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质兰心话国魂,一代芳华著春秋
关于梅艳芳,关于其生平事迹,关于其演艺生涯,以及其他诸多,作者考究甚为详细。对其评价也颇高些。一篇比较完整的人物志,让我们更加清晰地了解了梅艳芳,崇敬之情油然而生。
——解读梅兰芳的艺术与人生
随着电影《梅兰芳》的热映,近阶段一代名伶梅兰芳也从尘封的历史中再次走出成为一个令人瞩目的人物吸引了各方各面的关注。电影《梅兰芳》的成败与否这里暂且搁置不议,我关注的是梅兰芳这个人以及他这个人代表的那个时代。所以我这里想探讨的便是梅兰芳他是一个怎样的人,他对于戏剧来说意味着什么,对于那个时代来说他又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艺术生涯:在绚烂中寂静在寂静中绚烂
影片《梅兰芳》聚焦梅兰芳人生中最重要的三个危机:生离、死别和聚散而成,写出了梅兰芳世界明净与晦涩,在他光华表面下只有他自己知道的孤独和难于摆脱的宿命,外部的膜拜与功名如一纸枷锁架持着他,平凡的心成为一种奢望。这一点似乎是每个伟大人物的共同命运,电影的精神主旨是不错的,但电影与史实还是颇有些出入的,很多情节是虚构的,甚至歪曲了历史的真实。让我们拨开电影的面纱,顺着时光的脉络走进那个年代,看看真实的梅兰芳吧。
梅兰芳的确出生梨园世家,父亲早逝,主要由梅家大伯抚养长成。而这位大伯著名琴师,清内廷供奉,为当时京剧界最著名的老生演员谭鑫培拉琴,有“胡琴圣手”之称。老先生一直活到梅兰芳20岁已初步成名后才逝去,享年45岁。
从梅兰芳祖父梅巧玲到梅兰芳已是三代京剧旦角。梅兰芳8岁开始学戏,11岁登台,在五十多年的艺术生涯中塑造了大量真切感人的艺术形象,被誉为“美神”。从1919年到1960年,他三次赴日本、两次赴苏联、一次赴美国进行访问演出,并被美国波摩那学院和加利福尼亚学院授予“文学博士”学位,是第一位将京剧艺术推向世界的人。
可谁曾想到梅兰芳年少时却是个非常木讷性格内向的人,经常受到同学的欺负,常常因背不出《三字经》《百家姓》之类而被先生惩罚、打手心。或许人们会以为梅兰芳天生就是为京剧而生的,其实他小时候完全没有超出同辈的机敏和灵气,长得也不是特别讨喜、可爱,一张胖嘟嘟的脸,细长的眼睛,厚厚的嘴唇,宽阔的脑门,表情经常木然,就连他的大姑母都用“言不出众,貌不惊人”来形容梅兰芳。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从小天资并不聪慧的人,凭借后天的勤奋与努力创造了出数优秀的作品,在戏剧舞台上了揭开了承前启后的一页,在艺术的史册上划下了辉煌灿烂的一笔!成为名副其实的“伶界之王”!
