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殇情

第一章综述

德国首先成为了一个文化大国，然后才成为一个政治强国，或者说，德国首先在文化上统一，然后才在政治上统一。从狂飙突进的1770年到俾斯麦1867年成立北德意志联邦，这一百年中，德国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都落在后面，但是德国的文化和科学完全与英法平起平坐，在很多方面更加优越。

德国，“文化”被用来衡量高雅艺术作品的一种“规范”，暗示了精神自我发展的一种“理想”这种集中于理性的和精神的高雅促进了德国音乐和哲学的发展，并把人的思想从绝对权力下解放出来的。

德国人的世界观“来源于高度理性化的新教，最大限度地保持了真正文化的价值观，一种能够产生歌德、席勒或康德等人的文化。

德国人一直坚信文化能为他们及时地找到出口和新的方向。在历史巨变，崩溃的，人心惶惶的年代，文化发挥了作用，因为它有着具体的，引领性的力量，提供的远见能从它本身的领域里过渡到真实的社会发展中，在那里得以运用。80年代中期，“文化国家”这个概念被与“文化社会”联系起来，获得了新的繁荣。各政党的纲领也体现了“文化社会”的构想。在基督教民主联盟1986年的《未来宣言》中，有一段话题为《多彩的文化社会，更多的精神满足》：“我们要建成的是这样一个社会，它对自我的认识不仅来源于经济和社会生活发展所取得的成就，它对自己的理解同样也来自于它自己的文化。”在这一点上自由民主联盟更进一步，它在1986年达成的纲要《文化生活的新机遇》中直接诉诸于“文化国家”，写到：“文化国家作出的政治决策要有文化基础。”“文化国家要把它的公民最大限度地拉入文化生活。”想到在未来也需要文化作为联结人民的夹钳，德国把文化写入了基本国策。在它的新宪法20款第6条中写着：国家保障并促进文化发展。

第二章：德国古典传统文化的特点

一，德国古典传统文化具有民族性

构造民族形象的人，就是我们所指的那些民族形象的规划者。他们努力使民众意识到，整个民族本身就是一个有着辉煌成就和不凡经历的统一体，以及作为一个民族所受的屈辱。他们就是诗人、小说家、政治学家、历史学家、哲学家，等等。德意志文化领域（包括启蒙运动、狂飙突进运动和浪漫主义思潮）的反抗，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德国文化民族性的思想渊源之所在。德国文化启蒙运动呈现浓烈的民族情感。其成就奠定了德意志民族的文化自信；启蒙运动是一场时间上起止于17世纪末到19世纪初，空间上源于英国，盛于法国，再波及到欧洲其他国家的思想文化运动。这一运动以英国经验主主义哲学和法国理性主义哲学为思想基础，高举理性、宽容、进步的大旗，极大地冲击了教会的宗教说教和封建专制制度，使人类步入了“理性时代”。德国的启蒙运动有自己的特点。这种特点体现为，一方面，它高扬理性、宽容、进步等启蒙思想大旗，迷信和传统中解放出来，另一方面，它还针对德国分裂落后的现状，将启蒙运动的理性思考与民族情感融合起来，在宣扬理性等启蒙观念的同时，伴之以浓烈的民族情感，最终形成了启蒙思想与德意志民族意识的共生。出于这样一个特点，启蒙运动在德国的发展过程也成了德意志民族意识在文化领域逐渐成长的过程，它不仅构建起德意志民族的自信，而且最终催生了德意志的文化民族性

德国文化民族性是谋求与强势文化的平等地位。德国当时的语境强调个性和自然，重视历史，反对理性至上主义，是德国文化民族性借以批判法国文化霸权、努力重建日尔曼民族自信和认同的重要工具。

有“德意志的伏尔泰”之称的莱辛首先发出了开辟德意志民族自己的文学道路的呼声，并以实际行动树立起德意志文学的大旗，成为德意志民族文学的奠基人。他痛批当时德国戏剧界照搬照抄法国古典主义作品的现状，明确提出要以德国的民族文学对抗法国文化的影响。他指出，“我们仍然是一切外国东西的信守誓约的摹仿者，尤其是水远崇拜不够的法国人的恭顺的崇拜者”，但是“没有哪一个民族甘心让他们的语言处于较不适宜的地位”，为创立德意志民族自己的文学，挖掘民族题材和素材，创作和演出充满德意志民族感情的作品。相关观点在他著名的《汉堡剧评》等理论一著作中得到反映。他还将自己的理论运用于实践，创作了《明娜•玛•巴尔赫姆》、《爱米丽娅•迎洛蒂》等多部具有反映德国社会状况的剧作。莱辛因其在建立德意志民族文学方面的杰出贡献而受到肯定，成为“德意志民族文学的开路先锋”。

莱辛之后，以赫尔德尔（1744－1803）为代表的德国民族文学推动者进一步形成了民族性的文学理论。赫尔德尔先后发表《论近代德国文学》、《论语言的起源》等一著述，提出了民族语言是一个民族的宝贵思想和文化财富，是文学的载体的理论。他的思想大大推动了同时代的德国作家们用德意志民族语言写作的热情，因此对德国民族文学的发展具有特别积极的意义。赫尔德尔还推崇民歌，把搜集民歌与强调民族意识结合在一起，认为民歌是民族文化和习俗的载体，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他还把文学与历史联系起来，强调文学与特定的时代和社会相关的历史特征，因此进一步加强了文学的传统民族特性。在赫尔德看来，每一种语言都有它特定的民族特性，人们之所以学习母语，是因为它最贴近并符合他们自己的特性，它与他们的思想方式最合拍，所以德语成为增强德意志民族凝聚力的重要力量。赫尔德提出，所有的文化都是平等的；大自然没有使一些民族高于或优于其他民族，世界上不存在“选民”，也没有尽善尽美的文化.赫尔德对理性主义的态度是双重的：既有继承，也有批判。他坚持理性的原则，但反对理性至上主义。在德国文化民族性的背后始终贯穿着这一中心思想：每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有它的长处和优点，没有一种民族文化可以宣称具有普遍性。反对模仿，接收法国文化，剔除外国语，净化民族语言，颂扬德意志的光荣与伟大，探寻德意志民族精神的源泉。

德国诗人和小说家维兰德（1733一1813则明确表示，德意志文学在于点燃“每一个德国人心中隐藏着的爱国主义火焰”，“在散乱的‘日耳曼尼亚区’人中激发起只有伟大、高尚、勇敢和进步的人民才具有的那种共同体精神”。所有这些思想鼓励着包括歌德在内的年轻诗人和作家走入民间，汲取创作营养，并创作出富有民族特色的作品。以歌德、席勒等为代表的年轻一代德国作家不再满足于构思精妙的古典主义作品，而是更注重将作品与生活情感的宣泄联系起来。他们在莱辛、赫尔德尔等人的影响下，以德国文化和现实为基础，在天才、崇高等启蒙思想的指引下，爆发出巨人的艺术创造力，使德国古典文学登上了她的颠峰。18世纪70年代，针对当时德国封建落后和四分五裂的现状，歌德等人发起了“狂飙突进”运动。他们以诗歌、戏剧等作为宣扬自由、平等思想的平台，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几迫，提倡理性与感情的融合，推出了包括《少年维特之烦恼》、《五月之歌》、《强盗》、《阴谋与爱情》等人批名作。德国文学因之声誊鹊起，以至于“人们对德语文学传统的兴趣日益高涨”，

