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死亡的行而上学

任何事物的演变都是单一性的线形流程，正因为他的单一性和不可逆转性生命演绎形式的存在，决定了人们对事物在这一过程中的价值意义和目光倾斜，作这一系统性的关注和概括，使得事物的存在具有相对性。这一点令人产生疑惑不解。系统外的存在有何具体的运动形式和价值召唤？人类意识的无限延伸性也无法触击和建构这一存在的生命，这反而会引起无数人去关注。下面，我们就把目光重点地分析这一现象——死亡的价值认识。

由于人类意识的自觉性能够对自身的生命存在作时间性的回顾和关注。生命形式的运动开始就注定了人类悲剧意识的忧患存在。在这一运动形式中，能够对形式起点缀作用的生命符号在时间的线形流程中没有主体意义和价值定位，这一点是人类的普遍心态。因而，只有少数人能够见目光注意在生命形式的装饰和点缀上。正因为这一点，决定了生命形式的有效性成为人们关注的重心，那么，为什么人类过多地关注这一点呢？原因很多。由于生命存在的一次性的流变和不可逆转性，他们必然注重其存在的长度和厚度，以此来作为定格存在的意义的有效标准，这一点从日常的生活交流中可见一斑，同时也是对死亡的恐惧，对生命的留恋，他们凭借自身的感性和朴素的理性认知，死亡就意味着生命形式的消失，无法对自身的存在作定性的回顾和品味，或者无法对自身生命意识（包括生理意识和精神意识）的满足和炫耀，因为死亡对于这类人没有多大自觉意义的悲壮色彩，也就是说不能将人类意识灌注到死亡的符号上，对死亡的恐惧和无奈是他们对生命存在的回报和挽留，然而，死亡之神决不饶情，拖着他们向无际的深渊走去，归于永恒和寂寞，正是死亡后的无知的先天性特征，使得他们获得初步的浅层认知，即使他们在生命存在时受到人格的侮辱和毁灭时，这种人格的异化和变形都无法改变他们对生命形式的强行挽留“好死不如赖活”就是证明。这最好说明我们中国人的生死观，那么，他们就不具备死亡的形式和内容的双重价值统一。他们只起肩负延伸生命的生殖作用。

这里，我们要研究另外层次的人们对死亡的自我审视

由于死亡是对个体生命的消逝。故此生的意义就显得自觉和伟大，对自己个体生命的存在观照就更具体、自觉。但是任何人都无法挽留死亡的存在地位的特殊性。故此，他们就更赋予生命存在的具体内容，这种对生命的自觉就使他们面对死亡没有多大的恐惧和无奈的色彩，而往往表现为对死亡的清醒的态度，以死亡的方式构建新的本体存在，来铸就人格和对人格的延宕。故此，在生命的存在没有现实意义时，或者现实的氛围不能提供其生存的合理性时，就必然走向死亡—自杀就是其表现形式。因此，自杀可以说是人格价值转换和延宕的，某种中介和契机。是生命最高形式的集中体现，更能唤醒人类对生命存在的清晰认识，加深对有限生命能量的挖掘。这就构成人类的本质特征之一。当然，对死亡的自觉行为和价值认识在我们国家显得比较迟钝，这是文化特征决定的。由于我们的传统文人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传统生死观的影响。一般都不能以死亡的形式表现出与世界的反抗，大多数以逃避的方式来实现生命价值的转换，以满足个体生命的缺陷。这在古代特多。是中国特殊的文化现象。产生这一点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对死亡的无知性和许、虚无性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古来贤哲都寂寞”是个体生命创造的价值随着生命的消失而失去原有的色彩时，有强烈生存意识的中国古代文人几乎没有用自杀的方式来完成人格的创造和反抗。。故此，他们的死缺少悲壮色彩。只是符合伦理和道德的范畴，来证明他们曾有的生命和历史的责任。故此，“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等等。死亡的价值才会凸现出来。这种死亡的伦理性是我们古代文人的固有。当然，随着人类的发展和对死亡意义的不断开拓，使得人类对死亡的认识更具有自觉行为：当生命的个体与世界处于u和谐时，以至压抑人格或迫使人格异化时，他们往往也以死亡来破坏这种氛围和对立。老舍、北岛等一大批有个体生存意义的文人最终选择死亡的形式来表现自我价值的极终追求。达到了理想的精神状态，因此，他们唤醒的不是人类的伦理同情，而是对其人格力量的肯定和敬佩。它更能唤取人格价值的追求和独立。

总之，对死亡的自觉行为更能显示一个民族的理性思维深度，也是一个民族成熟的标志。一个缺少理性思维的民族就无法对自身的存在进行关照，更不去思辨“为什么”等重大的存在哲学的课题，就不能够对思维的深度起到开拓作用。对死亡的自觉认识从一定的程度反映该民族的文明程度的高低，以及该民族精神家园的永恒寻找的可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