锦囊的妙用

大凡读过《三国演义》的人，估计都会对诸葛亮的锦囊妙计留下深刻的印象。在小说中，锦囊似乎和羽扇、纶巾一样，是诸葛亮出谋划策的重要道具。一到关键时刻，他都要摸出若干个，神神秘秘地交给当事人。第54回，他对保护刘备入吴的赵云附耳言曰：“汝保主公入吴，当领此三个锦囊。囊中有三条妙计，依次而行”。第99回，他又给即将奔赴战场的姜维、廖化一个，说如见王平、张翼被魏军所困，不必去救，只开锦囊看视，自有解危之策。第104回，诸葛亮临终前，又秘授杨仪一个锦囊，密嘱曰：“我死，魏延必反；等其反时，汝与临阵，方开此囊。那时自有斩魏延之人”。

无独有偶，诸葛亮的老对手曹操，在合肥战役前，也曾特意派人送给手下大将张辽、乐进、李典等人一个放有秘计的木匣（第66回）——依曹操的智力水平，模仿别人本来就不够光彩了，若再照搬锦囊，岂不成了下三滥的抄袭了？

既是锦囊，又是附耳密语，还专门规定不在特殊场合不能开拆——给杨仪的那个，还在封面上题曰：“待与魏延对敌，马上方许拆开”；曹操给张辽等人的木匣，不仅密封，还亲笔写道：“贼来乃发”。搞得这么神秘兮兮，里面到底写了些什么？小说中大多语焉不详，不过，给姜、廖二人的那个，罗贯中却披露：“若司马懿兵来围王平、张翼至急，汝二人可分兵两枝，竟袭司马懿之营；懿必急退，汝可乘乱攻之。营虽不得，可获全胜”。曹操的木匣里内容更是简单：“若孙权至，张、李二将军出战，乐将军守城”。

计当然都是好计，当事人照此办理，结果皆大欢喜。问题是如此简单的内容，为何非要放在锦囊之中，搞成什么锦囊妙计？出于保密的考虑？但悄悄告诉他们，让他们默记于心（诸葛亮临终前，就曾对马岱口授密计，令其在关键时刻斩杀魏延），不是更能保密吗？害怕他们记不住？要知道，赵云、姜维、杨仪以及张辽、乐进、李典这些人，都是诸葛亮或曹操高度器重的人，说对他们的记忆力不相信，似乎与情理不符。

那么，合理的解释只有一个，那就是明白地告诉当事人，以及其他旁观者：天机不可泄露。接下来的推论当然是：诸葛（或曹）丞相能洞悉，甚至制造天机，他们超凡入圣，英明神武，非一般的凡夫俗子所比。这是其一。其二，神人般的丞相对锦囊妙计有独家垄断权，除了他们，任何人都无权炮制；其三，凡夫俗子们对“神人”及其锦囊妙计要绝对服从，不许有丝毫怀疑；即使开拆的时间也有严格的限制，不得提前也不得滞后。最后，为了维护凡夫俗子们对“神人”及其锦囊的信仰，那些“妙计”往往要有一定的奇效。当然，很多时候，这种奇效往往也只是一种画饼式的承诺。

如此看来，指导当事人解决实际问题当然也是秘授锦囊的一个出发点，但背后更深层的动因恐怕是借此树立自己的无上权威。这，就是小小锦囊的妙用。

舍此，我们很难理解诸葛丞相为何一而再再而三不厌其烦地向属下秘授锦囊这种令人费解的行为。

在这方面，有同样需求的曹操可谓心有灵犀，诸葛亮第一次用锦囊没多久（建安十四年，209年），曹操就照猫画虎，来了个“木匣妙计”（建安二十年，215年），也收到了满意的效果。

这以后，善于借鉴历史经验的历代枭雄，为了树立自己的绝对权威，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娴熟地运用类似的策略，从而形成了历史上经久不衰的“锦囊现象”。