德国哲学界也出现了启蒙理性与民族情感交融的局而。一方面，以哲学家康德为代表的德国学者以理性批判为思考基础，开启了古典主义哲学的辉煌篇章。康德通过《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等三部著作推翻了以笛卡尔为代表的理性主义（独断论）和洛克为代表的经验主义（怀疑论）的旧形而上学体系，开拓了从主客体关系去讨论哲学根本问题的新方向，构建起完整的批判哲学体系。在康德之后，经过费希特、谢林的改造，到哲学大师黑格尔时期，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发展到极至，形成了绝对精神的辩证运动的哲学体系。德国哲学因此独步世界，德国也因此获得了“哲学王国”的美誊。在这一时期，哲学闪烁着浓烈的民族情感，形成了民族性哲学。赫尔德尔被称为“18世纪下半期德国精神和艺术生活最杰出推动者”。拥护政治自由和人类进步事业的同时，不仅创立了一套民族性的文学理论，而且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民族性历史哲学，通过强调各民族的独特传统等来促进德国人的民族认同感。他在《关于人类历史哲学的思想》一书中指出，人类“是一个含有各种特性的人和各种民族宗教的家庭”。每一民族都表现出独特的“国民精神”，都必须对其自身独特的传统忠贞不二。历史学家的任务不是解析文化，而是在于描述一种普遍的文化经历，深入探询一个民族的文化表达方式。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他喊出了“让我们尽量为民族增添光荣；让我们也在民族成为非正义行为的牺牲品时保卫它”口号。

卡尔•玛•莫泽尔在《论德意志民族精神》一书中提出了民族精神理论，明确表示：“我们是一个民族，同一个名字和同一种语言，法律规定的共同的首脑、同样的宪法和义务连结成了一个人的自由的利益共同体..…”。在这一理论的启发下，德意志知识分子开始研究日耳曼人的史诗，搜集日耳曼民歌，回忆、歌颂德意志民族光荣的过去，重建德意志的民族文化并探寻与培植德意志民族的民族精神与秉赋。这种强化民族自我意识的做法蕴含着对世界意识、人类意识的一种遮蔽，是文化民族性的典型表现。

著名诗人阿思特充满激情的诗句也激发了德国人的民族情感。他在《德国人的祖国是什么？》的诗中明确表达了建立统一的德意志民族国家的愿望：“是普鲁士？是士瓦本？是葡萄映红的莱茵河畔？是海鸥翱翔的波罗的海沿岸？噢，不！不！不！他的祖国必须更人。”

德国文化读德国的大师尼采的酒神精神，是写作诗歌的最好工具，而叔本华的悲观，借着青春期肤浅的理解，我们开始体会到人生如梦的悲凉意味。歌德，《浮士德》，知道了魔鬼其实一直在操纵着我们的命运，我们的一生唯有努力再努力，须臾的满足都可能导致毁灭。

德国传统中的民族大于个体的总体意识、精神优于物质的浪漫主义非但没有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消解，反而有利于集中总体优势迅速完成其追赶型现代化。由于德国的现代化有着强烈的反“西化”（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特征，封建主义、专制主义这些本应清除的传统顽疾便在民族主义的旗帜下被当作优越于法国的国粹保存下来，制约、规范着德国的现代化。与英法等国相比，德国从未经历过彻底的现代启蒙，其文化精神的连续性，固然使德国保持了充沛而独特的民族精神，也使德国的现代化具有一种危险性：其民族主义演化为种族主义，成为两次世界大战的精神动力。而通过“普鲁士道路”表现出来的德国民族精神，也是一个融种族神话、扩张冲动、精神价值等等于一体的集体概念。当德国哲学家包尔生在反对纯粹的利己主义和纯粹的利他主义时，就认为18世纪以来，至少在德国已经抛弃了理性个体主义，而接受“一个民族并非一个虚构的团体，它的成员也并非虚构的成员，一个民族是一个统一的存在，个人同它的联系就跟器官同一个身体的联系一样。个人也是由民族产生，仅仅在民族中活动”的集体观念。

二，德国古典传统文化具有的森林环境情节

我国学者赵鑫珊指出：德意志民族是个绿色的森林民族。森林的性格即德意志民族的性格。森林的一切，构成了德意志民族的气质和心态，并反映在她的文化形态中。

在德意志民族的气质中有一种森林的风格：稳重、深沉、内敛和肃穆。但是森林同时具备了幽深和恐怖，具有一种令人不寒而栗的精神氛围。一方面产生过歌德、普朗克和贝多芬；一方面又在一个狂人的操纵下进行了最骇人听闻的大屠杀，堕落到最原始、最野蛮的兽性。不幸这两者都属于德意志民族，这种神性与魔性并存搏斗的现象其根源与森林有因果关系吗？多瑙河、莱茵河和易北河流域的森林，走出这一片德国森林就不会再有第二种德国森林精神，好比巴西的热带雨林培育出一大群桑巴舞大师，而西伯利亚的大森林孕育了光彩照人的俄罗斯歌剧名家。德国文化应该注定具有德国森林的风骨。

在德国诗歌中，森林是一个重要主题。普鲁士诗人恩茨•维彻特是赞叹森林的歌手，他自称为“森林中的漫游者”。他说，他一生最幸福是从他的童年起便生活在大片森林中；森林上面是大片多姿多彩的浮云；云彩上面是辽阔的天空。他的葬礼也颇为耐人寻味：随着他的灵柩和鲜花一同下葬的是他的遗稿《死亡的森林》。