梅兰芳曾对卓别林说:“我是个笨拙的学艺者,没有充分的天才,全凭苦学。”的确,梅兰芳一生都兢兢业业,鞠躬尽瘁,把生命与热情全部献给了戏剧与舞台。
今天常说戏剧演出中有生旦净末丑,但在清末之时,主要还只是以生角(老生)挑梁,直到梅兰芳出现之后,才真正开始由旦角挑梁。可见梅兰芳在戏剧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而他在舞台上最为辉煌的20年是1917年至1937年,这也正是京剧的鼎盛时代。旧时文化还在延续,渗透在每个人的生活之中,尤其在京城的这块土地上,文化传统还没有改变,在当时还很单一的艺术形式中,京剧最受推崇和重视。在这样的时代里,梅兰芳的脱颖而出是时代之幸,是时势所造就的“英雄”,但也离不开梅兰芳个人的坚持与奋斗。
梅兰芳是一个极其敬业的人,这种精神或许正是我们今天的中青年演员所缺失的。他对艺术完美的追求贯穿了他的一生,1919年、1924年对日本的访问,1930年对美国的访问,1935年对前苏联的访问,都非官方的安排,而是他在朋友的赞助下,以弘扬国粹为己任的私人行为,这正是他一生敬业精神的体现,是他艺术顶峰的写照。
梅兰芳就这样在时代与自我的塑造中崛起了,他当年走红的程度是我们难以想象的,他就像一个巨大的磁铁,走到哪里,人群就被吸到哪里。据记载,梅兰芳在美国最后一出《刺虎》结束后,他谢幕竟达15次之多,这在国内也是相当罕见的。梅兰芳在纽约的最后一场演出结束后,有人提议上台和梅兰芳握手告别。梅兰芳欣然应允。然而就是握手这一简单的动作,又有戏剧性的一幕出现:观众按顺序从右边上来,从左边下去,秩序很好,可是梅兰芳握了十几分钟仍然不见观众减少,心里很是纳闷。细一看,原来是很多人握过一次手,下去后又重新排队,又上来握一次。就这样,梅兰芳握手握得没完没了。
但梅兰芳即使处在人生最绚丽的阶段,也没有明星的架子,不像当下的那些明星有点名气就傲慢不群,自命不凡,他始终是平和的,谦卑的。他对老师朋友也好,对学生子弟也好,对观众粉丝也好,都始终恭敬友爱地微笑着,倾其所有地授业解惑,尽自己所能地把每一出戏演好。尤其是在日本铁蹄践踏中华大地的那段风雨飘摇的黑暗时光中,他更是不屈不挠,不卑不亢,表现了一个中国艺人的民族气节与一代大师的民族灵魂。
在战乱前,梅兰芳本有一笔演出的收入,在赴港时,曾带往香港存入银行。可是返回上海不久,日寇统治下的香港将这笔高额存款全部冻结,无法取出。一直靠利息过日子的梅兰芳,家庭生活顿时举步维艰,梅兰芳拒绝为日本人演出,只能凭着另一技之长——画画来维持生计,但他的卖画生涯却并不顺利,经常受到日本人的扰乱破坏,梅兰芳在上海展览馆办画展的消息传出后,日伪汉奸互相勾结,肆意捣乱,他们派来一群便衣警察,提前进入展览大厅大做手脚,前来参观的许多群众见状纷纷离开。梅兰芳看见门口冷冷清清,觉得奇怪。当他走进展厅后,发现每幅画上都用大头针别着纸条,分别写有“汪主席订购”、“周副主席订购”、“冈村宁次长官订购”……还有一些写着“送东京展览”。梅兰芳夫妇目睹此景,气得两眼冒火,立即拿起桌上的裁纸刀,刺向一幅幅图画。“哗!哗!哗!”几分钟内国画化为碎纸。
梅兰芳义愤填膺爱国毁画的故事也成为一段佳话流传了下来。
梅兰芳断了经济来源后,生活更拮据了,他只好挥泪出卖北京的房子,接着又出卖自己多年收集的藏品。尽管这样,后来还是举债度日,向亲友借了一笔钱。有的好友得知他家生活陷入绝境,便解囊相助。老画家叶誉虎便是其中一位。梅兰芳就是在这样艰苦环境下作画,克服了一系列难以想象的困难,画技大有长进。经过八个月的苦战,他一个人就画了170多件,题材十分广泛,包括仕女、佛像、花卉、松树、梅花等,同叶誉虎的作品一起,于1945年春天,在上海成都路中国银行的一所洋房里展出,受到广大参观者的好评。展览结束后,梅兰芳为了生活,被迫将其中大部分作品卖掉,所得收入一是还债,二是安排家庭生计,三是资助剧团里生活更困难者。回忆起这几年的沧桑历程,梅兰芳曾感慨万千地说:“一个演员正在表演力旺盛之际,因为抵抗恶劣的社会环境,而蓄须谢绝舞台演出,连嗓子都不敢吊,这种痛苦我无法用语言来形容。我之所以绘画,一半是为了维持生活,一半是借此消遣。否则,我真是要憋死了。”
梅兰芳在抗战期间断然蓄须明志,不为民族敌人演出,表现了一代艺豪不屈不挠的刚强骨气,在中华儿女中广为传颂,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奋勇抗战的决心。著名画家丰子恺曾赞曰:“茫茫青史,为了爱国而摔破饭碗的‘优伶’,有几人欤?”
