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盛世的特征

唐朝多危言。

贞观四年，唐太宗要修一座宫殿，张玄素表示反对，而且语出惊人：陛下如果修这座宫殿，就要像商纣王一样天下大乱了。

贞观七年，唐太宗想要出游，大臣进言说：这可是秦始皇干的事，尧舜可不会这么做。

这样讲话，是不是“别有用心”，也至少有些小题大做了。而唐太宗竟然乐呵呵地接受意见，而且给予赏赐。

真正的盛世是听不到盛世赞歌的。唐太宗善于听从大臣的批评和见解，魏征直谏200多次直陈他的过失。大唐的权力中心，始终保持着冷静与平和，甚至是谦卑——这是构建一个盛世的基石。而当安禄山的一番蜜语，说得玄宗和杨贵妃喜不自禁时，大唐的盛世出现了第一道裂痕。

唐朝多穷官。

唐太宗提倡节约，而唐朝的官员们居然照做了。

唐朝的户部尚书戴胄，住房简陋，连祭祀祖先的地方都没有；尚书右仆射温彦博家里没有正屋，死后只好把棺材停放在厢房里。

唐朝的中央政府秘书长岑文本，家里的住房矮小潮湿，连蚊帐都没有。有人劝他置办产业，他说：我本来就是一个平民百姓，靠着读了几天书，坐到今天的位子上，拿国家的薪水，我都担心拿得太多了，还置办什么产业呢？

宰相魏征家业没有正房。魏征有一次生病时，唐太宗正在建一座小殿。看到魏征住宅简陋，太宗就把自己盖小殿的材料，让给魏征盖了正房。

唐朝的君臣真够寒酸的，但这份寒酸，成就了大唐盛世最恢弘的气度。

唐朝多文豪。

当代诗人余光中这样赞李白：绣口一吐就半个盛唐。这个赞语是贴切的。一千多年后，以文化人身份进入官场的龙应台，说出这样一段话：一个社会要有一定的素质和成熟度，才能允许纯洁的文人进入体制里头。唐朝的太多诗人都有入仕的经历。唐朝的官文上，传递着光耀千祖的名字，和光耀千祖的诗篇，散文，书法，那是盛世大唐最“奢侈”的现象。

唐朝宽容的政治气氛，造就了一个文化的鼎盛时期。正是唐人的宏大的建树，确立了汉文化的中心地位。

唐朝多史实。

唐太宗在玄武门发生兵变，杀死自己的兄弟夺取了皇位。对这件事，唐太宗一直耿耿于怀，他担心历史会怎样记录这件事。有一天，他忍不住把官吏叫来，亲自查看记载。史官记得是：太宗弑兄篡位。唐太宗黯然，旁边有大臣小心试探：是不是改一下？太宗仰天长叹一声说：据实记载！

唐太宗这一声叹息，实在是忠厚，但却是盛世大唐一个有力的注脚。当唐人传读史书史，翻到最高领袖这一页不光彩记录时，他们的目光，骤然变得平静安然——那是一个社会面对真相时特有的坦荡与淡定。

唐朝多美德。

史载，唐太宗曾经释放监狱中的囚犯，许他们回家过年，与家人团聚。年节过后，全体被释放的囚犯回去服刑，无一逃避。贞观四年，全国别判死刑的一共只有29人。大唐的国境内，夜不闭户，路不拾遗。

公德来自政德，官德。权力的中心，总是正义与美德的源头。唐太宗是历史上少有的心怀博大，人格健全的皇帝之一。这种人格，辐射到整个贞观时代，官员和老百姓自觉地变成道德楷模。今天的社会学者有时过分强调体制，这是另一种“大一统”式的论断。须知同样的体制，由不同的人来实践，就会有天壤之别。而伟大的体制，终究是要发端于伟大的人格。

重读历史的一页历史，一个盛世王朝的远影，依然让人神往。在历史的旅途中，我们遗失了很多，践踏了很多。在今天，重新作一番抉择取舍，是有补益于当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