德国的哲学家同样构成了一个强大的群落。德国的哲学家没有一个是从简简单单的课堂中培养出来的，真正熏陶他们本质的，正是森林间的宁静。哥尼斯堡，每天下午伊曼努尔•康德开始散步时总是准时三点半钟。他每天从生长着菩提树的中心街道走到一片菩提树林，片刻后返回。所以当地居民就把这条街称为哲学家路。正如赫茨（M•Herz）对他的评价，“他为了寻找上帝，疯了一样的追问菩提树，结果却寻找到了人。”晚一点的黑格尔和叔本华都出生在图灵根，也都在图灵根神学院学习过。伟大的哲学思想孕育在图灵根森林地带，并不是偶然的巧合。更加崇尚自然的尼采也在图灵根产生了哲学的顿悟，森林在他心目中成了力的化身。存在主义哲学家雅斯贝尔斯从小就有个习惯：在自我挣扎和内心冲突最激烈的时候，独自一人跑到森林中去寻求精神出路和信仰。量子物理学的创始人常跑到柏林近郊森林中去散步，为的是琢磨热辐射实验结果和理论之间的矛盾。1900年深秋的一个傍晚，普朗克像往常一样在别墅附近的树林中散步，落叶在脚下沙沙作响。他把身子挺的笔直，抬头看看树丛中露出的斑驳的蓝天，向一同前来的儿子说：“今天我做出了一个发现，它和牛顿的发现一样重要。”当天晚上，这片同样孕育了黎曼、基尔霍夫、亥姆霍兹、赫兹、开普勒、莱布尼茨的树林记下了一个从诞生就注定要光耀千古的公式：ε＝h•ｒ。这就是普朗克公式。是的，林中小道是适合思考理论物理、理论数学的基本原理之处。好几个世纪，森林一直是德国音乐创作的源泉，在德国最流行的一部民歌集中，歌唱森林和小鸟的就有四分之一。到了1685年，德国音乐界发生了地震。这一年，亨德尔降生人世，巴赫出生在图灵根。在其后的一百多年里，德国音乐，亦或，就是世界音乐迎来了一个全盛时代。从来没有一个民族在这样短的时间内为世界奉献了这么多大师。而且在他们之间，没有比较谁超越谁的意义，他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星座。其他任何一个民族能产生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都是那个民族音乐史上的上天造化。巴赫发现了永恒，亨德尔发现了光辉，贝多芬发现了悲痛和胜利，舒曼发现了生命，门德尔松发现了欢乐，瓦格纳发现了苍穹和愤怒，勃拉姆斯发现了忧郁，韦伯发现了希望。还有三位奥地利籍，但是绝对受过莱茵河精神洗礼的音乐家，海顿发现了自然，莫扎特发现了天堂，舒伯特发现了歌唱的心。德国古典严肃音乐同德国森林的关系极为密切。每三个音符中就有一个是森林的气息。另外两个是爱情和上帝光辉的灵魂。大作曲家们以极大的热情歌颂树林，勃拉姆斯有《林中夜》，韦伯的第一部歌剧就叫做《森林的少女》。莫扎特的作品所刻画的自然景观常有德国森林迷人的色彩和氛围。作品伴随着马蹄般的节奏，可以体会到夏日森林中遮天蔽日的阴凉和舒心。莫扎特常年乘马车旅行，多瑙河沿岸的森林风光潜移默化到他的音符中是很自然的。翻开各种版本的贝多芬传记，我们都会发现贝多芬的足迹经常隐没在维也纳近郊寂静森林的浓阴处。“在森林中有全能的上帝存在，在森林中我深感快乐、幸福，因为每株树都在同我窃窃私语，倾心交谈。”、“在森林中我感到一种狂喜。”贝多芬喜欢在寂静的森林中漫步、构思、创作。在森林中，有一种甜美的宁静，有一种独特的孤寂，这些进入他的潜意识中化为一种音乐语言。对于贝多芬，孤寂和宁静，是深入自我、走向内心的最初一步。维也纳郊外的一大片森林不仅触发了他的创作灵感，也是他同大自然对话，倾听心目中上帝无言回答的场所——宁静像沉默一样，有一种无形的伟力。格林童话与德国森林的密切关系。《白雪公主》发生在大森林里，《灰姑娘》也同绿色丛林息息相关。还有更多的《森林里的三个小矮人》、《森林里的房屋》等等。不要忽视一点，童话来自德国民间传说，当是德意志民族的心声。“德国的自然森林——阔叶林和针叶林的混交，构成了日耳曼民族的精神王国。”我向往深秋的季节，到处都是落叶的地方。有落叶，就有一个健康、深沉的晚秋。我神往美妙的春天，满眼都是绿叶。呼吸了绿色的空气，内心就腾起一个希望：生命之树常青！

三，德国古典传统文化具有悲情性

悲情来源于德意志民族发展史上的重大不幸，就是政治上长期处十分裂状态。近代德国思想家尼采曾经指出：“德意志人的灵魂首先是多重性的、多源头的、混合重叠的，而不是实实在在地建立起来的。丹纳曾详细的描述意大利和法兰西这些拉丁民族感情活跃、热情机智、趣味高雅，喜欢精致的娱乐、肉感的爱情、新鲜的意想不到的享受，他们的文明很容易腐化。而在拉丁民族看来，德国人则是感觉迟钝、动作笨拙、表情冷漠，在他们身上对快感的要求不强，理智的力十分执著，不容易受到外界的诱惑。在哲理的探讨、渊博的考据、对最难懂的文字的钻研、版本的校订、字典的编纂方面，谁也比不上德国人。

悲情来源于日耳曼神话的、母题是世界毁灭：昭示德国敢拿整个民族做赌注把世界拖进毁灭。

悲情来源于浮士德文化和民族的不安全感。决定了德国不可抑制向远方发展的冲动。喜欢采取极端手段维护自身安全。显然，无论作为一个民族还是作为一个国家，德意志都是特殊的。而其原因则在于：首先，其人口从未获得过民族的同质性。在其中的一部分，一直保留着与日尔曼血统的某些牢固的种族联系，而在其中的另一部分，则实行了充分的种族混合。其次，德国没有明确界定的地理范围。虽然它在北、西和南三个方向有天然疆界，但其部落的扩张和混合却使之未能变成为政治的边界。而其东部，则历来是开放的。因此，在德国发展史上，甚至其人民和国土的名称都表现出多样性的特征。第三，德意志民族呈向心型演进，它有别于其他民族的演进过程类型，并且成为其独一无二的历史。最后，德意志民族是在不完全属于自己的基础上开始其发展进程的，是从“罗马”帝国的广阔基础上开始发展的。“神圣罗马帝国”给德意志留下了两个传统：一是自卑情结，二是“双重的”权威观念和自由观念。路德的宗教改革替德意志思想启蒙运动扫清了道路，使“双重权威”、“双重自由”、“小国主义”、“文化自卑”等观念融入政治文化传统。

德国为日耳曼民族，在历史上早蜚声誉，有一种崛强的特质。一朝决裂，新剑发硎，几乎使全地球的人类都挡他不住。……德国的民族，为世界上最富于“高”的精神的民族。惟“高”的民族，最能排倒一切困苦，而惟求实现其所谓“高”。

悲情还来源于德国经济的停滞和政治的分裂，加之法国的对外武力征服和扩张，使德国未能沿着经济—政治—文化的路线走英国和法国式的正常的、健全的民族主义发展道路。但是上帝对每一个民族都是公平的，这一“遗憾”却在文化意识上得到了补偿，“自卑感愈深，以傲慢的优越感形式出现的弥补行为就愈会走向极端”。

德国的上述民族特性直接导致了包括反抗压迫争取解放的斗争精神和革命传统，不可摧毁的民族亲和力，称霸世界的野心、根深蒂固的军国主义意识以及争取自由和民主的古典人文主义传统等在内的文化特征。面对20世纪如此众多和如此重大的社会变迁，德国文化必然要与之相适应，并且在适应的过程中反过来形成一些新的文化特质。

悲情具有三个特点：第一德意志民族的自卑感和政治文化的失落感。这使得那些较早觉醒的精英们只有通过文化来唤起民众的民族意识，抵御外来文化的入侵。这对培养民族意识，加强民族认同做出了重大贡献，但往往又导致了过分宣扬德意志的民族精神和所谓的独特性来排斥外来文化.这种求解放的愿望常常导致对强有力领袖的赞美颂扬和对权力加以理想化。其次，它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双重权威和双重自由观念。这种自由不同于启蒙思想家所宣扬的“自由神圣不可侵犯”说，它是受权威保护和施予的。这种自由使得人们产生了对权威和法制的敬服.这是德意志民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过于追求法制和秩序的根源。第三、对国家的尊崇。德意志长期无法实现统一，在这种情况下，对大多数德国人来说，统一远比自由更重要，建立国家远比政治民主更重要。这种对建立国家的孜孜以求以及对它的不断放大，导致了后来国家至上主义的泛滥.俾斯麦通过发动“铁血”战争实现了德意志民族统一。民主未能实现，却使得普鲁士的精神和文化席卷整个德意志，国家至上、军国主义、专制主义、铁的纪律、服从权威等等成为第二帝国的信条，并形成了一种社会文化环境，潜移默化地渗入到了社会的深处，成为一种深层次的文化积淀，并长期流传，普遍地和长远地影响了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由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在德意志民族发展的过程中，由于它承载了过于沉重的历史包袱，最终走上了一条有别于西方主流社会发展的特殊道路，导致了民主、自由观念淡漠，军国主义、保守主义、极端民族主义和专制肆行泛滥，从而为纳粹主义的出现提供了适宜的土壤。