戏剧人生:两个世界两种人生
在戏迷眼中,他是中国京剧甚至中国戏曲的代名词,他是无懈可击的一代完人;在朋友眼中,他是彬彬有礼、重情重义的一代宗师;在家人眼中,他是为了事业倾尽全力的楷模,然而梅兰芳究竟是谁?谁才是梅兰芳?是舞台上那些端庄典雅、体味着悲欢离合的女子?抑或是生活中有着铮铮傲骨的男子汉?还是晚年时那位从容平和的老人?
所谓人生如戏,戏如人生。梅兰芳的人生是离不开戏的,甚至可以说梅兰芳成就了戏剧,戏剧也成就了梅兰芳。梅兰芳的一生始终是处于真实与虚幻之间,卑贱与尊荣之间,在男性角色与女性角色的错位中展现出一种另类的美丽,在现实与理想两个世界交杂下诠释对两种不同人生的理解。
梅兰芳的两种人生可以有多重理解,如戏里的人生,戏外的人生,又如男人的人生与女人的人生,还如一个戏子的人生与一代大师的人生等。
梅兰芳一生饰演的角色主要是旦角,以正旦为多,正旦也就是青衣。像《窦娥冤》里的窦娥,《霸王别姬》里的虞姬,《西施》里的西施……梅兰芳的一颦一笑,惟妙惟肖,顾盼之间将这些女性的内心世界与情感变化展露无遗。人们已经分不清那个人是男人还是女人,梅兰芳已经不再是梅兰芳,不再是做为现实生活中那个男性角色的人而存在了。他已经化为剧中的那位女性,真实与虚幻浑然一体了。
王瑶卿有一句概括四大名旦的话:“梅兰芳的样,程砚秋的唱,尚小云的棒,荀慧生的浪。”程的唱腔、尚的武功、荀的表演是他们最突出的特征,而梅兰芳的样并不仅仅指他的扮相、外貌,而是一种整体观感。赵珩说:“其他三位是技巧大于综合素质,梅兰芳却是综合素质大于技巧。”
梅兰芳的美是出了名的,只是能看到青少年梅兰芳的人已经不可能健在,只有在民国名士的诗文中可以略窥他十几岁的风采:“京师我见梅兰芳,娇嫩真如好女郎。珠喉宛转绕梁曲,玉貌娉婷绝世妆。”登台的他,通过养金鱼、训练鸽子,使略鼓的眼睛焕发了神采,身材纤细如少女。当然不是所有人都以他为美,鲁迅看了梅兰芳《黛玉葬花》的剧照后,对梅氏扮的林黛玉曾颇有微词。不过梅兰芳的成功之处是他使得大多数人,至少是京剧的大多数观众接受了他的美,而不去理会他是不是心目中的黛玉。
在戏里,他是个女人,是个地位下贱,命运悲苦的女性,但在戏外,梅兰芳是个真真实实的男人,是男尊女卑世界中的尊者,而两种不同性别角色的置换,梅兰芳却应付裕如,游刃有余,这正是他的艺术才能,也是他人生内涵的一种高度体现。当然这与他作为一个戏子当时所处的地位有关。梅兰芳是一个戏子,也是一个大师。他既体会过作为一个地位卑微的戏子的辛酸,也享受过作为一个光彩照人的大师的荣耀。所以更能体会到女性的疾苦,深深同情女性的遭遇。
在《梅兰芳》里有个要梅兰芳陪酒的镜头,其实这个片段并未虚构,戏子陪酒是清末戏子伶人的一个特有现象,当时流行的说法是“相公堂子”。相公堂子是一种具有特殊性质的私人科班(科班即戏曲学校),学戏之余,还要陪酒陪客,侑觴媚寢,有娱乐业的营业性质。这是清末男风鼎盛的一种表现。只是后人为尊者讳的缘故,很少提及梅兰芳也出身于相公堂子的事实。
但梅兰芳有幸的是遇到了他的时代。《梅兰芳》里有一个镜头是,他与老生十三燕摆擂PK,第一场时十三燕场上爆满,取得开门红,然而梅兰芳却凭借改良的《一缕麻》后来者居上,很快获得了观众的认可与追捧,邱如白对梅兰芳说:“属于你的时代到来了。”虽然真实的梅兰芳并不是是凭借一出戏一夜成名,但是他的旦角却在那个时代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喜爱。
