费每生收五十元。

光绪二十八年（1902），瑞安绅学界根据清廷“所有书院均改设学堂”的诏令，将学计馆、方言馆合并，改办为瑞安普通学堂。

方言馆办学五年，虽然所教所学的只有英文、日文和史地常识，但一些学生学有所成，当时瑞安赴东、西洋留学的青年差不多尽出其间。有些学生考入国内外语学校学习，有史料可查者有项骧、蒋咸平、项漱泉、项朴如等。蒋咸平从上海教会学校——尚贤堂攻读英语毕业，先后任温中、平中、瑞中英语教师，是瑞安最早的外语教师之一，著有《英语语法》。最为出名的是项骧（微尘），先去上海南洋公学学习，后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获硕士学位。学成归国参加清廷举办的留学生回国殿试，获一等第一名，时称“洋状元”。民国成立后，曾任财政部次长，盐务署长及全国盐务稽核总办等职，其生平载入早期中国名人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