四，德国古典传统文化是精英文化

德国古典传统文化是精致文化，高雅文化，大师文化群星璀璨的文化。

孕育出哲学大师伊曼尼尔•康德（ImmanuelKant，1724—1804），哲学家、历史学家和文艺批评家赫尔德（JohannGottfriedvonHerder，1744—1803），剧作家、评论家和散文家戈特霍尔德•埃弗赖姆•莱辛（GottholdEphraimLessing，1729—1781），哲学家约翰•哥特利勃•费希特（JohannGottliebFichte，1762—1814），自然科学家、数学家、唯心主义哲学家哥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GottfriedWilhelmLeibniz，1646—1716）和音乐巨人路德维希•范•贝多芬（LudwigvanBeethoven，1770—1827）等大师级人物，他们在哲学、文学和音乐等领域都创造了辉煌的成就，并从传统文化中寻找民族延续的动力和民族独立的道路。在文学领域，歌德、席勒等德国文学家的古典作品步入了世界文学的殿堂；在哲学领域，德国人康德而成了世界的领先者；在音乐领域，海顿、莫扎特、贝多芬等人的杰出成就更使德国人赢得了首屈一指的世界声望。

托马西乌斯（1655－1728}是启蒙运动早期德国哲学界的重要人物，被称为德国“启蒙运动之父”。作为启蒙思想家，托马西乌斯特别强调理性，反对传统经院哲学和正统神学，主张从亚里斯多德的学说下解放出来。他的思想在当时的德国学术界引起极人的震动。

著名学者莱布尼茨（1646－1716）是启蒙运动早期德国哲学界的代表。他博学多才，在数学、物理学、语言学等自然和人文科学领域都有独到建树，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称之为“一个人就是一个科学院”1700年，正是在他的倡议下，成立了柏林科学院，他本人出任第一任院长。莱布尼茨在哲学方面有着自己的独到见解。他在继承法国笛卡尔的理性主义哲学的同时，也吸纳了英国的经验主义哲学，并且将两者加以折中，认为天赋观念和经验都是人类知识的来源，从而为日后德国著名哲学家康德解决有关感性和理性的关系问题打下了基础。1714年他提出“单子论”学说，认为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是由不可分割的单子组成的，数量无限而性质不同的单子构成了世界上千差万别的事物。这一学说为哲学解释自然现象的规律起了开路作用。继莱布尼茨之后，另一位启蒙哲学家沃尔夫（1679一1754）进一步强化了对理性的推崇。他于1719年发表《神、世界和人的灵魂的理性思想》一书，以理性思想为主题，运用数学实证法演绎证实哲学原理，使莱布尼茨的哲学思想系统化。他强调，理性可以提高人的道德水准，实现人和事物的完善、和谐，“总体的和谐和个体的和谐”。莱布尼兹为世所知的成就，差不多都是他在西欧的时候做出来的，他发明了一种计算器，比帕斯卡尔所发明的更进一步，能作开方，因此成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微积分也是这个时期发明的。

沃尔夫在哲学领域的建树使之成为当时欧洲学界最引人注目的人物之一，法国科学院、俄国圣彼得堡皇家科学院等聘其为名誊院士、教授，他的著作在英国、意大利广为流传。德国哲学因此撼动了欧洲学界。特别要提及的是，托马西乌斯和沃尔夫等人不仅在哲学领域取得了重要的成就，还表现出了较强的民族意识。托马西乌斯率先打破了中世纪以来在大学课堂上用拉丁语授课的旧传统，公开用德语讲课，以此体现自己的民族意识。沃尔夫不仅用德语授课，还用德语写作，以体现民族精神。他的一些重要著作，如《关于人类理解力的理性思考》、《关于上帝、宇宙和人类灵魂的理性思考》、《关于自然物目的的理性思考》等，都是用德语写成的。所有这些努力为直接借用德语词汇解释哲学问题奠定了基础。

克洛普施托克（1724－1803）被誊为“标志着德国伟大诗歌开端”的、具有全欧意义的“第一位德国职业诗人”。他一生经历了德国启蒙运动的儿乎全过程，在启蒙运动早期就已经是活跃于德国文坛的一位重要人物。克洛普施托克则坚持德国文学的传统特色而奠定了自己的历史地位。这位德国诗人从一开始就显示出与古典主义文学迥然不同的取向。他强调德国文学的传统风格，创作方面突出情感和幻想，作品充满宗教狂热、激情和对祖国的爱。在他的笔下，打败罗马人的日耳曼人首领赫尔曼成了自由斗于。他先后写了《赫尔曼与图丝内尔达》、《赫尔曼之战》、《赫尔曼之死》等作品，在德国掀起了一股崇拜赫尔曼之风，也因此大大提升了德意志民族的历史和文化认同感。

誊冠欧洲的音乐家巴赫（1685一1750、亨德尔（1685一1759、格鲁克（1714－1787）等奏响了德国音乐辉煌世纪的第一乐章，使德国成为音乐文化领域无可争议的领先者。巴赫是德国巴洛克盛期的音乐代表。他一生勤奋耕耘，成就辉煌，先后创作了500多首作品，其中，《弦上的咏叹调》、《勃兰登堡协奏曲》等成了音乐史上的经典作品。他的作品体现了从中世纪宗教文化向近代世俗文化转型时期的音乐风格，兼具宗教和世俗的特征，是启蒙时代通向近代音乐的桥梁，他也因此获得了“欧洲音乐之父”的称号。

音乐大师亨德尔则吸纳德国、意大利和英国的音乐风格，并将资产阶级的启蒙思想融入音乐内容中，创作了包括著名圣乐《弥赛亚》在内的数十部歌剧作品。在歌剧事业上的杰出成就，亨德尔被贝多芬称为“我们之中的最伟大者”，他也因此成为同时代与巴赫齐名的音乐大师。

格鲁克是启蒙运动早期带有浓烈启蒙色彩的德国音乐家的代表，毕生致力于歌剧改革。他遵循启蒙主义提倡的真实、朴素、自然等原则，在吸取意大利歌剧、法国人歌剧和亨德尔的清唱剧的基础上，打破歌剧内容与形式，希图将它改造成戏剧为主、音乐为辅的交响乐剧，使音乐服务于戏剧，服务于歌剧中的诗歌。他的作品不仅在德国而且在整个欧洲引起强烈反响，从而大大提升了德国音乐的国际知名度。他也因此被称为“领先于时代”的“那个时代最伟大的歌剧作曲家”。

