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曾国藩治学“三要”

近日有幸研读《曾国藩文集》，对晚清历史上这位著名的军事家、理学家、政治家、书法家、文学家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和掌握。梁启超对曾氏倾心推崇，称“吾谓曾文正集，不可不日三复也。”民国著名的清史学家萧一山在《清代通史》中将曾国藩与左宗棠对比：“国藩以谨慎胜，宗棠以豪迈胜。”毛泽东青年时期，潜心研究曾氏文集，得出了“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的结论。即使是在毛泽东晚年，他还曾说：曾国藩是地主阶级最厉害的人物。蒋介石对曾氏更是顶礼膜拜，认为曾国藩为人之道，“足为吾人之师资”。他把《曾胡治兵语录》当作教导高级将领的教科书，自己又将《曾文正公全集》常置案旁，终生拜读不辍。曾国藩的个人魅力，由此可见一斑。本文就其治学“三要”谈点感悟和体会，与大家共勉。

曾国藩在给他弟的书信中谈到治学时写到这样一段话：“盖世人读书，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有志则断不甘为下流；有识则知学问无尽，不敢以一得自足，如河伯之观海，如井蛙之窥天，皆无识者也；有恒才断无不成之事。此三者缺一不可。”曾国藩把治学概括为“三要”，可谓见解高深，精辟之极。

一、读书要有“志”。韩非子曾经说：“立志难也，不在胜人，在自胜”；南宋后期杰出的民族英雄，军事家，爱国诗人和政治家文天祥有“男子千年志，吾生未有涯”的至理名言；北宋著名文学家、书画家、诗人苏轼也这样说到：“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材，亦必有坚忍不拨之志”，足可见志向在人一生中的举足轻重。曾国藩之所以把读书与志向联系在一起，就是要告诫我们没有远大的志向读书，可谓死读书，读死书。即便是满腹经纶，却是个无用之才。这就告诫我们读书要与自己的个人发展目标结合起来，不能脱离“志”，乱读书，读无用书。生活中我们往往会看到所谓才高八斗，学富五车之人，似乎很有学识，如果只是用来耍嘴皮子，就完全变了味，倒不如不学之人。如今网络文化泛滥，让人看的眼花缭乱，各种歪理邪说风起云涌，大有愚弄国民蛊惑人心之意。熟不知党和人民花了一番心血培养出来后竟成了社会闲杂人士，一旦受制于人，得点小恩小惠，便信口开河，胡编乱造，给当前社会主流文化摸黑，甚至大骂祖先，有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之嫌，正如曾国藩所言“有志则断不甘为下流”。如果为这样的“志”而读书倒不如文盲，还算清静。因此，读书就要读情趣高雅，志趣高尚的书，不能读极其低俗，毫无文化内涵，引人进入误区的歪理书，妨才是真正读书之道。

二、读书要有“识”。曾国藩强调：“有识则知学问无尽，不敢以一得足，如河伯之观海，如井蛙之窥天，皆无认识者也”。他清楚的指明如果没有一定的“识”，才能不断的学习，没有止境。如果容易满足，正如坐井观天之蛙。言语中肯真切，虽然是给其弟的治学之理，却饱含深情，让人倍受领悟。时下，关于读书学习成才已产生了强烈的动摇，读书“无用论”甚是流行泛滥，社会的发展中固然存在诸多矛盾和问题，但是如果把大学生找不到工作于读书无用联系起来，不得不让人寒心。法国著名的诗人雨果曾经说：“书籍便是这种改造灵魂的工具。人类所需要的，是富有启发性的养料。而阅读，则正是这种养料。”当今社会的变革和创新离不开知识，知识的积累离不开书本，如果丢掉知识谈创新，可谓“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北京理工大学著名教授、博士生导师、坦克专家魏宸官提出“用知识生产知识”的论断，1978年—1986年开始从事被誉为具有“划时代意义动力传动装置的奥美伽离合器”研究，冲破世界发达国家技术封锁，获得成功，该成果先后获北京理工学院科研成果特等奖、兵器工业部一等奖，1986年又获尤里卡国际发明博览会个人发明最高荣誉奖——一级骑士勋章，引起世界瞩目，奥美伽离合器现已被全国几十个工厂和矿山应用，创造的经济效益已上亿。因此，只有不断的探索和求知，然后学以致用，才能达到读书的真正目的。

三、读书要有“恒”。曾国藩对“恒”也做了阐述，指出：“有恒才断无不成之事”，强调“恒”的重要性。如今，人们受市场经济的驱使，金钱、权利似乎占据了人们的内心，学贵有恒者令人堪忧。大学校园已不再是过去真正意义上的“象牙塔”，似乎有些变味。学校领导的贪污受贿，师生关系暧昧，学术腐败等无不玷污了大学的神圣与纯洁，让社会和家长们寝室难安，如此下去，生产出来的“产品”，怎能让人放心。失业的理由多则不说，少则占有几份。著名美籍华裔科学家、理论物理学、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曾经也这样说过：“只要持之以恒，知识丰富了，终能发现其奥秘。”足可见，“恒”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