在梅兰芳之前,京剧旦行里的翘楚是陈德霖、王瑶卿,不管技艺上多么有光彩,他们始终被老生和武生在舞台上的统治地位所遮蔽。到梅兰芳这一代旦行,一切不同了。辛亥革命后发生的社会大变革,对于京剧最直接的影响,是观众群体和审美趣味的变化。女性进了剧场看戏,观众偏好婉约含蓄的表演,柔美的旦角由此得以挑战生行对舞台的把持。与此同时,新文化人从国外引进话剧艺术形式,触动传统戏曲在表演和内容上产生改良意识,喜欢旦角也变成时尚。
梅兰芳的成功除了时代机遇、自我的超越精神外,还得益于他结识了很多良师益友。像齐如山、冯耿光……都是有大学问大知识的人,他们是他人生中的导师也是挚友,成就了梅兰芳的艺术人生,也丰满了梅兰芳的现实人生……
感情传奇:台上痴情女台下多情郎
一般从事艺术的人都是感情比较细腻丰富的,梅兰芳是个很有感情的人,戏里也是,戏外也是,亲情、友情、爱情,还是对观众人民的情怀,都在点点滴滴的言行中流淌,他一生桃李满天下,也交过不少挚友知己,特别要提一下齐如山(电影《梅兰芳》邱如白的原型),齐如山对梅兰芳有一种特别的爱,梅兰芳的一生也与此人紧密相联,但两人之间是否存在爱情到现在依然是个未解之谜。这里且谈一谈梅兰芳的真实生活中异性间的情爱故事,看一看梅兰芳的另一面是怎样的。
梅兰芳一生中经历了四个女人,除了糟糠之妻王明华,事业上的好帮手福芝芳以及很少被提起的特立独行的刘喜奎外,最让人津津乐道的则是他和孟小冬的“梅孟之恋”,这也是电影《梅兰芳》中的重要段落。只是,这段恋情并非像电影中那么美好浪漫,现实的“梅孟之恋”充满了悲剧色彩,令人唏嘘。
梅兰芳17岁在家里的安排下娶了王明华为妻,因为当时他们只能与梨园子弟通婚,正如梅兰芳不能读书,没有别的出路一样。梅兰芳一脉单传,肩负着两房传宗接代的大业,可王明华在生下一儿一女后做了绝育,没想到儿女双亡。冯耿光替他看中了“天桥梅兰芳”——旦角演员福芝芳。孙耀东在回忆录中说:“冯六爷有私心,他怕梅兰芳另娶媳妇后听老婆的话,如果这媳妇有社会背景,中国银行的这班梅党就要被冷落,控制不住梅了。”福芝芳当时家中只有老母,年方二八,是最好的选择。福芝芳是个能干的女人,很得梅家上下的信任,虽然是第二任老婆,但在梅家俨然就是正妻。
后来,梅兰芳认识了孟小冬。一个是饰旦的男人,一个是饰生的女人,本身就阴阳颠倒,在戏里又眉来眼去、打情骂俏,更是充满戏剧性,而现实中,两人由此也逐渐两情相悦、两性相吸,两人日久天长渐生情愫。不过史实上梅孟之恋是否出于自由恋爱颇有争议,很多版本认为是一些人在背后的策划。有的说王明华嫉恨福芝芳,为分她的宠而促成了梅孟之恋,也有的说是撮合梅福婚姻的那批人本想让福芝芳感恩戴德,从她身上捞点好处结果什么都没捞到,于是有意让梅兰芳多个外宅,空余时间可能多和他们在一起,也报复一下福芝芳。而梅兰芳虽然在戏剧方面挺有主见,但在男女情爱上没什么大主意,于是稀里糊涂地就钻进了这个圈套。