高特荷德•埃夫拉姆•莱辛被誉为“德意志的伏尔泰”，他是德国启蒙运动的领袖和重要的代表人物莱辛在近代西方文化界堪称多面手，他不仅是一个文学家、戏剧家，而且又是文艺评论家，美学家，哲学家，神学家。他崇奉理性，反对迷信，提倡建立德意志民族文化，对当时德国社会一切狠琐偏狭的现象、形形色色的封建意识和专制统治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和坚决的斗争，在文化领域里掀起了一场革命。莱辛在《鹰》中写到，“有人问鹰：‘你为什么到高空去教育你的孩子？’鹰回答说：‘如果我贴着地面去教育他们，那他们长大了，哪里有勇气去接近太阳呢？！”，理性犹如一盏明灯，照亮了过去，并且理性是通向智慧的万无一失的向导，知识来源于感觉，感觉只是真理的原料，必须在理性的柑锅中加以提炼，才能解释世界，或者为改善人们的生活指出方向。这种自信与乐观充满着那个时代，“作为一个改革者，莱辛的影响是巨大的，他的后继者承认，正是莱辛为他们的成就铺平了道路，使德国在世界民族文化之林居于首要地位；他的著作及思想不仅在那个时代有巨大的影响，而且在以后的时代也丝毫没有褪去其价值。

歌德以他的个人的魅力影响了德意志的一代人乃至德意志的民族性格。歌德人格的伟大在于完整，在于集各种性格、各种工作、各种矛盾于一体，最终成为所有人中的“最富有人性的人”。歌德的创作以神、人、魔三维世界为基本点。冯至曾在《歌德与人的教育》中评价歌德说：“歌德是德国的诗人，也是属于全人类的，语言与种族的界限早已限制不住他的光的照射。谁若虚心和他接触，总会多少分得他的一些光彩。若是一个外国人学会德语而忽略了歌德，就无异于买犊还珠。歌德成为世界文学史上的大师。无论是《少年维特之烦恼》、《威廉•麦斯特》，还是《浮士德》或《亲和力》，把德意志民族文学提升到世界文学的地位。浮士德精神也成为德意志精神的代言。狂飙突进运动诗人歌德是这场运动的旗手，哲学家赫尔德则是这场运动的精神领袖。狂飙突进运动的主要特点是：一、主张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实现个性的解放；二、崇尚“天才”，认为“天才”体现了个性得到了充分发展的、完美的人的形象；三、提倡“回归自然”，与大自然一起生活。所有这些，无疑都是具有反封建的进步倾向。这一时期，青年歌德的创作了使他蜚声世界的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青年席勒创作了将狂飙突进运动的戏剧推到一个新阶段的剧本《强盗》、《阴谋与爱情》。这两位天才当时及后来创作的伟大作品，成了德国各点文学的主体和灵魂。

席勒反现实主义的从观念出发创作，导致人物成为思想的传声筒，人物缺乏个性，抽象化和概念化。与18世纪德国政治的反动落后相反，那个时代的德国文化却是革命的和伟大的。追求自由的时代精神不仅反映在康德哲学和美学中，也反映在歌德的创作中对于表现自由的追求。席勒美的自由追求是时代的一部分，既有自觉的成分，也有来自康德、歌德的影响。因此以人物为时代精神的传声筒是时代的需要，而理想化的审美追求是时代的，进步的，是对传统文学形式的丰富和补充。“席勒式”的追求体现18世纪德国文化精神。从素朴诗和感伤诗的产生看，席勒认为，现代文明破坏了人感觉的和谐，诗人的作用是把现实提高到理想，即“表现或显示理想”。在《审美教育书简》中席勒也明确提出，真正美的艺术应该超越时代和现实，艺术应遵从精神的必然，“理想的艺术必须脱开现实，必须堂堂正正地大胆超越需要；因为，艺术是自由的女儿，她只能从精神的必然，而不能从物质的最低需求接受规条。”

贝克莱的哲学是“doesn’tmatter”（不要紧），休谟的哲学是“nomind”（别在意），贝克莱否定了物质、matter，否定了外部实在，休谟又否定了心灵的实在，否定了mind。两样的否定了，所以什么都无所谓了，都用不着在意了。总而言之，这种思想传到了德国，康德大吃一惊。他自己说，休谟把他从独断论中唤醒了。和休谟那些奇思怪想相比，沃尔夫哲学真可谓死气沉沉。上边有个上帝，下边有个世界，上帝和世界都很有条理，于是人也要多讲理性，多守道德。

在狂飙突进之后，德国古典哲学也诞生了。其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是康德、费希特和黑格尔。康德把自己的哲学定义为“批判哲学”。在某种程度上，他的哲学概括了人类历史的积极成果，从根本上推翻了统治欧洲达三百年之久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为德国古典哲学发展认识的辩证法开辟了道路。康德哲学产生于18世纪末，康德以他的“三大批判”为标志开始德国历史上伟大的哲学革命。哲学是时代的精华，康德的哲学也反映了他所处的十八世纪的德国的时代特点。他将艺术家的划分为三类，并认为：“伟大的艺术家对我们显现对象（他的表现具有纯粹的客观性），平庸的艺术家对我们显现自己（他的表现具有主观性），拙劣的艺术家对我们显现自己的质料（表现有媒介的自然本性和艺术家的局限性所规定）。”

费希特从康德哲学出发，清洗了康德哲学中的唯物主义成分，即“自在之物”，抓住了康德哲学中的“自我意识”或“自我”（即“我思”），把它发展成“知识学”的主观唯心主义体系。因此黑格尔说“费希特的哲学是康德哲学的完成。”黑格尔是德国古典唯心主义辩证法的集大成者。其哲学是直接从康德、费希特、谢林等人的哲学出发，并在对他们哲学的批判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他关于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的辩证发展的思想，是他的“绝对唯心主义”体系的合理内核。恩格斯因此评价说“黑格尔第一次——这是它的巨大功绩——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一个过程，即把它描写为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转变和发展过程中，并企图揭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

德国古典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来源之一。马克斯、恩格斯批判的改造了德国古典哲学，尤其是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哲学，吸取了黑格尔哲学的“合理内核”核费尔巴哈哲学的“基本内核”，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学说，即马克思主义哲学，使哲学思想发生了革命性变革。他们把自己历史哲学的、社会分析性的和政治方面的思想，先后写进了《共产党宣言》和《雇佣劳动与资本》，进而在《资本论》中大大充实并发展了这些思想。

德国浪漫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施莱格尔兄弟、蒂克、诺瓦立斯、霍夫曼、克莱斯特、艾兴多夫以及格林兄弟等等，当然还有诗人海涅。1833年，海涅出版了他的美学巨著《论浪漫派》，为其实已经走向衰微德浪漫主义做了总结。

从19世纪后半叶起的这一百多年间，德意志国家在世界舞台上扮演了越来越引人注目的角色。继承着一个伟大民族的精神和传统，在德意志那块丰饶的土地上，又产生了许多令人仰慕的哲学家、政治家、工业家、科学家和艺术家。他们用自己的不懈奋斗和不凡成就，为整个人类历史的进步做出了卓越贡献。

五，德国古典传统文化是教育文化

德国是现代大学的发源地，其高等教育有着深厚的历史积累、健全的教育体制和门类齐全的学科设置，在世界上享有很高的声誉。早在19世纪初，洪堡创立柏林大学，以“提倡大学实行广泛自治，由教学人员管理学校；强调进行有利于社会的自由研究，提出教授与学生的教和学的自由；研究与教学的统一，大学的教学不是简单的传授知识，而是在教师科研的基础上，组织学生在科研活动中达到教学的目的。”为办学理念，将教学和科研相结合，提倡学术自由思想，从而创造了近代大学的模式，对世界高等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德国大学成为其他国家纷纷效仿的对象，德国大学也成为了世界科学中心，其地位一直保持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德国提倡教育机会均等和教育民主化，构建了错综复杂的教育机构以保证人们不受时间、地点、年龄、学历的限制终身接受教育以陶冶自己，保证每个人都能受到适当的教育，这一制度在德国的历史和社会变迁中、在科学技术的发展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柏林大学的创立，改变了传统德国大学的保守作法，引进了更为现代化的学科和研究方法。德国的科学研究可说是后生可畏，本来大大落后于英法等国，但几十年后就平起平坐，甚至后来居上。

