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带”杂文的“新生代”——兼谈网络杂文的历史嬗变

王富仁先生在给我的杂文集《淡味斋随笔》作序时说，写杂文就不如找根绳子去上吊。当时深以为然，而且自身也深深体会其中的困难才停笔不写十余年了。现在读今珊先生的《今珊博客杂记》，很有感触，觉得杂文似乎又有了希望，不但是希望，而且看来杂文还会繁荣起来。

杂文是地道的泊来品，并不适合中国的国情，所以杂文在中国一直活得很艰难。从鲁迅开始弄杂文到“文革”中跳了楼的邓拓，几乎没有一个人讨了彩。鲁迅虽然有过被神化的光环，那是因为他死得早，如果他还活着，并且不能改变自己，进监狱几乎是铁定的。所以我有一度曾经觉得中国的杂文应该有一个绰号，叫做“狱边文学”。“花边文学”也总是受着主流意识的歧视，但是那不要紧，因为花边的东西是人人离不了的，事实上也是人人爱看的，所以不管花边文学如何受虐待，都是摔不死的皮老鼠，一不摔不打了，它就又鼓胀起来。杂文不同，写杂文的人总在狱边晃来晃去的，那玩意实在太危险，所以写杂文的人就少了，杂文的香火自然也就断断续续，若有若无。

不过现在我的看法改变了。因为历史确实前进了，杂文也已经大体脱离了文字狱的危险。这种局面来之不易，这其中包含了整个中华民族对历史和现实的痛苦的反思，也凝聚了整个中华民族的善于面对现实的文化智慧。

“除掉毒草可以肥田”的理论人人都懂，大除毒草的年代好多人都经过，因此，也都清楚除毒草的代价是非常之大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多么光彩照人的口号呀，但为了除去毒草，不得不把它撕得粉碎。等过了那阵子，大家才知道结果是两败俱伤，被当毒草除的人固然很惨，当年除毒草的人也没得了好。所以现在就是有了毒草再找除草的人，也几乎没人再愿意干这种事情了，就连那句曾经光彩一时的理论，到现在都没人再说一下是对还是错，到底该怎么“鸣”和“放”才好。可见过时的理论，也跟过了保质期的食品一样，你说这事整得惨不惨。

中国有句老话，说再好的刀枪药不如不剌口子，这话实在是对极了。如果不出“毒草”，就不会有人脸红，不会有人发怒，不会有人心惊，也不会有人肉跳，这是多么和谐的社会呀。这实在是非常好的事情，于是整个社会开始努力了，于是大家就形成了一个很有中国特色的共识，那就是在大家的意识里形成了两个圈，一个圈里的人和事是不能写或尽量不能写的。有些情况你不了解，非要硬说就容易犯错误，当然就是你说了也不会有人给你刊登。所以作者们写文章都得想一想我的文章在哪儿发，有没有人会给你发。费力巴叉地写了半天登不出来，实在是再丧气不过的事。鲁迅在《社戏》中有一句话，“谁肯给白地卖力气呢”，小时候读到这句话只觉得写得挺逗的，现在才深有了体会。你不要说这些写稿子玩杂文的人太过世俗或市侩，你要知道现在是商品社会。“著书都为稻粮谋”已经不再是反话，而是真实的表达。过去的人写文章是为了立身和立言，现在的人是为了扬名和赚钱。所以写了文章没地方登你写它干什么呢？

与此相对，另一个圈是可以写的。与不能写的那个圈子相比，这个圈子是一个非常广阔的天地。那里有说不完的人，说不完的事，讲不尽的理，骂不尽的街。而且写了文章有的是地方发，于是杂文就在这里又繁荣起来，所以我把当下中国的杂文称作杂文的新生带。不是时代的代，而是地带的带。当然说“新生代”也可以，因为现在杂文与传统的杂文毕竟不同了。因此也可以说，当今的杂文是新生的地带里长出的新生一代杂文。

陈谷子烂芝麻地说了这些，是为了说今珊的杂文，也是为了顺便说一说当今新生带杂文的特点。

从今珊作品中体现出来的新生带杂文的最大的特点是平民化。

传统的杂文曾经是文化贵族的专利品。因为当初写杂文的都是学者。一般的人可以写小说，写散文，轻易可不敢涉足杂文。因为人们都说杂文要杂，写杂文要纵论古今，横说中外，旁征博引，滔滔不绝。这一点就要了命。平民百姓没读几本书，甚至连字都识不了几个，自然难望杂文的项背。

现在的社会发生了变化。这个变化分两个方向。一是文化下移了，一是学者飞天了。

如果说中国什么发展得最快，那就是学历。大家都识了字，写文章写杂文就是识字的副产品，所以平民百姓有事就直接说话了，不必再求别人。很多人说出了自己想说的话，写起了自己想写的文，如今珊先生，可见如今杂文之普及。

与此相反，那些本该去弄杂文的学者却齐刷刷地从杂文的圈子里跑出来。这年头儿奇怪，什么事都发生变化。当年猪尾巴大肠头的远远不如正肋值钱，现在正肋的价值远远被猪尾巴大肠头的甩下了。教授学者们也是如此。三十年代一个学者在报纸上不见文章，就等于那个学者的死亡，而现在的教授比鲁迅时代多得多，但是以文章著名而且让百姓耳熟能详的教授却几乎没有。何也？时代不同了，什么都会不一样．就连说话都不一样了。有一则短信中的一句话单道教授好处：“教授之美，在于使人一头雾水”，这就是现在教授的基本特征。他们也说话，但他们说的，是一套别人不懂自己也不一定懂的话；他们也写文章，但他们写的，是一些别人看着没用自己也知道没用的文章。教授注重的是能够名利双收的学术论文，注重的是自己评职称买房子买汽车，至于费力不讨好的杂文，对不起，去他母亲的吧。

