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不能征服！——读王凡西《双山回忆录》

在过去很长一个时期以至于今天，许多人依然认为托洛茨基“反苏”，是“帝国主义间谍”，是“反革命”；认为中国的托陈取消派真的是领取日本津贴的“汉奸”团伙，是十足的“反革命”，总之，托洛茨基和他的追随者都是一群十恶不赦的魔鬼，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动派。这些概念是从哪里来的呢？一般来说前者来自斯大林时期一部影响很大的《联共（布）党史》，后者来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各种版本的中共党史。

然而，这是歪曲历史，事实并非如此。

托洛茨基是在苏联乃至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享有很高声望的革命家，是列宁的亲密战友，是卓越的革命理论家，是苏联红军的缔造者。他的影响一度在斯大林之上仅次于列宁。只因为托洛茨基在列宁去世不久，在苏共中央和共产国际内部提出了与斯大林不同的理论和主张（如：托洛茨基认为社会主义可以在一个国家进行，但不能在一个国家取得胜利，一国胜利与否最终取决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发展的程度；在中国革命的问题上，当时中国正经历一场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托洛茨基依据当时的形势，多次提醒并告诫中国共产党人要警惕国民党右派叛变，要遏止蒋介石反共，要牢牢掌握革命的领导权和主动权，要独立开展农村苏维埃运动和城市工人运动；大革命失败，托洛茨基认为应该正视革命处于低潮的现实，积极开展国民议会活动，广泛宣传群众，争取群众，经过一个时期的准备，迎接新的革命高潮。凡此种种，有的在当时和不久就被证明是正确的，其他的即使在今天也很难说出有什么错误。），而被斯大林凭借权势和暴力所打倒。托洛茨基1927年被开除出党，1929年被驱出国外，1932年被开除苏联国籍，1940年在墨西哥被秘密杀害。

1988年苏共中央为托洛茨基恢复名誉（《郑超麟回忆录》东方出版社2004年9月第192页）。当然，又由于不久苏联解体，对托洛茨基的全面评价被搁浅。

对中国的托洛茨基派，即对托陈取消派，如何评价，官方还没有定论，但总的来说松动了。一个明显的例子，是新版的《毛泽东选集》中修改了关于中国托洛茨基派的注释，不再说中国托洛茨基派是汉奸组织，又特别指明所谓托派领取“日本津贴”一说是共产国际的“错误判断”。

不过，我这篇短文重点不在陈独秀和他的托洛茨基主义，而是从一个侧面讲述托洛茨基和他的理论在苏联的命运。我的议论是由王凡西的《双山回忆录》引起的，或者说我的短文就是读《双山回忆录》的心得。

王凡西，笔名双山，浙江人，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在北京大学读书，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党的基层工作。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不久，被党派到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留学期间参加托洛茨基反对派。1929年回国继续从事党的工作。1930年因拒绝退出托派组织而被开除出党。在这以后，他一直从事托派活动。中国大陆解放后，他先在澳门后在英国定居。他撰写和翻译了不少书，几乎都同托洛茨基和托洛茨基主义有关。

《双山回忆录》类似自传，作者王凡西追述自己的革命生涯和托派活动（在王凡西看来革命生涯同托派活动是一致的，或者说进行托派活动就是从事革命工作），直言不讳地表明自己的托派立场。作者作为上个世纪二十年代苏联政治生活的目击者和参与者，他对这个时期的苏联现实，特别是托洛茨基和他的理论主张在苏联社会各阶层包括在苏联的中国留学生中的反响，有深切的感受，对此，在书中也有真切的描写。这部分正是我这篇短文评述的内容。

1927年8月王凡西一行60多人从上海港偷乘一艘苏联的货船，前往海参崴。在海参崴停留半个月，再乘火车穿过西伯利亚，又经过十三天，终于在十月革命十周年（1927年）前大约一个月到达莫斯科。