六，德国古典传统文化具有法治传统

德国文化具有注重法律的传统，大量的社会立法，如《工伤事故保险法》、《疾病保险法》、《伤残和养老保险法》、《劳动保护法）），还有在当时70年代、80年代，多次通过立法，对星期日劳动、实物工资制、正常支付工资等进行法律规定，1878年的法令，废除了在工矿企业中使用童工，被雇青工必须读完小学，年满12，13岁，14岁以下青工日劳动为6小时，14－16岁不得超过10小时；1891年法令，禁止妇女在矿区从事地下作业，日劳动不得超过11小时，产后有4个星期体假。这些立法有利于改善工人的劳动条件，连正常支付工资都有法律规定，有利于保护妇女和青少年健康以及维护受基础教育的权利，而且使老年人和伤残人的基本生活也有了保障。这不但对当时德国的社会安定和社会发展有重大意义，而且对当代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包括我们中国，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19世纪70年代上半期，大量的经济立法。1873年7月颁布的《货币法》，实行了帝国金本位制，1874年开始回收银币，1875年1月1日帝国马克成为唯一的支付手段。《商业法》、《营业自由法》、《统一度量衡》、《民权和迁徙自由法》、《保护国外的商业法》、《关税法》以及对邮政、交通和银行等事务的管理法，也都是在这一时期颁布的。这些法律的颁布实施，使德国直到1871年还在各邦国流通的126种硬币、108种银行钞票和43种国家纸币统一为帝国马克，同时也统一了关税、度量衡、铁路管理、邮政和全德疆界内的人曰自由迁徙，从经济和社会层而更巩固和加强了国家的统一。法制建设和实行法治保障社会未出现大动荡，构建有利的国际环境，确保国家安全。

七，具有浪漫主义色彩的德国古典传统文化

浪漫主义的内容十分庞杂。它以感性为基础，强调个人的非理性的自由、一切实体的独特性、一切事物发展的阶段性以及固有感受、想象和观念的遗传性等。浪漫主义强调民族特殊性反抗法国文化普世主义和世界主义思想的同化与文化征服。浪漫主义推崇自然，提出民族的自然成长论。赫尔德提出民族是一种自然生长的有机体。在他看来，民族就像自然界的植物那样，都要经历成长、成熟到衰老的生命周期.德国的文化民族主义者们正是从历史中寻找德意志民族的荣耀与尊严。赫尔德提出：现代的一切成就都是在吸收古人和同时代所有人智慧的基础上得到的，所以应该重视传统。浪漫主义则是这种取向进一步向感性方面倾斜的结果，也就是说，浪漫主义不排除理性，但更倾向于感性。德国思想文化界将更多的日光转向本国的人文传统和自然风光。

文学领域是德国浪漫主义的民族主义反映最突出和最强烈的场所。当时的浪漫主义特别强调从各民族的生活中搜集文化经历的重要性。人们希望通过历史研究，从过去找到自己民族的未来发展之路。因此，德国各邦在法国军队而前一败再败，祖国处于异族占领之下时，无力而对现实的德国文人开始从历史中寻找对德意志民族的慰藉。人们沉洒于中世纪时期德国的辉煌，希望分裂的德国能重新统一，再现神圣罗马帝国的强盛。他们从历史中挖掘德意志民族的文化特性，借以对抗法国革命的影响。一著名的《格林童话》《德国儿童和家庭故事》就是格林兄弟在德国各地旅行，搜集民间故事而成，出版后成了德意志民族遗产的重要体现。这一时期出版的类似著作还有格雷斯的《德国民间书籍》、蒂克的《德国爱情之歌》等。

浪漫主义的民族主义情感也感染了哲学界。浪漫主义的国家有机体观念在著名哲学大师黑格尔那里得到进一步发展。这位哲学大师指出，国家制度本身是一个自然的有机体，只有在这种受到法律和习俗保护的制度内，人们才能享受不受社会混乱困扰的自由。亲历德国对法战争失败的黑格尔还以历史哲学为名为德意志民族寻找良方。他把德国的民族主义哲理化，强调历史是国家的历史，国家是民族精神的现实化，一个民族要获得尊重，必须拥有一个强大独立的国家。为此，德意志民族“必须重新组织成一个国家”，建立君主统一领导下的“国家政权力量”。另一位著名哲学家费希特在柏林科学院星期日讲座上连续发表14次演讲，号召捍卫德意志的自由，要求振奋德意志的民族精神。在演讲中，费希特回顾了德国的历史以及德国人在宗教、政治、文化等领域取得的成就以后，得出结论，存在一种不可磨灭的“德意志精神”，一种较之其他民族更高尚的德意志民族性格。这些学说在德国人心中产生了巨人反响，使他们“认识到自己有责任为德意志的复兴进行义无反顾的斗争”。德意志的浪漫主义深切、执著地控制着德意志的精神生活。它谴责那种日益增长的实利主义与人类精神的机械化，摒弃了天赋人权和社会契约说，由对自由人的赞颂转向对有机的国家整体和民族个性的崇拜。

浪漫主义的民族主义还波及历史学领域。由于历史意识的深化，人们专门成立了德意志史料学会，搜集中世纪德国的相关史料，编成《德国史料集成》，希望以此再现中世纪德国的强国地位，激发德国人的民族自豪感。浓浓的民族情感甚至在以“客观史学”著称的著名历史学家兰克那里也得到流露。他从历史的角度出发得出结论：德国人是奉上帝之命去发展与法国人完全不同的文化和政治制度，注定要“建立符合本民族精神的纯粹德国的国家”。浪漫主义特别珍视历史传统、个体和共同体的独特性，民族共同体作为一个载体受到高度的关注。德国浪漫主义者从英国政治哲学家埃德蒙德•伯克的理论中获取灵感，通过诺瓦利斯、施莱埃马赫和阿达姆•米勒等人的发展，形成了所谓的“有机体”理论。根据这一理论，国家是一个活生生的有机体，是许多个人的总和，是血统、传统和历史而有机地联系。在这一国家中，每个人就像它的手足一样，与整体不可分离。有机的国家有自己的精神和独特的个性。浪漫主义的这种机倾向为德国浪漫主义向民族主义的发展打下了理论基础

八，具有分裂矛盾性格的德国古典传统文化

德意志民族发展历史起伏性很大，历经了三次高潮与三次低潮，因而德国的发展也走出了一条与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这条发展道路折射出德国巨大的“矛盾体”。德意志民族顽强、务买、勤劳、敏锐，同时在特定的时候又有着残暴、毫无原则和奴役他人。‘德意志’这个概念在一些特定的时间里意味着敏锐、细腻、令人信任、尊崇上帝；但另一方面，这个概念又意味着残暴、毫无原则以及奴役他人。塔西佗早就把日耳曼人的纯洁、勇敢与罗马帝国的腐败、堕落作对照。斯苔尔夫人在《论德国》中称颐德国人的高尚。恩格斯也曾称赞日耳曼人的道德，认为正是这些道德才使垂死的罗马帝国获得了新生。

