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说中国教育与诺贝尔奖

题记：相信不远的将来，我们的教育事业会蓬勃发展，会培养出更多的杰出人才。到那时，若贝尔奖的获奖名单中定会有真真正正的中国人的名字，而不再是美籍华裔，或者别的什么华裔。

作家徐小斌说：“我们是不幸的：生长在一个修剪得同样高矮的苗圃里，无法成为独异的亭亭玉立的花朵；为了保证整齐划一，那些生得独异的花朵，都注定要被连根拔去，尽管那根茎上沾满了鲜血，令人心痛。有幸保留下来的，也早已被改良成了别样的品种，那高贵的色彩在被污染了的空气侵蚀下，注定变得平庸。”

自然联想到前段时间热议中国人与诺贝尔奖的话题。中国不是培养不出能得诺贝尔奖得人，而是目前的中国还没有创造出产生诺贝尔奖的土壤。

这是教育的悲哀。

我们所接受的教育，从家庭到学校几乎都是一种求同教育。从小我们便被“你看人家的孩子……你要……”“你看某某同学……你们要……”这样一种教育的表达式启蒙着。我们的家长和老师从来就没有想过，别人家的孩子是别人家的，自家的孩子是自家的，遗传基因、教育环境、家庭背景等彼此存在着极大的差异，而这种差异必然造就不同的人生，怎么可能一样呢？

我深受这种求同教育的毒害，小时候我算是一个比较讨巧的孩子，可是要跟邻居家和我同龄的女孩相比，我简直就是一个笨小孩了。邻居家的女孩嘴甜，见人总是笑靥如花，朱唇轻启便是甜甜的“叔叔阿姨”。我们全家人都喜欢她甚于我。

家人总拿我和她比，说我“大样”嘴拙。为了缩短差距，外婆开始训练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在一个大雪天，外婆要我到女孩家借秤，反复嘱咐我要先喊阿姨再借东西。那时虽说只有六七岁，却有些叛逆。不管外婆好说歹说，我就是不去。外婆气急，便拿起扫把逼我去，我哭着走到女孩家，见女孩家的人都挤在堂屋门口等着我的到来，从他们那幸灾乐祸的神情中，我感受到了莫大的屈辱。

我想逃离，但回头却看到外婆手中的扫把，在十二分的窘迫中，我喊出了两个字“姨，秤”，我在一阵爆笑的羞辱中愤然跑出女孩家。

“姨，秤”便成了他人口中经典的笑谈，也成了我内心的耻辱。从那以后，我连原有的乖巧都失去了，我变得沉默寡言。等外婆意识到这是一种失败的教育时，为时已晚。

上学后，我和邻家女孩一个班。那时我恨透了她，决心报复。我发愤学习，我要用优异的成绩让她和她的家人难堪。功夫不负有心人，每次考试我的成绩都遥遥领先于她。外婆终于为我感到骄傲，而女孩家人却恨女孩不争气。女孩渐渐变得沉默寡言，脸上春光不再。

可我并没有因此而高兴起来，在老师“你看某某同学……你们要……”的教育表达式中，我成了众矢之的。当周围的人个性因你而被压抑时，你就成了大家的敌人。课上课下常常会受到一些学习不好的同学的攻击。

在家人和老师的精心培育下，我被训练成了温顺的羔羊。小时候对老师的话奉如神明，长大后，觉得书上的话是至理名言。没有了怀疑精神，也就没有深入的探索，如此又何来发明创造？

虽然现在新的课程改革在全国轰轰烈烈的开展起来，西方先进的教育理念不断被引入，但教育体制得不到根本的改变，所有的改革都只是一种改良。教育思想理念的产生有自己的文化土壤，而将之运用到教育和教学的实践中则需要一支与之配套的教师队伍。盲目照搬而不顾自己的国情，其结果是东施效颦。

最近温总理去看望老科学家钱学森，钱老再次提出：“中国要大发展，就是要培养杰出人才”。这句含蕴深刻，既饱含钱老深沉的爱国忧国之情，也暗含对中国教育现状的批评。怎样培养杰出人才，这是一个系统工程，是需要专家和决策者去认真研究的一个大课题，绝不是吾辈能力所及的事情。但总可以抒些己见，我想首先就是要从教育体制进行改革，在培养通才的同时，要允许偏才、怪才的存在，不要扼杀他们的奇思怪想，因为天才往往不是通才。要真正做到“因材施教”，鼓励学生求异，开拓学生的创造性思维。

变求同教育为求异教育是一种教育理念的颠覆，并非一蹴而就的事情，需假以时日。可喜的是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开始关心教育，为教育改革献计献策，越来越多的决策们认识到了教育改革的紧迫性和重要性，相信不远的将来，我们的教育事业会蓬勃发展，会培养出更多的杰出人才。

到那时，若贝尔奖的获奖名单中定会有真真正正的中国人的名字，而不再是美籍华裔，或者别的什么华裔。

2009.10.26于椰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