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叶公超的《新月怀旧—叶公超文艺杂谈》

昨天写完读童元方的《水流花静》后，感觉写的不好，心中也不安。说不喜欢《水流花静》可是冤枉的，这书看了几遍，并且是在两年之间分别读的，收获不小的，自己对文艺研究的方法有了进一步了解。写的时候，手里的资料有限，只做到了看书谈书，也算是书评的“另类”吧。现在写叶公超先生的《新月怀旧》，有同样的感觉，“隔阂”一词用在这里也不过分。生活环境和经历的不同，使得现在的人们对他们的理解面临许多问题和困难，这也是自己学养不够，才这样的，只有读书提高自己来解决心中的郁闷了。

叶公超先生的这本“文艺杂谈”分为上、中、下三编。上编的文章是叶先生对文艺的感受文字，今天读来还是觉得“新鲜”。对文艺理解的传统观点直到今天，我们并没有实质性的突破，不但没有这方面的作品，而且观点也没有超出叶公超先生那一代人的水平。如叶先生在《论翻译与文字的改造—答梁实秋论翻译的一封信》中谈的问题，即是现代文学翻译的史料，又可以作为翻译工作的参考，应该引起人们的重视。

书中的中编文章是“新月怀旧”的文字，在这里可以看到叶先生眼中的志摩、鲁迅、胡适等人的印象。值得说的是叶先生和鲁迅先生的文艺观点并不相同，但是，叶先生的《关于非战士的鲁迅》不失为一篇公道的文艺评论，这篇文字发表于1932年11月1日天津的《益世报·增刊》中。70多年过去了，这篇文字并没有失去其学术价值。现代文学史料虽经战乱和内乱的折腾，还是存留不少的，做现代文学史研究不把资料收集全，只凭心中的想法去找资料做研究，得出的结果可想而知，不说是自欺欺人，也是自误其身，当然，这样的研究也得不到别人的认可。

下编收入的文章是叶先生谈外国文艺的文字。现在看这些文字的意义是，人们可以了解叶先生那一代人对西方文学大师的理解，观点虽不都对，也不全是错的，大家可以借鉴他们的研究方法和成果，做好中外文化交流工作。

时光流失了50年，像叶先生这样的学者也被同胞拒绝了50年，与其说是个人的不幸，不如说是时代的不幸，是文化的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