列车在西伯利亚途中有这样一幕：王凡西等60多个留俄学生集中在一个车厢。这个车厢的列车员是一位中年男子，退伍红军。他对眼前这些中国青年人非常友好，热情服务自不待言，还教大家认俄文字母，学说极常用的俄文单词，彼此气氛热烈，关系融洽。不料当一个中国青年向这个乘务员说“斯大林好”的时候，气氛骤变，乘务员立即表现出鄙夷的神色，伸出小拇指，那意思显然是说斯大林渺小，微不足道。于此同时，列车员又激动地竖起大拇指连声说道：“托洛茨基！托洛茨基！好！”大家愕然。在这以后的数日接触中，这位苏联列车员对中国青年依然服务周到，关系却疏远了。

作者王凡西认为：“这个改变的原因，只当我后来比较熟悉苏联的内情之后才能解释，他在感情冲动后有点后悔，有点害怕，怕我们将此事告发，因为他知道我们全是党员。”（《双山回忆录》第47页）

这些年轻的中国革命者一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就卷进了苏联党内斗争，当局安排许许多多会议，下发一摞一摞文件，揭露和批判托洛茨基的“错误”，反复强调中央——实际上是斯大林——的“正确”。中国学生对俄国革命史，对国际共运史，对苏联党内斗争的背景和各自观点，对苏联社会的实际状况全然无知，面对这所谓“大是大非”无所适从，只能出于“少数服从多数”的组织原则，出于“党性”，出于对苏共中央（实际上是对斯大林）的信赖，在不容思考，无暇思考的情况下，无保留地拥护多数派的观点，“批评”托洛茨基。

但这种盲从并没有维持多久，当局在反托洛茨基运动中的种种行径，引起了大家的思考，疑窦产生了。

原来斯大林同托洛茨基的争论并非是不着边际的玄学之争，至少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争论，在中国青年看来是非常现实的，有积极意义的，理所当然地引起他们的关注。他们希望读到争论双方在中国革命问题上讲话的原文，经过比较表明态度。可是，他们听到见到的全是斯大林多数派的讲话和文件，根本见不到托洛茨基一个字。他们要求读到托洛茨基讲话和指示的原文，要求知道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完整论述。不久，当局发下了一份托洛茨基在某次中央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然而，这是一份怎样的文件啊？这是经过仔细删节的，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是经过严格的“技术处理”的记录稿译文。托洛茨基的话经常被打断，不连贯，简直看不出意思来。而斯大林的插话，却记得十分详细，而且还有不少“实况记录”，无非要说明托洛茨基的讲话如何引起与会嘲笑和愤怒，斯大林等人的插话如何博得与会的喝彩和拥护。其用心十分明显，其手段却十分拙劣，这更引起中国学生的反感。

当然，中国学生还是谨慎从事的，在小组会上，只有涉及中国革命问题的时候，才会有人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谈一点体会。可是常常遇到这样的情形：某人正在发言，却“被列席的领导者带着优越的微笑”轻轻地打断，指出：“同志，你这个意见恰好就是托洛茨基（或拉狄克）所喜欢的。”“发言人便立即觉得狼狈万分，惶恐地将意见撤回了”。对此类现象，作者评论说：

“中国的革命者并非懦怯成性，其中大多数有精神勇气，所以然者，只因‘党’、‘中央’、‘多数’这几个名字，当时听起来实在太神圣，太不可侵犯，以至谁垄断了这些名字，谁就有无上权威”（《双山回忆录》第54页）。

也许由于苏联人了解内情，在有苏联同学参加的党员大会上，情况则有所以不同。作者记叙了自己入学不几天就参加的一次全校党员大会。这次大会主要事项是听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耶洛斯拉夫斯基的报告，“大意是说托洛茨基从来都属于孟什维克，专跟列宁作对，他参加十月革命的原因是投机，而且他的参加是害多益少……这些话，我们听了自然照单全收，我们根本不知道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派别史。”——作者王凡西这样说。可是苏联同志就没有这么“听话”。耶洛斯拉夫斯基的报告不断引出愤怒的抗议，“无耻！”“说谎！”叫喊声不绝于耳。耶洛斯拉夫斯基的讲演一结束，就有一个反对派的苏联学生跑上台欲发言，这位苏联学生先被主席台强行制止，又被多数派扭打，整个会场一片混乱。目睹此情此景，中国学生无所适从，只得集体退场。