梅孟热恋之后,一方面因为福芝芳极力排斥孟小冬,另一方面又考虑到社会影响婚礼没有公开举办,只在某种保证下私下进行。结婚后,孟小冬被“金屋藏娇”了。然而,好景不长,1927年下半年,梅兰芳就被卷入了一场扑朔迷离的“梅宅血案”之中,给梅孟恋情蒙上了一层阴影。如果说血案是一个分手信号的话,那么“戴孝风波”则是梅孟分手的直接导火索。梅兰芳伯母去世,孟小冬没能以梅兰芳妻子的身份为她戴孝,当心高气傲的孟小冬被堵在梅家大门口,而梅兰芳却没有帮她,反而好言相劝要孟小冬离开息事宁人。她自尊心备受伤害,开始怀疑和梅兰芳之间的感情。俩人又熬了半年才宣告仳离。而在两人分手之后,孟小冬竟在天津《大公报》头版,连登3天“紧要启事”,这个“启事”彻底将梅孟之情斩断。启事或许原本是针对那些败坏她名誉的人,但她也迁怒于梅兰芳,将他视作冤头债主。可见梅兰芳对孟小冬的伤害是挺大的。多年之后,孟小冬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只是一切都过去了”。这“只是”两字透露出无尽的唏嘘。后来孟小冬得到了上海滩黑帮大佬杜月笙的资助照料,与杜同居多年后嫁给了杜,杜死后,她孤独终老。
后人不理解她的是:她不能忍受做梅兰芳唯一的妾,分手时绝食、出家、发声明,却可以在杜家不要名分多年,最后还是当了杜月笙的五姨太。有人分析说,孟小冬为了感情和梅兰芳在一起,这时她需要尊重和爱,而为了生活她依附了杜月笙,其他的已不再重要。这大概便是爱与不爱的区别了。
相比孟小冬,刘喜奎就明智得多。梅兰芳在王明华、福芝芳之外,在孟小冬之前,还跟刘喜奎有过一段情。刘喜奎在上个世纪一二十年代,可是红透半边天的名伶,她是唯一能跟谭鑫培、杨小楼唱对台戏的女演员。据形容她美貌的诗句说:“远山之眉瓠犀齿,春云为发秋波瞳。娇羞灵艳妙难数,牡丹能行风能语。”刘喜奎的美招来很多麻烦,段祺瑞的侄子抱住她狂吻,被扭送警察局,事后大呼“痛快!值得!”张勋要强纳她为妾。但刘喜奎的个性很独特,视金钱为粪土,对钱如此,面对权势,她则不卑不亢。据记载,刘喜奎初入北京,她曾被袁世凯召去唱堂会。袁二公子对她百般纠缠,她嗤之以鼻;袁世凯想让她陪客打牌,她严辞拒绝;袁三公子扬言:“我不结婚,我等着刘喜奎,我要等刘喜奎结了婚我才结婚。”关于梅刘之恋,晚年刘喜奎说:“我一生有一件遗憾事,就是和梅兰芳先生的恋爱。我拒绝了梅先生对我的追求,并不是我不爱梅兰芳先生,相反,正是因为我十分热爱梅兰芳先生的艺术,我知道他将来会成为一个伟大的演员,所以我忍着极大的痛苦拒绝了和他的婚姻。”她的清醒未尝不是一种明智。
梅兰芳在感情上不能算太成功,但他也还算有情有义,虽然有负于孟小冬,但最后付给孟小冬4万块损失费,也算尽了一些做人的道理。而且在当时的社会纳妾是很正常的事,梅兰芳虽缺乏主见与男人的气魄,但悲剧的根源还是这个社会,生处这样社会文化背景下的梅兰芳也不可避免地具有中国男人传统下的气质,在舞台上他是个神,但在舞台下他也毕竟是个人。
艺术与人生境界:中庸之度大师之风
虽然梅兰芳身上也有传统中国人的一些人性弱点,但瑕不掩瑜。抹去情感方面的事,他几乎可算是个完人。梅兰芳死后,陈毅当时在慰问梅家家属时曾表示:“梅先生是一代完人。”47年后,梅兰芳的朋友黄宗江依然坚持这个观点,他对我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不过梅先生几乎就是赤金、完人。”
