寂寞钱学森

国学大师季羡林、任继愈走了，著名生物学家和教育家、中国生物物理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贝时章，被誉为“中国航天之父”、“中国导弹之父”、“火箭之王”、“中国自动化控制之父”的钱学森也走了。每一位大师的离去，我们总能被哀乐、花圈、黑纱、挽联、沉默的人群感动着，感动于大师的成就、品格，感动于国人对大师的崇敬。一个人的离去，身后有那么多人为之哀悼，在常人看来，大师的一生是辉煌的，更是知足的或者说是热闹的。可我觉得大师的身影是那么的凄凉，又是那么的寂寞。

能达到大师级别的人，他们的人生观、世界观和普通人不同，如果流于俗世，他们就不会成为万人景仰的大师。司马迁是大师，他那种发愤著书，敢于“究天人之际，成一家之言”的精神在那个时代无人企及；辱受宫刑，还能在《史记》中如实的记录每个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还能在字里行间充溢的科学精神和革命精神，他那挺直的脊梁，高昂的头颅，后世的史学家难以望其项背。司马迁不在乎有没有人赞叹、敬仰他的才识和人品，他只在乎作为一个史学家的良知和责任，信念和追求。他是最寂寞的，寂寞的缘由是后来的史学家没有人敢于像他那样奋笔直书当代史实，史学家屈从于权势，要说实话只能隔代修史，明末清初三位杰出的史学家思想家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敢于奋笔直书明史，才使司马迁不再显得孤单。屈指一算这位太史公寂寞了一千七百多年。那么今年相继离开的几位大师如果在天有灵，他们一定不会看重上至国家元首，下至庶民百姓的哀悼和奠祭，他们关注的是自己开创的事业和自己所固守的精神是否有所继承。茫茫戈壁摊上一棵大树，即使被万人朝拜，它还是寂寞的，它的快乐应是在大森林里的万木竞秀，而不是在荒漠里的一枝独秀。

“中国还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我看，这是中国当前的一个大问题。”这是2005年3月29日，95岁的钱学森在病床上所做的，他人生中最后一次系统谈话。“今天我们办学，一定要有加州理工学院的那种科技创新精神，培养会动脑筋、具有非凡创造能力的人才。我回国这么多年，感到中国还没有一所这样的学校，都是些一般的，别人说过的才说，没说过的就不敢说，这样是培养不出顶尖帅才的。”这是钱老看到《参考消息》上连载了两天介绍（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情况后，在301医院，告诉钱永刚（钱学森之子），打电话叫来秘书涂元季说的话。2005年7月29日，在与秘书涂元季谈话之后四个月，钱学森见到了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他对总理说：“中国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此后的四年，他又三次见到总理，每一次都要说起这个话题。2009年8月6日，在与总理的最后一次见面中，病榻上的老人讲话已经不太清楚，但依然缓慢而认真地对总理说：“培养杰出人才，不仅是教育遵循的基本原则，也是国家长远发展的根本。”通过钱老离世前几年的谈话，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他关心的只是中国的杰出人才培养，只字未提自己对这个世界的留恋或者身后的祭奠、名誉、地位等。这位被美国海军次长金布尔称为“可抵五个师兵力”的杰出人才，为看不到自己的伙伴——杰出人才——而念念不忘，老人家的遗憾是终身的遗憾，老人家的寂寞是旷世的寂寞。

辛亥革命后期，钱学森怀抱救亡图存、再造文明的远大抱负，1934年赴美留学，1955年冒险犯难回到新中国，他深知当今社会科学技术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重要性，他理解刚成立的新中国对杰出人才的渴求，毅然回国肩负起新中国航天人的光荣而神圣的历史使命。在他的带领下，中国出现了一批出类拔萃的人才，近几年我国航天事业的大发展就是例证。但钱老的目光是远大的、长远的，在他看来，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古国，一个有十几亿人口的大国，一个高校林立的国度，那么几个出类拔萃的人才实在少得可怜，远远体现不出“教育的基本原则”和“国家长远发展的根本”。一个坚持不了基本原则和不符合长远发展根本的教育是没有前途的，是令人担忧的，更是一个令对自己的祖国充满痴情的科学家担忧的。美国是当今世界最大的发达国家，到目前为止获得的诺贝尔科学奖的远远排在世界榜首，中国作为当今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获得诺贝尔科学奖的仍然是零。钱学森是从美国回来支援中国的，他的感受最深，他最能体会到中国杰出人才的短缺；他的担忧最深，他最担忧中国在未来竞争中从科技这个至关重要的项目上被淘汰。钱老的遗憾是全中国的遗憾，他的担忧是全中国的担忧，他的寂寞是全中国科技工作者的寂寞。

2006年11月20日，面对6位大学校长和教育专家，温家宝总理说：“有几个问题，一直在我脑海里盘旋……学生在增多，学校规模也在扩大，但是如何培养更多的杰出人才？这是我非常焦虑的一个问题。”紧接着，温家宝又问，我们如何提高高等教育的质量？高校如何办出自己的特色？今年1月和10月，《人民日报》先后刊登温家宝总理的两篇文章：《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和《教育大计教师为本》，核心内容都是在剖析当前教育发展中存在的深层次问题。显然，钱学森的问题，也是总理最着急的问题。但要解决好这个问题，关系到深层次的教育改革，涉及到教育设施、师资力量、教育体制、分配体制、考核机制等重大的因素。但不管头绪有多复杂，最终还得从教师身上着手，毕竟是他们担负着培养人的责任。钱学森自己写的对他一生影响最大的17个人中，除去父母和国家领导人，都是他从小到大求知路上的恩师，其中北师大附中就占去了七席。再一位就是钱学森成为世界顶尖科学家的“功臣”，加州理工大学冯•卡门教授。他们都是当时最善于培养学生创新思维的高手。温总理说得对，“教育大计，教师为本”，正视“国外当不了教师干别的，我国干不了别的当教师”的现实，改革我们的分配制度，用真正的人才待遇吸引众多德才兼备的人——不要那些缺德无才的人——投身到教育行列，也许是改革我们教育的最好的切入点，是实现温总理的愿望，使大师钱学森不再寂寞的最好途径。

但愿钱老的寂寞，不要成为中华民族长期的悲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