作者王凡西追述十月革命十周年纪念日一天发生的几件事，更令人扼腕。

这一天上午莫斯科的中国留学生被组织列队经过红场接受斯大林和苏共中央领导人检阅。“中国学生在红场上似乎受到分外热烈的欢呼”，成千上万苏联人舞动红旗，挥动帽子，尽情呼喊“中国革命万岁！”“世界革命万岁！”……呼喊声震天动地。作者写道：“处在这种情景中，任谁都要被感动得流下泪来的。我们何幸而生为中国人？何幸而成为中国革命者？更何幸而遭遇到已经胜利了十年的俄国兄弟啊！”（《双山回忆录》第54页）

可是当天晚上又听到一个与之完全相反的消息：同是在这一天上午，反对派举行“反示威”，“拿了‘要求实行列宁遗嘱’的标语（张维舟按：列宁确实有这样的遗嘱，批评斯大林专横，不同意他担任苏共中央书记。这份遗嘱，在中文版的《列宁全集》中可以找到），参加在队伍中，经过红场时，被人撕去标语，双方发生冲突，有人还向托洛茨基的汽车开了枪”。（《双山回忆录》第55页）

这天晚上看电影，是普道符金的记录片《圣彼得堡的末日》，反映十月革命的史实。虽然是记实片，却也是经过严格“技术处理”过的，用的是“春秋”笔法（还有一部由爱森斯坦编导的《十月》，“因为它忠于历史，将托洛茨基与列宁并列，作为影片的二大英雄。这和当时联共党内斗争的实际情况是不合适的，因为它有利于被打败的托洛茨基”，所以不予放映）。而普道符金的《圣彼得堡的末日》，“这虽然是由当局（即斯大林派）认可的影片，但毕竟因为斗争尚在进行，史实又都在人们记忆之中，抑扬之间不能全无分寸，所以托洛茨基和其他反对派诸领袖仍有出场的。这是一次很有趣味的测验。每当电影上出现斯大林或托洛茨基时，群众中必然有拥护与反对的两种表示。赞成的大鼓其掌，反对者则顿足或狂吹口哨。因为场子是黑的，人们无异在进行一次安全的无记名投票。从敌对两个声音的决斗中，我觉得双方比例与那次监察委员会主席演说后所表演的力量关系不同。即使不是托派压倒了斯派，至少也是势均力敌。记得有一连串的特写镜头，让托洛茨基继列宁出现在银幕上。此时引出了热烈与持续的鼓掌和欢呼，斯派的人想用顿足、口哨乃至叫骂来抵消欢呼，可是不成功。黑暗中的音响战愈来愈激烈，终于主持人不得不开亮大厅里的电灯，才使群众静默下去。”（《双山回忆录》第55—56页）“人眼是秤”，中国留学生面对这一切不会不思索，不掂量。作者王凡西认为“我个人，在感情上对托洛茨基首次发生崇拜心理，倒是那回看了电影的结果呢。”（《双山回忆录》第56页）

斯大林一伙把托洛茨基看作最大的威胁，最危险的敌人，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他们凭借权势和暴力先把托洛茨基流放到边远的阿拉木图，这还不放心，又于1929年初把托洛茨基放逐国外。

说到把托洛茨基放逐国外，还要交代有关的细节。当时《真理报》在谁也不会注意的角落刊登了一则新闻，说托洛茨基从事“反苏联的秘密工作”，所以把托洛茨基和他的家属驱逐出国。可是几天以后，某日苏联某大报在显著位置登载监察委员会主席耶洛斯拉夫斯基的一篇文章，题目是《托洛茨基先生出国的第一步》，旁边还附印了一幅照片，那是一期伦敦《每日快报》，上面还有托洛茨基的一篇文章。这种设计无疑宣示世人：“托洛茨基一出国就和帝国主义勾结上了，勾结了来反对苏联！叛徒的原形毕露了！”