有人说,梅兰芳与其他角儿的区别,就是他作为文化现象,在后期发展中,为人处世超越了审美。当时梨园行流行“踩乎”,但很少有人听说梅兰芳与纷争有关,几乎没有人说梅兰芳不好,在他死去这么多年,大家都还是极力维护他的形象。其实这不奇怪,在梅兰芳的身上,我们不但可以看到一种完美的艺术,而且可以看到一代宗师的气度。
梅兰芳十分欣赏中国儒家的中庸之道,他深谙过犹不及的道理,做人做事永远留着体面。赵珩形容他是“没有一点乖戾气”。作为“国粹”京剧的名角,他无论在舞台上还是生活中,都用行动体现了儒家思想这一中国文化的精髓。正所谓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俚而不俗,谐而不谑,其实讲的都是“度”的问题。
在旧梨园行当里,有一个词语叫“洒狗血”,意思是演员表演时不讲分寸,胡乱卖弄、造作,或过分卖力地取悦于观众,以至于失去了原本的真实。在梅兰芳的演出中,这样的评价从来不会出现,他的所有作派、唱腔甚至是服装都极其讲究适度,所以梅先生的表演才能不温不火、炉火纯青。
梅兰芳对京剧艺术的贡献,不在极致醒目,在他温恭蕴藉中大象无形的美。上世纪20年代后期,“四大名旦”的局面形成,其他3位名旦风格鲜明,喜欢他们的观众也能大概分出地界:程砚秋唱腔如徇徇书生,戏迷多为知识界人;尚小云“铁嗓钢喉”,追看他戏的以北京南城商贾最盛;荀慧生台风烂漫,生活气息浓郁,市民阶层如醉如痴。唯有梅兰芳,成派最早,反倒少了流派痕迹,使各阶层观众无不喜欢,都能从他的表演中找到合自己口味的某一部分。说“没派”,是他最讲究分寸,把儒家的中庸境界化入了表演,一招一式都在“度”,在温厚平易中将中国女性含蓄、雅致的本质和意象都表现在观众面前。中年后名动天下了,行里行外依旧评说梅兰芳“本分”——心力只用在台上,要把台上一切“做圆了”。一个极感人例子是,梅葆琛有一次看完《霸王别姬》,对父亲说第二场手扶宝剑出场时,剑鞘在身后翘得太高,挑着斗篷不好看,第二天再演,梅兰芳就把这个动作改了。新中国成立后,梅家的老服务员去看戏,回家说梅先生那天化妆得脸上红色太重了些,第二天演完,梅兰芳就记着问她,今天是不是比昨天要好些?正是这份“圆”,一日日一丝不苟地日积,成全了一个京剧的梅兰芳时代。
中庸之“度”的拿捏贯穿了梅兰芳的一生,有了这个“度”,梅兰芳才得以成为一种艺术境界,世界戏剧在表演方面才会有梅兰芳体系、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和布莱希特体系这三大体系。但梅兰芳体系又是这之中最与众不同的,因为西方戏剧与东方戏曲本身就存在本质差别,前者会运用声、光、电等各种辅助手段使观众进入一个充满幻觉的视觉空间,而后者则更强调演员在舞台上的表演和声腔艺术,所以老一辈人习惯把看戏叫做“听戏”。当年梅先生出国访问演出时,外国观众甚至赞叹道:“梅先生的十个手指就是十个演员。”
在舞台上他恰到好处的度为他赢来了事业的成功,而生活中他也始终彬彬有礼、为人谦和。
