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所走过的每一步都值得我们回味和思考——我看仇和

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有一千双眼睛就有一千个仇和。对于仇和的看法，无论是居庙堂之高的人、还是处江湖之远的人，无论是号称社会精英的人，还是自我贬为民间草根的人，都有各自不同的看法。

对于仇和，以前我在网络和新闻媒体上看了几篇很零碎的文章，后来湖南省嘉禾县出事以后，又从内参上读到有关仇和的文章，这次读了新华社记者包永辉、徐寿松著的《政道——仇和十年》一书后，对仇和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现在谈一谈我个人的看法。

一、如何看待仇和的改革。仇和无疑是一个铁腕似的人物，改革就是需要有铁腕手段，特别是处于新旧体制交替时期。综观仇和的“十年政道”，我们不难看出，仇和的各种做法是游离于“封建专制”和“民主进步”之外的一种另类做法，这句话的隐含意义就是仇和的做法既吸取了“封建”和“民主”的精华，同时也沾染了“封建”和“民主”的糟粨。同时还可以这么说，仇和的做法是立足于目前中国社会的“封建”和“现代”混合的现实，是一种无奈之举、同时也是一种聪明之举。这里有一个问题要注意，那就是要看改革的最终目的，我认为改革，就是要让大多数人来享受改革的成果。历史上，为什么有的改革会以失败而告终，比如北宋的王安石变法，就是没有让大多数人享受改革的成果；再一个就是改革的目的是从自己私利出发，还是从大多数人利益出发？就我个人认为，目前某些领域的改革，就是少数人得利，大多数人并没有得到好处，也就是改革的成果被少数人享受，而让广大人民承担“改革”代价和后果！比如教育改革，医疗改革，房价改革，“教育改革，把我们的爹娘逼疯；医疗改革，把我们的生命提前送终；房价改革，把我们的口袋掏空。”合乎民心的改革，合乎公平正义等人类基本价值观的改革，才是进步的改革，才是真正的改革。

二、如何看待仇和的仕途。中国是一个讲究“中庸”之道的国家，所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堤高于岸，水必湍之”，特别是在官场，不乏庸庸碌碌或唯唯诺诺之人。官场混久了，就成了河里的鹅卵石，很圆滑。这种时候，如果偶有一两个锐意进取，敢做敢为的冒尖者，就很容易被舆论当作官场“异类”看待。仇和的目前仕途顺通，我认为，仇和的受重用，或可反映出在党的干部评价体系和用人导向上的一种改革创新趋向。代表了当前党和政府的高层对仇和的些许肯定，我所说的些许肯定，就是不完全肯定仇和的全部作法。就目前而言，仇和是政坛另类的一个风向标，也是政治进程中储备的一支预备队，是政府试探民意的一块探路石，是引导中高层官员的一个暗示手势，那就是不能老让改革者流泪又流血，而要让他们有一个好的仕途，这应该成为一种用人的导向。我记得，八十年代，有两个改革者都得到了重用，一个是李长春，当时任长春市市委书记；一个是吴官正，当时任武汉市市委书记。目前我们应该建立一个相对健全的制度，保证这种冲在前头、有责任感的干部不会因为改革承担过大的风险。胡锦涛总书记最近讲的几句话让大家觉得特别好，其中最后一条就是特别关注那些默默的踏踏实实做事的人，不能让那些人吃亏，实际上就包括这些人，简单的理解就是指那些“怀着责任心，推进民主政治，埋着头干事的人”。

三、如何看待仇和此类的官员。在当今中国官场，类似仇和这样的官员很多，他们就远远没有仇和这样幸运了。原重庆市城口县坪坝镇原党委书记魏胜多，因为2003年“自作主张”尝试直选镇党委书记和镇长，副镇长和各部门领导由镇长组阁；改革很快夭折了，改革的倡导者魏胜多因此被免职并“双规”15天。当时魏胜多被上级列出的罪名包括：对于进行选举的事实，对上级隐瞒不报；在2004年末换届到期前，违反《选举法》提前进行选举；违反“党管干部”的原则。原嘉禾县委书记周余武，在房屋拆迁中集体滥用行政权力、损害群众利益被撤销党内职务；据说，周余武在房屋拆迁前，曾率班子成员到苏北市取经。原山西省长治市委书记吕日周，在长治市进行改革，深得民心，后任山西省政协副主席，没有实权，也就是民间所说的“明升暗降”，现任现任山西省改革创新研究会会长，北京开达经济学家咨询中心副理事长，兼任中国市场经济研究会、中国民营（私）经济研究会等几家研究机构联盟执行会长。那么这些官员为什么又没有仇和这么幸运呢？个中原因，不是那么容易说得清楚的。但是有一点可以说明，那就是中国的制度改革也是一种增量的渐进改革，想一步到位，确实比较困难。但话又出回来，改革是必由之路，诚如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所强调的：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比如说魏胜多的改革其实是中国基层民主改革迟早要迈出的一步。

四、任何看待历史上的改革者。历史需要公正的去看待，作为一个改革者，难免有不完善的地方，但是我们往往有一种不好的看法，那就是一旦改革改得不好，马上会群起而攻之，那么谁又敢改？改革是一件很艰难的事，牵一发而动全身。那么对于仇和似的改革者，我想历史最终会给予一个公正的评议的，就象历史的吴起、商鞅、范仲淹、王安石，张居正、康有为、梁起超、谭嗣同……当他们站在历史的时候，又有多少人能理解呢？当历史对他们做出正确评价的时候，又付出了多少代价啊！吴起：被贵族群起报复而死；商鞅：是众人所熟悉的车裂；张居正：遭掘坟鞭尸之辱。……有专家说：在现行体制下，仇和这样的领导者是稀缺资源；但是只有一个仇和是远远不够的。我们期盼有更多的仇和以理性的改革意识和勇敢的实践精神，推进民主政治和法治社会建设。专家的这番话，是一种褒扬，中间也更有忠告的成份。改革是一个突破旧体制、旧习惯、旧利益格局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有时需要冒极大风险，也可能会成功，也可能会失败，谁也不能打包票，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无论是改革者，还是被改革者，都没有选择自己命运的权利，改革者不可以选择在一个地方进行多长时间的改革和创新，被改革者也不可以选择是否同意进行改革和创新。因此对待改革者，我认为：一要理解，理解他们的良苦用心；二要支持，对正确的地方就要大胆支持；三要宽容，宽容他们在改革的过程的某些失误；四要善待，即使失败了也应该给他们一个好的出路；第五要尊重，尊重他们的改革精神。要形成一种新的用人体制，即：宁用敢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争议”干部，也不用“宁肯少干事，甚至不干事、千万别出事”四平八稳的“误事”干部。

总之，正像所有的历史永远都是谜案一样，对一个人的认识和解读也是永远不会贴切的；正像历史是一个小姑娘一样，打扮成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对一个人的印象永远是来源于“众口铄金”或者“积毁销骨”。因此，我认为：仇和所走过的每一步都值得我们回味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