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国情扫描

中国的教育发展，已经在一些问题上进入了本质探索。改革过程中诸如体制，素质、腐败以及未来模式框架等等，都无一不和尊重人有关。这使我们认识问题向前又进了一步。因为在讨论改革时，我们已意识到光从体制上去作太多的否定，好象还不能完全让人十分明了，甚至讨论来讨论去我们会陷入一种无法自拔的怪圈，以至让人感到莫衷一是。先算一个农民兄弟支付其子女的学费。为简单起见，小学、初中、高中的学费不计，只算供养一个大学本科生的费用。一个大学本科生在校四年（有些专业是五年）的花费不下3万元人民币（这里假设农民侄子上学期间不攀比城镇同学的话，否则，不下4或5万元人民币），对当前的我国农民来说3万元是一个什么概念呢？按全国平均农村人均年收入为2000元人民币计算（有些地方的农民人均收入不足1500元人民币，而且其中还有水分呢），3万元的学费相当于一个农民15年的劳动收入，也就是说，一个农民不吃不喝不穿（！）劳动15年方能供养一个大学本科生，这还不包括小学、初中、高中阶段的学费支出，况且学生毕业后能否顺利找到工作还要看经济形势而定。学习成本就是学习成本，不应该视其为学生以后的工作成本。就整个国家来说，发展教育是为了提高受教育者的素质，以利于今后发展各项事业、产业，因此有个教育成本问题。但教育成本不应算在青年学生今后的工作过程变为他（她）们的工作成本。受教育和工作，这是两个经济过程，在工作过程中他（她）们也要承担支付他（她）下一代人的教育成本和学习成本，因此决不应该将教育成本算在参加工作以后的工作成本上。正如企业培训技术人员，不会扣除他们以后的工资作为现在培训费用，对国家教育来讲，道理是一样的。但是，现在实行的大学生学费贷款制度，变相地是扣除大学生工作以后的工资。贷款交学费，虽然能解决受教育者一时的困难，但造成了他（她）们今后的负担，削弱了他（她）们走上工作岗位后履行各种义务的能力和热情，因此是不可取的。

教育经济化，必须重视两方面问题：一是教育经费问题，二是学费问题，前者是教育成本，后者是学习成本或叫被教育成本。教育经费与学费（受教育经费）是两回事，是不同层次的两种经济成本。教育经费作为教育成本，经济主体是国家或社会，是国家的经济成本；学费作为受教育成本或学习成本，其经济主体是家庭，属家庭的经济成本。现在，在教育改革中有一种错误的指导思想，即将教育经费与学费不加区别，甚至混为一谈，结果使受教育者的经济负担加重。这应该引起我国教育改革的研究者们及决策者们的高度重视，经济改革的研究者及决策者们也不应该等闲视之。

这些凭自己努力取得高分的“高学历”的脑子由于长期死记硬背，已经充满“既定知识”，再加上对以前生活的“补救”，表面上因为要“弥补生活享受”而没有以前学习的宽松时间来“创新”，其本质是他们毕业后进入实际工作时很难再有“创新”的灵感。那些靠舞弊、降分、高学费等等非自身努力取得的“高学历”，毕业后恐怕连技术工人都不如，他们将使社会、国家因就业困难而头痛的“生力军”。我国国力薄弱，尽管花在教育上的经费已经达到财政总支出的20％左右，但千把亿的经费对我们的教育事业来说仍然是杯水车薪，是远远不够的。加上我们花在教育上的钱本来就少，大家还要吃一点，造房子买讲排场的家当又要花一点，真正落到教育上的经费又有多少？我们还有多少钱来实现科教兴国这一战略目标？所以，我认为，假如我们让财政来唱主角办教育是不够的，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要发动整个社会来办教育，我们要把国民从被动的受教育办教育的位置推到主动受教育办教育的位置上来，我们应当将教育事业盈利化、市场花。只有将教育事业盈利化市场化，我们才不至于因经费的缺乏而影响了塑造国家根本的千秋大计。只有教育事业的盈利化市场化，我国的教育事业才会得到迅速而蓬勃地发展。文革时期，在进行教育革命的时候，为了使理论联系实际，曾经出现过重视应用科学、轻视基础理论的偏向。1971年林副统帅事件发生后，周公恩来借机批判极左，发出一系列指示，要求纠正这种偏向。可惜，由于老人家将林副统帅判为“极右”，这场批判极左的斗争被当作教育界“右倾回潮”而遭到四人帮的反击。后来就有了《决裂》这部影片。俺看《决裂》，已经是二十多年前的事啦，但马尾巴究竟有什么功能，俺至今也不知道。或许“动物学”这门课程里，真的会讲“马尾巴的功能”？或许是编导们故意挖苦那些理论脱离实际的教授？这都不要紧，关键的问题是，“马尾巴的功能”或“诺曼底登陆”，是不是可以在大学里略去不讲？在大学里，是不是应该以应用科学冲击基础理论研究？