现在人们说起梅先生,似乎总是抬头仰视去回顾他的一生,然而梅兰芳最难能可贵的特质恰恰在于他的平和。他对同行总给予尽可能的帮助与体恤;他愿意仔细聆听所有声音;他努力使自己的生活更加充实,书法、绘画、养鸽子他都认真学习。多年以来,在梅先生的周围,凝聚了一个文化人的圈子,与他的关系都在师友之间,也使梅兰芳终身受益,在他的艺术道路上发生了重大作用。梅先生的一生,是在不断汲取各方面艺术营养的情况下,水到渠成地成为了一个时代的文化标志,一个时代的艺术范本。
赵珩说,梅兰芳是一个对人极其恭敬的人。即使对晚辈,梅兰芳也会轻轻欠着身,面带笑容,声音低低地说话,如果晚辈中有女性,他还会起身让座。梅兰芳的秘书许姬传记录过这样一件事:解放后梅兰芳去武汉演出,开演前一个小孩子请他签名。他低声对小朋友说:“请你原谅,在这公共场所,如果大家都来找我签名,就会妨碍台上演员的工作,扰乱秩序,是不大好的。”小朋友说:“你快同我签吧,别人不会看见的。”梅先生没法,只好把手册摆在腿上签好了递给他。说是秘书,梅兰芳素来称许姬传为“许姬老”。与梅兰芳合作过12年的琴师姜凤山感慨地说:“他啊,就怕让别人为难。”
也许在今天看来这只是一个很正常的反应,但在梅兰芳的时代,梨园界的规矩极大,角儿和普通人隔着银河般的距离,他的弟子们见到他,如果梅兰芳不主动说话,他们是不能开口的。梅兰芳的女弟子李玉芙讲了一个故事:人艺排演《名优之死》,有中间人带着于是之、田冲等人去京剧后台体验生活,中间人向他们介绍名老生谭富英。平时谭富英最是随和,但上了妆的他面对几位立在一旁的大演员,只淡淡“唔”了一声。中间人非常抱歉,人艺的演员并不生气,说这才是角儿的气派。
梅兰芳的班底是二流配角,梅兰芳用了旧人后就不再辞退,一直到养老送终。一度须生泰斗余叔岩在他那里搭班,一个班里某种类型的名角只能有一个,梅兰芳的老生搭档是王凤卿,在王包银是3200元时,梅兰芳才1800元,但此时的梅兰芳早已成为剧团的大轴。为了让孤傲的余叔岩心里舒坦,梅兰芳为余叔岩搭过一次小配角。解放后他又遇到这种情况,名小生俞振飞比他的发小姜妙香名气大,但姜妙香是多年兄弟,梅兰芳安排剧目时一场俞振飞是男一号,另一场姜妙香必是男一号。定制戏装时,他也一模一样要定制两件,为人极其周全。
梅兰芳的性格谨慎小心,姜凤山说:“梅先生从不发火,因为没人招他生气,他没有不如意的事,人人都尊重他,叫他梅大爷。”他所见的只是功成名就的梅兰芳,梅兰芳不受委屈也是因为他不给别人委屈。
梅兰芳一生本分平和,深受人们的喜爱,然而更令人敬佩的是在大是大非问题上体现出的民族气节与爱国精神。特别是在日伪时期的蓄须明志,拒绝为日本人演出,使他的形象从一位艺术上的大师升华为国家民族灵魂的大师。
梅兰芳一生从艺、为人,历经清末民国抗日解放乃至建国,纷杂纭乱,头绪万千。究其成就,不仅将中国传统戏曲推向一个新高峰,更将此荣光传播到西方世界,是中国近代戏曲乃至文化史上的最重要人物之一,更是近代中国毋庸置疑的代表符号之一,同时在世俗名誉与市场号召力上,也几乎没有人比梅兰芳更高,的的确确是近代最耀眼的超级明星。然而令他千古流芳,永放光芒的应是他人格的力量与大爱的精神。
“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天上云卷云舒。”
如果要用一句话概括梅兰芳大师的人生境界,那我觉得这句话再贴切不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