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泰勒这样评论德国“德国的历史是一部充满绝对的历史，在这部历史中，什么都有，就是没有中庸；在一千多年的历史中，德国人什么都经历过了，就是不知道什么是温和的人生。他们曾经征服了欧洲，同时自己也成为受别人奴役的无助的受害者；他们享受过空前的自由，然而也受过空前的专制政权和压迫。他们向人类贡献了最具穿透力的哲学家、最具思想性的音乐家，然而也滋生了最无赖和最残暴的政治家。

美国历史学家克莱格也同样认为：“世界上没有哪一个民族像德国那样令人难以一言以蔽之地归纳其民族性格.德国是一个巨人的矛盾体。”

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自然法学说和政治民主、感觉主义和功利主义、实证主义和经验科学虽然影响了德国。德国精神中贯穿着的是对上述西方文明传统的排斥。尼采和存在主义在反对这个工业化的、非人的异化的社会。德意志以泛神论、宗教、非理性主义与文明世界中的科学、民主、理性相对抗。贯穿于德意志人自身中的，就是这两种传统和倾向的冲突。用德国作家托马斯•曼的话来讲，德意志永远是欧洲的精神战场，古希腊罗马传统和德意志传统的斗争，文艺复兴和中世纪精神的斗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

德国古典哲学，一般都具有一种深刻的双重性，一种内在的矛盾和分裂。人们往往把这种双重性归于近代德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缓慢、德国资产阶级的软弱与妥协。德国哲学的双重性深深植根于德意志民族的历史和文化之中。这种文明和野蛮的对抗不仅存在于法兰西人和德意志人之间，也存在于德意志人自身之中。德意志西部和南部的边界—菜茵河和多瑙河曾经被罗马人征服过，并且从十七世纪以来，一直处在法国的影响之下。它被法国革命军占领过，获得了和法国同样的自由主义的制度。西德意志的这些部分是罗马化的德国。在另一方面，则是更少受到罗马精神影响的、原始的日耳曼人的德国，在文明和教化的程度上远低于罗马化的德国。德国两个部分的自然差异至今仍可感觉到。原始森林、大沼泽地以及浪漫的原始的自然风光同罗马德国整洁文明的建筑形成对比。地理和自然条件的差异造成了不同的德国人热情而机智的莱茵人，冷漠而无幽默感的普鲁士人。这就是德意志自身中的分裂和对抗。文明和野蛮的分裂导出了两种不同的文化传统。一条是从罗马文明到文艺复兴、到十八世纪法国的启蒙运动、十九世纪的实证主义思潮。这条传统一直被视为西方文明的主要代表，它是尘世的，世俗性的，强调人的自由和解放，注重对现实世界的把握。近代资产阶级的兴起与此相一致。德意志人不断受到这一传统即罗马精神和法国文化的影响，这种影响造成了罗马化的德国。首先是查理曼大帝用火和剑使萨克森人板依了基督教，然后从意大利学到了文艺复兴，到十八世纪又接受了法国启蒙运动的影响，创造出了灿烂的古典文化十九世纪以后，受到英法经验主义思潮和实证科学的影响，开始了德国工业和经济的突飞猛进。对于这种形响，以上是德国文化受文明世界影响的一面。而另一面的一种精神是尘世的，人文主义的，物质的，另一种精神则是超越的，反功利的，宗教的，这就是德国精神的分裂。以上述从古希腊罗马到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这条传统的基本精神是世俗的、非宗教的、个人主义的。意大利人所偏好的是有形的实体、感官的快乐，他们讨厌那梦幻般的抽象，不能理解那些高尚的、超凡出世的理想主义。法国人欣赏的是孔狄亚克的感觉主义和爱尔维修的功利主义，崇尚的是物质而不是精神。德国哲学和德国民族一样，就是这样一种双重性的矛盾的哲学。我们很难用某一种固定的价值原则去衡量、评判其中的任何一种。因此，对于德国哲学中的许多东西，不能仅用逻辑的方式去判断其好坏，而应当用历史的态度、将之同德意志民族的传统和历史联系起来考察。德国作为一个相对“迟到的民族”，则采取了“文化革命”的策略，自上而下地把自己强行推上了现代化的发展轨道（《纯粹理性批判》）。德国现代化的后果一方面是高度缜密的理性批判体系和现代性反思话语，另一方面却又是灭绝人寰的非理性举动和不可理喻的反现代化实践。

德意志民族虽时时受到罗马文明的影响，但其深藏的内在精神却正相反，是超越尘世的宗教精神，是对现实利益、感官快乐和个人主义的蔑视。人们常说，德国人的天性比其他民族更善于深刻地理解基督教。当意大利开始文艺复兴时候德国却开始了宗教改革。宗教改革在许多方面表现为向中世纪的回归，宗教激情的大爆发。韦尔斯认为，德国的宗教改革有两种情况，一是诸侯的反抗，另一是人民的反抗。人民对教会的反抗本质上是宗教性的。他们不是要从宗教控制下得到解放，而是获得更充分、更深远的宗教控制。意大利人和法兰西人已经在尘世和感官的享乐中沉沦下去了。对于他们，天主教的弥撒只剩下有声有色的外表、铺张华丽的仪式，内在的精神、宗教情绪已经没有了。德国的宗教改革就是要恢复这种内在的精神。‘康德以后的德国古典哲学同宗教改革一样，是德意志精神对罗马精神、物质主义和法国文化的反抗，是用浮士德精神中超越尘世的一面对抗尘世的一面。用曾经流行的话来说，也就是对法国唯物主义的反动。这种反抗贯穿整个文化领域。

在文学、艺术和宗教方面，德国人与文明世界也都有着重大的差别。德意志的反抗不是简单地绝对地否定和排斥，而是融和包含，以更高的形式把对方包含在自身中，作为一个有限的环节。这类似于黑格尔所说的扬弃。哲学著作中的扬弃不过是德国现实的反映罢了。这样，我们所惊异的德国哲学和文化中双重的矛盾的特征不过是两条对立的传统的展现。宗教改革一方面是宗教热情的大爆发，是向中世纪精神的回归，但另一方面，也一反中世纪的非人性的禁欲，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世俗权利的合理性。禁止牧师结婚的制度被废除了，教会界人士的淫乱和修士的邪恶也随之消失。海涅写道“当物质最迫切的要求不仅被考虑到了，而且也被合法化了，这个宗教就又变成了真理。”康德的思想也是显著的体现。它是唯理论和经验论、科学与宗教、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综合，从某一个方面来说，实际上也就是德意志传统与罗马法国文化的综合。一方面是经验论的、非道德的、物质的，另一方面则是宗教的、形而上学的、道德的。在文学领域的“狂飙突进运动”就直接以精神文化的优越对抗物质文明。抵抗法国文化在德意志泛滥，也就使得文化和民族在上层领域真正结合起来，政治上的非民族性在文化上得到升华。

