酌贪泉而觉爽

腐败，素来为国之大弊，古往今来，历朝历代，均衰于腐败，且亡于腐败。以史为鉴，清明开国，腐败亡国之例数不胜数，汉无腐败，何来三足鼎立；明无腐败，岂会倭寇成灾；清无腐败，怎能列强瓜分。

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几乎成为了中国历代王朝政府不能避免的恶梦。华夏大地在这个循环梦魇中，不断进行着王朝的更替，封建社会就在这种模式下重复着治乱的过程。笔者不才，欲谈反腐倡廉之大计，然终因学识有限，故仅能局限于历史，姑且略讲一二。

说反腐，言清廉，吴隐之是个不得不谈的人物。吴隐之，字处默，东晋濮阳鄄城人，生当东晋后期。曾任中书侍郎，左卫将军，广州刺史等职，官至度支尚书，著名廉吏。

隆安时，吴公被朝廷任命为龙骧将军、广州刺史、假节领平越中郎将，去岭南革除弊端。赴任途中行至距广州二十里处的石门，遇一山泉。当地人皆言饮此泉之水就会变得贪婪，故名“贪泉”。曾经有几任官员经此，不信民言，饮之，然均贪矣。隐之对家人说：“不见可欲，使心不乱。越岭丧清，吾知之矣。”语毕，即酌而饮之。因觉神清气爽，赋诗一首：“古人云此水，一歃怀千金，试使夷齐饮，终当不易心。”

其后，吴隐之以他的行动打破了这个谶语，酌贪泉没有成为贪官反而觉得清爽。后世王勃在《滕王阁序》中亦有“酌贪泉而觉爽，处涸辙以犹欢”的名句。

古往今来，消除腐败，保持廉洁的手段，无外乎加强个人修为、健全完善制度和营造良好风气三种。此三种手段相互联系，相互制约，而最重要的便是个人修为。

子曰，君子慎独。法律规章、社会环境，皆为外界因素。其实，法律规章本质是基本个人修为的抽象概括总结，而社会环境是每个个体的个人修为总和的近似平均值。追根溯源，一切皆发于个人修为。

愚以为，腐败也好，廉洁也罢，皆是发于心，而始于行。心不乱，则行不腐。心有日月，明镜高悬，不与世俗同流，洁身自好，就能身如白莲。虽关闭了荣华富贵之门，却开启问心无愧之窗。

子曰，学而优则仕。学而优，条件和观点很明确，然为仕后当如何？未有简单精确的概括。此点，笔者认为在居其位，谋其政中面对诱惑，可以参考释家的言论——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言已至此，就需提出一个廉洁的投入、产出和收益率的问题。何谓廉洁投入，即不奢不贪，两袖清风，受些流言飞语的袭扰，忍受些拜金主义的诱惑，严格约束自己，简言之就是舍利。廉洁产出，便是因清廉所得的进步或好评，说白了就是得名。至于收益率，就比较宽泛了，既包括投入产出比，也包括有投入且有产出的概率，也叫做机遇。换句话说，有投入，但不大，不一定能有产出；即便有大投入，也不一定有产出。

所谓“君子安贫”，说的就是要加大投入，而且要安心地去投入，将这种投入看作一种操守、一种品德、一种境界，甚至形成一种生活习惯，在某种程度上，投入不是为了产出，是为了修身。

经过文化的沉积，这四个字成为了投入的主导精神。实质上，这是通过修改投入的初始目的，进而把产出的标准改变了，从在他人处得名转换到在内心中得名，从在凡人处得名转换到在神明处得名。

可以说，这是把本身就已经很抽象的所得进一步的抽象。舍弃触手可及的物质享受，去追求虚无缥缈的精神生活，着实需要长期的个人修炼。如此巨大投入，如此微薄的产出，却还要遭遇很是微小的概率——机遇。

“君子见机”，“怀才不遇”，都是在说机遇。用一生的时间去投入，用个人的全部成果去参加这个机遇的赌局，去赢得一个纯精神的奖品，这就需要读书人要有一种执着，一种对成为圣人的渴望，和一份律己的决心。

舍利、得名和机遇，归纳在一起，就是一个要求——奉献，低保留、低索取的奉献。或许吴隐之当年并没有想的这么深，他只是想不贪不占，对得起神明，但这个朴素的想法，却在客观上使他成为了奉献的楷模，难怪他酌贪泉只是觉得清爽，仅此而已。

话说回来，个人修养要求舍利，但这个舍利是有限定的，合法合理的个人利益还是允许的。“君子安贫”是主导精神，“君子固穷”则是不得志文人的自我安慰或者是好吃懒做人的一种自我开脱而已。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只要在谋求个人利益的同时，不伤害别人的利益就是有道。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兼济天下的过程也是舍利，只是方法不同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