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个人看一个时代

从一粒沙子可以看到整个世界，从一个人的一生可以看到一个时代。沙子再小，也有无数的层面；人的一生再短暂，也有喜怒哀乐，是非功过。历史是无数人的意愿和行动，当然更为曲折、复杂，后一段连着前一段，这一面通向那一面，不能切断也无法掩盖。一个人的一生可以折射出一个时代，所谓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即由此而来。

《苏邨圃传略》一书中的苏芬——苏邨圃——慈引居士就是这样一个典型人物，从他身上可以看到二十世纪前半期的历史风云——从“五四”运动到八年抗战，再到1949年的历史变迁和那以后对峙的海峡两岸。这半个世纪的历史距离鸦片战争已近百年，却依然处于李鸿章所说的那个“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也就是从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转型的时代。在这整个时期，怎样“变”？“转”向何方？一直是论辩、争斗的关键所在，中西文化论战、科玄论战、中国社会性质论争以及文坛上的一些纷争几乎全都与此紧密相关。与此同时，不同的社会实践也在进行：激进的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渐进的社会改造和农村建设分别在不同的政治势力控治的地区开展着。这一切，报刊上“批判的武器”的交锋、战场上“武器的批判”的进行都与“五四”有关，反映的都是来自“五四”两种不同的社会思潮、两条不同的改造中国的道路。在这近半个世纪的风云变幻中，苏邨圃一直处于时代的前沿，是这场大戏里的重要角色之一。

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苏邨圃在南昌与同学袁玉冰等积极参加了声势浩大的声援北京学生运动的示威游行，几个月后，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走进了“五四”运动发源地。他既是胡适喜爱的学生，又是李大钊主持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成员，当时苏邨圃经常在报刊上发表文章，观点和言辞都非常激进。可是，当他步入社会以后，所奉行的却是“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渐进主义。他认为当时的中国既不可能实行无政府主义，也不能如陈独秀所说，先发展资本主义，然后再进行无产阶级革命。他主张对社会要先进行全面深入细致的调查，然后再进行适合中国实际的改革。这种温和的渐进主义使他成为一个稳健的改革者。从1931年到1949年，苏邨圃在两个方面实践他在“五四”运动时期、在北京大学立下的志愿：一是从事农村的社会改造实验；二是参与制定宪法和推行宪政活动。这不就是“五四”运动所倡导的“科学与民主”的具体实践吗？以科学精神和科学态度推动落后的农村走上向现代转型之路；坚持三民主义中的民权原则，变国民党一党专政为宪政民主，确实是符合“五四”精神，是在“五四”所指引的道路上前行的。

许多年来，一说到“五四”运动，人们就想到学生上街示威游行和火烧赵家楼的过激行为；一说到“五四”精神、“五四”传统，就说是爱国主义、反帝反封建。这是不准确也不符合事实的。事实是，真正的“五四”精神、“五四”传统产生于那场火爆的街头抗议活动以前，《新青年》杂志所代表的启蒙主义新文化运动才是“五四”的源头和正身。正是《新青年》所推动的新文化运动，使年轻人得以启蒙，成为有公民意识的新青年。觉醒了的新青年在以后的岁月里却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主要是两条路，一条是激进的革命之路；一条是渐进的改革之路。前一条路经过“一二•九”到延安的“抗大”、“鲁艺”和后来的一些“革大”、“军大”（革命大学、军政大学），最后直到“文革”；后一条路则是从北京大学到西南联大，从《新青年》到《观察》，后来几经迂回、反复走到今天。可以说，这是两个“五四”，前者是政治的“五四”，后者是文化的“五四”。关于前者的言说以毛泽东为权威，关于后者的言说以胡适为代表。上世纪后半期的教材和论著只说到前一个“五四”，提到后者也只是作为陪衬或反面教材。进入改革开放时期以后，当年走在后一条路上的人们及其成就和贡献才逐渐为人所知。事实是清楚的，二十世纪中国的大师级人物、主要的学部委员以及获得诺贝尔奖的中国人大都是从这后一条路上走过来的。检点一下二十世纪中国的思想文化成果，也大都与这条文化的“五四”之路有关。事实上，这条路也就是‘改革开放”之路——革除本国之积弊，吸取别国之优长，历史上早就有了这条路，早就有人走在这条路上并做出过成绩，积累了经验，《苏邨圃传略》里的主人公就是这样的人物。

苏邨圃的一生可分为三个时期，有如一波三折：求学时期激进，从政时期稳健，皈依佛门后超然而不消极，依然热心教育事业，可谓变而未离其宗——“五四”启蒙精神。这一切当中，我觉得最重要的也最值得注意的是他的农村改造实验，因为七十多年前他所从事的那些工作正是我们当今所面对的难题——“三农”问题。