即使一些革命领袖，也难以免俗。十月革命胜利后，屡战屡败的孙中山将前苏共的民主集中制当成了挽救革命的法宝，于是，提高领袖权威，建立领袖专政的体制，也就成了必然选择。他对孔子、董仲舒、韩愈等人的“性三品说”进行了新的阐发，声称自己继承了文王、周公、孔子的“道统”，是千年难遇的先知先觉者，要求广大后知后觉者（以国民党员为代表的“先进分子”）和不知不觉者（一般劳动群众）无条件信奉他的三民主义，而三民主义是实现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社会公正和人民幸福的唯一正确的理论。因此，无论从哪一方面说，作为一种理论的三民主义就具有了“锦囊妙计”的性质。尤其是到了蒋介石鼓吹“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时代，这一点更为明显。

那么，锦囊在树立丞相权威方面的效用如何呢？一句话，出奇地好。君不见，蜀汉后期的诸重臣大将，除了不识时务爱发牢骚的魏延外，大家都将诸葛丞相奉若神明，崇拜得五体投地，——他们看到锦囊的内容后，不约而同的反应都是大喜，然后毫无保留地依计而行，从不去考虑为何如此，更没有任何质疑。

《三国演义》第104、105回，还写了诸葛亮之死，给蜀汉造成的天崩地裂式的影响：“后主在成都，寝食不安，动止不宁；夜作一梦，梦见成都锦屏山崩倒……后主闻言（孔明死讯）大哭曰：‘天丧我也！’哭倒于龙床之上……吴太后闻之，亦放声大哭不已。多官无不哀恸，百姓人人涕泣。后主连日伤感，不能设朝。”

当时“天愁地惨，月色无光”的情景，恐怕只有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时“神州同悲”与之相提并论。我曾看到某人这样写道：那天他正走在大街上，听到这个消息，当时就失声痛哭，心里想的是：周朱毛三个伟人这一年都走了，中国未来将向何处去？就在这种悲痛和忧患中，他走了一路哭了一路，有时甚至哭得直不起腰来。文中写道，一路上，他遇见了许多大放悲声的男男女女……

这样的文章，今日读来，有恍若隔世之感。想来文章的作者，还有当时更多如丧考妣的人，更多当年狂挥过红宝书、山呼过万岁，唱过颂歌，跳过忠字舞，每天早请示晚汇报的人，现在回首这些往事，恐怕多少都会产生一种荒诞之感。衷心拥护的伟人猝然辞世，悲伤在所难免，但为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忧虑就大可不必了，——伟人逝世的三十多年来，另一位伟人逝世的十二年来，中国不是一直都在阔步前进吗？正如一句俗话说的，地球离了谁都会转动。再伟大的大脑，都是有一定工作年限的。因此，“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中国的发展，最终要靠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来思考、来摸索、来实践，来解决面临的自然和社会问题。没有人可以为他们事先规划和包办。而且，我们有充足的理由相信，“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胜旧人”，中国人民只会变得越来越智慧，越来越有能力解决他们在发展中遇到的各种问题。

就这个意义而言，那些为后世谋划的“锦囊妙计”，包括我们今天所谓的某些“主义”、“思想”、“理论”等等，除了显示人类在自然、在社会面前的狂妄和浅薄，造成一些人为的灾难以外（如前苏联的集体农庄运动、中国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柬埔寨波尔布特的“共产主义实验”等），似乎很少发挥过什么积极作用。

不是吗？在锦囊妙计的始作俑者诸葛亮身后，蜀国的一干文臣武将，如姜维、蒋琬等人，由于习惯于聆听丞相的“神机妙算”，本来聪明的大脑早已生了锈，一旦他们所依赖的主心骨没了，马上就六神无主，茫然无措。“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就是当时蜀中人才凋零的生动写照。再加上后主昏庸，国势日衰，能苦撑将近30年才亡已属幸运了。

然而，就是这样一种源远流长，而又流毒甚广的“锦囊”现象，今天在我国似乎仍没有绝迹的迹象，怎不令人忧心忡忡，扼腕长叹！

2009，9，27－28于郑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