最初，耶洛斯拉夫斯基的文章也确实迷惑了许多苏联公民和中国留学生：托洛茨基真的与帝国主义沆瀣一气了？

其时，托洛茨基被迫居住土耳其君士坦丁的苏联大使馆内（托洛茨基还是苏联公民），他得知此事，怒不可遏，“立即写了一封《告苏联工人书》，愤怒揭穿斯大林和耶洛斯拉夫斯基的阴谋。他控诉斯大林们和资产阶级的反动政府勾结在一起来迫害他，抗议他们不让他这个苏联国家的缔造者之一住在自己的国内；然后他举出列宁当年的例子，说革命者对资产阶级报纸记者发表谈话，甚至发表文章，都是常事，是完全允许的。”（《双山回忆录》第90—92页）这封信通过传单形式很快在苏联传开了。事情的真相得以澄清，人们对斯大林更为愤恨，对托洛茨基更为同情。

在这以后，苏联当局开始了更大规模的反托洛茨基运动，成千上万的苏联托派分子被投入集中营、监狱，或流放到西伯利亚以及其他边远地区；中国留学生中的数百名托派分子，极少数遣送回国，多数也被关押、劳动教养，或者流放边疆，在被关押、劳动教养或者流放边疆的人中，只有极个别的人有生还的可能，多数人下落不明，不用说有的人早已瘗死他乡。

王凡西的《双山回忆录》在国外已有牛津版英译本、日译本、德译本、法译本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英译本等多语种版本，在国内则是内部出版，限量发行，故影响并不大。但这本书却深深感动我。我觉得自己贴近历史，听到历史坦诚陈述，也听到历史因蒙羞而暗自抽泣。

读王凡西《双山回忆录》我们知道王凡西和他的同志，是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末斯大林对托洛茨基占有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加入托派的。这是一种自觉的理性的选择。这种选择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随时随地都可能为之付出生命的代价。但王凡西和他的同志义无返顾走上了这条充满荆棘又险像环生的道路，他们矢志不渝，奋斗终身，令人景仰。

当然在今天，中国的托洛茨基运动早已成为历史的陈迹，即使老一辈人包括老一辈的党史工作者，也极少有人知道它是怎么回事，年轻人就更不用说了。而且今天的世界发展形势和国内环境，同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苏联和中国如天地之隔，迥然两样，我们很难想象托洛茨基主义对今天的社会生活会产生什么影响。不过，尽管如此，那一段历史还是值得回顾，应该总结的，因为它同样是一面镜子。

我常想，当年托洛茨基和他的追随者，即使他们的认识是错误的——更何况实际情况远不是那么回事——那也充其量是“持不同政见者”，在党内他们同斯大林等人之间也不过是不同意见之争，大目标是一致的，何至于大打出手，斩尽杀绝呢？然而，斯大林这样做了。这是对党章的践踏，是对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蔑视和嘲弄，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开了利用权势和暴力对待持不同意见的同志的先例。

然而，思想是不能征服的！思想是认识的成果，认识又原于实际，只要实际状况没有大的改变，人们的认识，人们的思想也就不会有根本的变化。在苏联的一部分中国留学生之所以选择托洛茨基的立场，难道不是他们结合苏联的现实对斯托两方争论分析比较的结果吗？斯大林对托派的镇压只能激起一次又一次反抗。当然，斯大林们最终把包括中国在内的托派都剪除了，但能说是他们把所有的托派都“征服”了吗？

斯大林一伙对托派和其他持不同意见的人，采用不正当手段，蒙蔽、欺骗、政治高压、精神折磨、肉体摧残，等等，无所不用其极，可谓“捣鬼有术”。不过，正如鲁迅所言：“捣鬼有术，也有效，然而有限，所以以此成大事者，古来无有。”

是的，“以此成大事者，古来无有”。

王凡西最近去世了，这位历尽苍生的革命老人带着他的理想、信念和挥之不去的“托洛茨基情结”离开这个世界。我向他表示敬意。感谢他给我们讲述了那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我们又懂得了不少道理.。

作者张维舟地址：江西鹰潭职业技术学院，邮编：335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