这要先从那个时代说起。上世纪三十年代——特别是从北伐到抗战（1927～1937）之间的十年，是中国现代史上的重要转折时期。在以往的历史叙述中，对于这十年有不同的说法：1949年以前的国民政府称之为“黄金十年”或“十年小康”；1949年以后的史书则称之为“十年内战”或“土地革命时期”。应该说，这些说法都言之有据，名副其实，其实就是历史发展的不同层面：一面是激进的革命，另一面是渐进的改革。正是这两个层面的分离和冲撞，才有了后来的“天翻地覆慨而慷”。今天回头看，在七十多年前确实有过两种不同的农民运动：暴烈的湖南农民运动和同样暴烈的苏区土地革命，温和的江西（还有河北、山东）的农村社会改造、新农村建设。多年来，“湖南农民运动”和“苏区土地革命”都是历史书上的重要关目，连小学生都知道。可是，当时曾受到国内外舆论关注的中国农村建设的理论和实践，却一直被掩没无闻。当年以“平民教育”、“乡村建设”闻名于世的晏阳初、梁漱溟后来也都因为他们的这些思想理论而受到批判整肃，苏邨圃如果不走，肯定会受到更严厉的整肃，因为他是直接受命于国民政府而进行农村建设实验的，是直接与上述暴烈的农民运动分庭抗礼的。

七十多年后，在大力解决“三农”问题的今天，我们应该想到这些先行者，从他们那里吸取经验教训。这里只说苏邨圃，只说以苏邨圃为总干事的江西省湖口县走马乡实验区，而且只说以下三点：

第一、工作内容。据有关资料记载，他们的实验包括农业耕作技术、普及教育、医疗卫生、社会文化、金融信贷、邮政交通等等，还有从传统转化而来的调解乡民纠纷的“息争会”。从这一切可以看出，他们是以文化为中心进行农村社会的全面改造，促使全体乡民的共同进步，一起走向现代化。显然，这里没有阶级斗争，当然也不会有那种把人“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式的“翻身”——“打天下，坐天下”。

第二、工作方式。苏邨圃在有关文件中指出：“我们要使政治有服务的精神，同时要使服务有政治的力量，政治和服务一致步调，相辅进行”，这里的“政治”一词与我们通常所理解的大不相同，他是按孙中山的解释使用这一概念的，孙中山说：“政是众人之事，治就是管理；所以，政治就是管理众人之事。”这里没有阶级与阶级的斗争，没有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也没有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因为一领导就成了上下级，就是统治与被统治的主奴关系。苏邨圃所说的是服务式的管理，要求工作者具有热情而又谦恭的精神和态度，特提出“在工作中要坚持‘温、良、恭、俭、让’五字方针。所谓温，即和厚可爱，慈祥可亲；所谓良，即平易近人，入乡随俗；所谓恭，即对人对事，处处敬谨；所谓俭，即奉公守法，廉洁自律；所谓让，即功则归人，过则归己”——孙中山的政治理念与孔子问政的精神与方式相结合而被活学活用，这种理念和精神几十年来早已无影无踪，今天应该把它们找回来；不仅是“三农”，一切工作都应该有这种理念和精神。

第三、工作目标。说到农村社会改造的目的意义，可以有许多伟大高远的说辞，而真正有实际意义的是近期具体目标。在苏邨圃那里，只是简单的一句话：把上述种种理念“通过努力，使之变成农民的自觉行动”，这可是根本所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根本就在于人的变化。农民接受了现代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及相关价值，变成了具有公民意识和公民身份的独立自由的个人，变局才算基本结束而真正实现了现代化。这正是今天我们正在走的道路和正在做的事情。

由此可知，我们今天所想所做的，前人早已在想在做了。是种种偶然和必然的原因冲断了这条路。站在今天的历史高度回头看，这不都是“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吗？构建和谐社会也是为了人。人，当然不是抽象的存在，不是复合词、平均数，而是如马克思所说“具体的现实的个人”。几十年的弯路、无数的灾难都是“目中无人”造成的，曾有过“以阶级斗争为纲”、“以粮为纲”、“以钢为纲”等等，却独独忘了“人”这个根本。直到提出“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这才回归了正道。一百五十年来，我们一直在两条道路上迂回进退，一条是从戊戌维新到“五四”启蒙的渐进改革之路，另一条是从太平军到义和团，再到文化大革命的造反之路。这两条路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对待人的不同看法和态度。苏邨圃就是从“五四”出发走在渐进的改革之路上的知识分子，这样的人很多，但相当一部分已经被历史掩埋了。

说到这里，需要做一点补充，提一下苏邨圃一生中同样重要的另一种经历，那就是他在从政后不久在家乡创办扶风中学，在人生的最后阶段又于台湾主持慈航中学。这绝非偶然，一百多年来，许多启蒙先驱者都非常重视教育并直接执教于各级学校。在谈及中国的现状和未来时，他们也往往把教育摆在第一位，王照、严复、梁启超、王国维以及陈独秀、胡适、鲁迅等等莫不如此。梁启超有言：“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可见，“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关键在人，人的变化——人的现代化。

读叶航先生《苏邨圃传略》书稿，想到以上种种，是为序。

2009年12月7日于武汉东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