所以当今平民化杂文的兴起标志着杂文进入了直言时代。鲁迅的时代，还有许多学者为百姓代言，现在的学者都进入了象牙宝塔，根本不了解百姓，所以说出话来大多非馊即臭。比如一个很有名的搞经济学的教授发明了一个词，叫做“待富阶层”。这样的说法很代表当今的学者的心态和水平。这就等于故意让朱门的酒肉的香味飘散出去，让那些倒是还没有成为冻死骨的百姓闻着香味，然后对他们说，不要着急，这样的美酒高餐你们早晚会有的。再比如今珊在他的《绝不能用“呼吸税”来扩大“内需”》一文中所批评的那个主张征“呼吸税”的院士，你说他怎么想来呢，怎么会想出这么个词呢？这连人话都难说够得上，又怎么可能代表平民的想法呢？如今的教授名流都已经飞升上了天，要表达平民的意愿和思想，这些人是指望不上了，那就自己说，自己写吧。

有人替百姓说话固然是好事，但其实也是很可悲的，因为直言总比有人代言好，所以杂文从代言进入直言的时代是非常可喜可贺的事情，是一种历史的进步。这让我想起一个笑话，道是一个将军在酒席间放了一个臭屁，文人们自然要笑掉大牙，那将军道，宁可当众出丑，不叫它毒气攻心，这话说得何等好啊。诗词小说可以讲含蓄，而杂文就得快人快语，所以杂文作者是文人中的侠客，必得有一颗仗义之心，有一腔沸腾的热血，必得能够路见不平一声吼，必得有激情，必得有敏感，也必得有胆识。这一点，你读一读今珊杂文就知道了，《我是教师，谁给我受贿的机会》、《职业就不允许你伟大》等等篇章，都是那样酣畅淋漓，新鲜活泼，敏捷快意，都是说出了只有站在平民百姓的角度才能说出的话，这正是当今杂文的强大的生命力之所在。

从今珊杂文中体现出来的平民化杂文的第二个特点是它的当下性。所谓当下性就是更注重眼前的事。出了周老虎就说周老虎，出了李宇春就说李宇春。报纸网络上有了什么引起大家关注的事，人们就议论一番。这难免就有吵作之嫌，难免就缺乏高瞻远瞩和战略纵深，就难免有人会问，今天吵李宇春，明天吵周老虎，这有什么意义呢？那么我问你，你今天出门刮风了，那风有什么意义？你是定然难以回答的。但是你肯定懂得没有春风难化秋雨的道理。我们不容易知道哪场风会带来雨，但是我们得知道有了风就必然有雨。要想获得秋雨就得任凭春风去刮，不要随便去议论风的大小和方向。今天吵房价，明天吵股市。你吵我吵他也吵，吵着吵着就吵出了真知，就吵出了永恒。所以，这些都不能成为否定平民杂文的理由。你看到前些年出现的流行歌曲了吗？流行歌曲出现之初，有人大加伐斥，有人如遇洪水猛兽，还有人看着人人都能当歌手实在眼红。但它还是兴盛起来，社会不但没有因此礼崩乐坏，相反，却产生了许多艺术精品。所以如用“快餐文化”来概括一个时代的某种文化现象的特征，这还可以，但是如果觉得这是在对那种文化现象进行贬斥，那就大错特错了。因为他们忘记了一个文学发展的基本常识：所有的文学作品，产生时都是快餐，然后经过遴选的才是精品。不要忘记，文学创作本身是一种冲动，不快意当前，如何去创作？一部《诗经》，就是当年的流行歌曲的汇集，唐诗宋词元曲，都是当时文人们的“快餐”或“手纸”。写字就是写字，写字的人多了，才会出现颜柳那样的大师；相反，为了当书法家去写字的，看似很像模像样，很正南巴北，但是这样绝对练不出书法大家来。所以你捧着一部几乎只剩下精品的文学史去对照现今文学，或某个人的作品，去要求刚刚兴起的平民化的杂文，然后再说这说那，那绝对是按图索骥的现代版。“当下”这个词听起来让人感到是那么短暂，殊不知，任何“当下”都是历史不可缺少的链条。至于它在历史的链条中起什么作用，那得后人去说，你要说它没意义，对不起，你还没有这个资格。

最近看了《南方周末》上的一篇文章，大概的意思是批评现在的杂文缺乏深刻性。那意思是说现代杂文难出鲁迅。这种心情可以理解，但未免太急躁了。因为简而言之，现在是一个不需要鲁迅出现，或者说是一个不重鲁迅重周迅的时代。所以重要的不是能不能出现鲁迅，而是杂文是否能够兴旺和繁荣。当今的杂文找到一个新生的地带，又进入了一个新生的时代，这本身就是十分难能可贵了。所以，新生的这一代杂文，将会在这个新生带里长期地存在下去。只要它生存下去，只要写杂文的人多起来，本身就是希望。今珊不会成为鲁迅，今天任何写杂文的人也都不会成为鲁迅，但是鲁迅式的人物，就存在于他们之中。新生带的新生代杂文的出现，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文化智慧，代表中华民族思想智慧的新的鲁迅式的人物的出现，只是早晚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