九，德国文化具有强烈的宗教氛围。

16世纪，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把上帝放到了人的心中，把超越的一面和尘世的一面揉和到一起了。马丁•路德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物，一个最为德意志式的人物，他身上体现了德国民族那种矛盾性和双重性。海涅认为“在他的性格中德国人所有的一切优点和缺点完完全全地统一在一起，因而他个人也就代表了这个不可思议的德国。此外，他身上还有另一些特性，关于这些特性，我们很少看到是统一在一起的。我们通常看到它们都是作为互相敌对的对立而存在的。他既是个富于梦想的神秘主义者，同时又是个实事求是的人物。他的思想不仅长有翅膀，而且长有双手，他不仅说了，而且也做了。”马丁•路德一方面充满着对圣灵的献身精神，能完全沉潜于纯粹的精神领域中，同时又十分珍爱大地上一切美好的事物。海涅认为这是一个精神和物质在其内部未曾分离的绝对的人，把他称为唯灵主义者或感觉主义者都同样是错误的。

马丁•路德正是这样一位巨人，是一位为德国的独立自由而战的英勇斗士。1534年，路德把全部《圣经》译成了德文，“是它成了人民大众的书，成为真正的、有生活意义的书，普及整个社会的书。”（戚美尔曼语）从而给广大民众提供了一件反对剥削压迫的有用武器。马丁•路德创造了共同的德意志语言，德语是世界上最富逻辑性的一门语言，它的语言规律非常严格，这就造就了德国人严肃、一丝不苟、重视纪律的特点，也孕育德国人进行严密、抽象思维的能力，强烈的日耳曼民族主义由此而生。另外，“通过把教会的最高权威转到世俗统治者手中，路德造成了德意志诸政府的特殊权力主义和德意志中产阶级的特殊的谦恭顺从，即‘统治者’和‘臣民的心理”。

德意志文化思想经过康德和黑格尔实现了从“神圣罗马帝国”的封建政治文化转变成近代的政治文化。“双重权威”、“双重自由”等观念在康德和黑格尔那里则成为既尊重道德的自我和宗教的自由，又要服从世俗的权威；既肯定个体的内在自由，又接受权威的保护。费希特在继承康德哲学的基础上，逐渐克服了康德哲学的主观与客观二元论思想，充分承认人的主体地位和主观能动性（亦称“自觉能动性”）。但他同样承认，人必须在上帝的关照下才能完成认识和改造世界的目的。海涅说过，德国自古以来就显示出一种反对唯物主义的倾向。海涅写道“因为在德国，远比在那炽热的意大利的晴空下有可能奉行一种对肉欲作最少让步的基督教教义的。我们北方人的血比较冷，因此，我们无需慈父般的列奥为了肉体的罪恶给我们送来那么多的赎罪券。”《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商务印书馆年版，第82页

黑格尔写道“当全世界正纷纷前往东印度和美洲的时候，当大大费尽心机追求财富和世俗的统治权，要使足迹踏遍全球，永不见太阳西沉的时候，，我们只看见一位简单的僧侣，正在寻求着上帝的世间生存。”这个人就是路德，就是德意志精神的体现。

费希特认为，德国文化对神性，对道德源泉，天然有一种直觉，决不亚于我们天然看到红的白的、远的近的这些物理现象。谢林的神秘主义因素更重，他晚期的哲学被称作“天启哲学”，一般认为那完全就是神秘主义。诺瓦利斯哀叹欧洲精神生活的不幸衰退，认为脱离宗教是精神贫乏的根本原因。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上来看德国哲学，就可以理解其唯心主义的一面、超验的一面、宗教的一面了。

第三章：来自德国古典传统文化兴衰的理解

理解一：文化也是一种实力，绝不可因为强大繁荣而专横跋扈，到处用霸权去张显自己，要适当谦卑。发展壮大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决不可以透支和滥用，到处扩张，而是要善于保存、维护，这样才能提升自己。尤其是一个国家在崛起的时候，一定不能走争霸全球、文化侵略的道路，而是要逐步稳健迈向强国之路。对于文化呈现弱势的时候，固然命运悲惨，任人宰割；但当一个急速崛起和迅速强大的时候，我们应当小心谨慎，走和平崛起道路，绝不能滥用和透支。

理解二：人类文化的生存与发展是对话的过程。对话的加速与活跃会使文化爆发出巨大的思想能量，也使文化的发展具有了不确定性和不可预见性。人类文化具有开放、自由、多元、动态的本质精神。一种文化与另一种文化之间、一个文化空间与另一个文化空间之间、一种文化与多种文化之间、乃至整个文化圈都处于对话中。从文化领导权及话语权理论来看，由于东方弱势，西方霸权文化使东方文化失语，对文化殖民、文化霸权、对东方及第三世界民族的扭曲与误读。西方文化含有种族歧视，是语言暴力.全球化的一个突出景观是消费文化的高度繁荣，一度被称为“下里巴人”文化以不可抵挡之势冲击着精英文化。消费主体的大部分并不是象牙塔里的知识精英，而是不同阶层的广大群众，包括知识贫乏者。他们反对深奥、晦涩，因而通俗性、娱乐性、消遣性、趣味性、刺激性的消费文化受到了青睐。消费文化正在消解文化固有的神圣性，消解着高雅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的鸿沟，并对艺术价值标准提出质疑。从这个角度说，文化全球化是文化领域内部发生的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是异质文化之间的尖锐的斗争，“西方大国的全球化战略，包含着文化扩张战略。中华民族具有五千年悠久、灿烂的文化传统。这使得中华文化能持久地代代相传，傲然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但自身记忆系统的过于庞大、强势又容易使我们的文化固步自封，形成一道坚固的“界限”。从这个意义上说，“越界”对于弘扬中华文化，保持它旺盛的创造力与生命力，具有更加迫切的现实意义。

理解三：文化落后的根源在于落后的教育，文化实力的培育壮大首先必须进行教育的振兴与革新。

理解四：“一个民族越是善于学习和容纳别的民族的文化遗产，就越有生命力并越能发展。就精神文化价值来说，我国古代就有过成功吸收佛教传统的先例，而我们的民族个性并不因此就消失，而是变得更加丰富和圆满”。

从共时性角度看，文化身份包括国家、阶级、民族、种族、性别等人们的传统心理难以接受身份的建构与变化，认为变异是民族文化的沦丧，从而以极端的方式排斥西方文化。这种追求静止的永恒的民族族性的作法是一种极端的本土主义或极端的民族主义。由建构的文化身份观来看待全球化与民族文化发展，既要反对借全球化搞文化霸权，又要利用这个机遇发展民族文化。各种文化的密切交流，必将为民族文化的发展注进新的活力，拓宽生存空间。同时，我们应辩证的看待民族文化的发展及其现代化，不能用静止的固定的目光凝视民族文化的发展。一个民族吸收其他民族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其文化特质必将发生变异甚至有所流失，这是文化发展的必然，不是文化的衰亡。

理解五：德国人善于抽象思维，习惯于从深奥的层次对人类面对的问题以及终极目标进行阐述与理解，这样在历史上造就了一大批其他国家难以望其项背的大哲学家，远的有黑格尔、康德，近的有海德格尔，哲学思想对于其他方面影响深远。连贝多芬的音乐听起来都那么深刻，具有哲学味儿。至于德国的经济思想，也颇具德国哲学神韵，在经济思想史上独树一帜，影响及于今日。即使是科学研究，也具有很浓的理论色彩。此外，这种文化毫无例外地由精英所创造和享有。从理论上讲，这样一种崇尚“高雅文化”的氛围很难提供给“大众文化”传播的空间。海涅在《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中写到：“大地属于法国和俄国人、英国人占有了海洋、我们却不可动摇地统治着梦想的广阔天地，在这里我们是权威，在这里德国人不再分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