以往基础教育教学计划有一个误区，就是其目的是应试，而不是让学生获得更多的知识。突出体现在教材中有过多的巩固性的练习、复习、记忆和考试。而这些只是和考试有关，而和真正的学习并无多大的关系，因为对于以前的知识记忆、巩固的不好，并不是继续学习的主要障碍，学生可以随时查看以前所学过的内容来联系继续学习的内容。而过分强调巩固性的练习、复习、记忆和考试，才是继续学习的一大障碍，因为它意味着学生将在某些问题上和时间上的徘徊不前，这可能也是学生厌学的一个潜在原因。不守信用的人将来会受到惩罚，这个惩罚是在信用上记载的污点。而守信用的人将得到守信用的好处，将来可以用自己的信用记录做更大更杰出的事。国家在经济较困难的优秀青年所做的信用实践，必将得到教育以外的更多东西。一些银行界人士估计，可能有10％至20％的受贷者会不守信用，从而银行方面会受到损失。这个损失可以从两方面来看，一方面受贷者可能因为意外事情发生，如死亡、病故，或因病而无法履行偿还义务，另一方面受贷者毕业后，一些因为收入不高，发生偿还困难，这种困难通过展期等方法可以解决；另一些可能是完全意义上的故意逃避，以通过转学、休学、退学、出国等方式逃避，或毕业后通过转移居住地等方式逃避。对这种故意，相信防范的方法有许多，实施起来也不是很难。直到今天，有朋友跟我说，他们几个在读研究生了。我想大概难有时间在一起喝酒吃肉了，不想却因为项目合作在一起喝酒吃肉的时间更多了。我问起读书考试的事，却使我大开眼界，西部文化造就的“创意”原来也并不比中国其他地方逊色的。研究生其实是可以研究“喝酒吃肉外加拿钱学问”的，反正是在本地考试，天高皇帝远，你需我求的事，又不象大城市那样考生众多，于是乎某重点大学的各科主考老师就是他们大家的枪手，一番安排之后，大家考试结束，考卷被“当场密封”带回大学评阅。

十几亿人口的中国教育，不能不贯彻节约原则。略考各国教育，即便是发达国家的教育，即便他们未必需要节约经费，但教育的内容、目标的精简和实用性，也不比中国差，这值得引起我们的思考和重视。例如美国，就是以高等教育的层次性、实用性为重要特点的。大学应该有资金资助考上本校的贫困学生上。最近有报道称，每年大学都拿出一笔不小的资金奖励高考成绩优异者。贫困学生克服种种不利因素，刻苦学习，考上大学，难道他们不比那些条件优越的学生更该得到奖励？假如将这笔奖金用来免除贫困学生的学费，这对于鼓励学习和社会助贫的风气是否更有益处呢？多头并进总比一种方法能使更多的贫困学生安心读书。而我们可以看到西部人现在大都向往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因为他们的家乡实在太落后了，尤其是教育方面，我们难道还不应该在西部教育上多投一点资金、人力吗？我们现在所要考虑的不光是如何将大城市移民的孩子教育问题，更进一步的是如何在避免大量移民的时候，加快建设西部贫困山区的发展步伐——教育发展步伐，只有切实有效地将西部的教育、经济搞了上去，也就从根本上解决了现在大城市普遍面临的移民潮难题。因此，政府应郑重考虑，在谋划第十个五年计划的时候，将发展西部教育事业同西部办学紧密联系在一起，配合目前正在势头上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将西部建设同东部一样美好，只有西部、东部的平等、和谐发展及同等水平上的发展，才是中国经济的最佳契机，同时这也是解决移民问题的根本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