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诗的非诗化现象

一个朋友对我说：这是个多标准的时代，对任何诗人人们都可以提出自己好恶的评价。但我想有一条标准——那就是人的感情标准，对诗人都是适用的。

中国新诗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诗坛诗派林立，标新立异，口号叠出，解构、颠覆、先锋、实验都成了时髦玩艺儿，颠覆得诗人成了孤家寡人。各种各样的流派，越新奇越感到自己先锋。一些人把文学当成出名的手段，像制造商品一样在制造文学作品，他们注重形式，逃避社会责任，闭门造车，自我欣赏。有些诗连诗歌最根本的要素——感情线索都找不到。再加一些编辑的偏激爱好，汉诗的非诗化蔚然成风，模仿者弥多，让汉诗失去了大量读者。就象张绍民在《黑暗，也许是神也许是鬼》中写的那样：“这个时代的诗歌写作有些是非常可怜的，许多诗人的智商实在太低，有时他们的一句话都写不通，就成了著名诗人。……使得这些诗人的作品只能是自慰的可悲玩意了。”汉诗的非诗化现象约有三种情况：一曰滥口语化；二曰无感情叙述；三曰为自己写作，玩神秘，不知所云。

滥口语化表现了汉诗诗人的追风模仿流弊，充分显示了诗人失去了创造能力的尴尬境遇。滥口语化也显示了更多的诗无能，甚至语句不通，语言苍白少特点，把俗滥当创新，根本不是诗歌，只是语言游戏。请看伊沙的《今后我就有经验了》：

初次见面

如果是我

主动要请

对方吃饭

这个人

必在日后

成为小人

如果对方主动

则会成为朋友

难道说

我的饭

专养小人吗

也许吧

点菜时

我会点肉

——《诗歌月刊》2004.4

像这样评价牵强的无聊的口语化少一些为妙，再把无聊当有趣，就显得可悲了。口语化是一种尝试，它把新诗以时下语言作为诗的语言素材向生活推近了一步，但诗应以生活实感为基础，以鲜活的口语表达独特的感受，而不是为口语而口语。我们说艺术来源于生活，作为语言的最高境界的诗歌，更应该运用最有表达力的语言写真情实感，而不是写一些好玩的话语。

“人秉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刘勰认为诗歌是有感而发，感物兴怀，是很自然的事。克罗齐认为：“艺术的意象都生于情感。”康定斯基在他的著名作品《论艺术的精神》中写道：“任何作品都发端于感情。”“艺术家必须因感而发，有情可抒，因为对形式的驾驭并非目的，而是使形式与内在含义相适应。”有些人认为，写事物应摒弃个人情感，只有这样才能更接近事物，不失事物的本真。他们把诗写得像药品说明书一样。殊不知诗就应该是感情化的产物，正因为诗是不同的人的不同感受，所以我们读到的诗才会千差万别，同一事物会有不同的写法。有些诗人一味学习外国的诗歌派别，拒绝感情，我们认为是不足取的。也许他们会说我们在表达后现代对人的不利影响，机器的时代就是没有感情的时代，相同的商品在消灭着差别，人的个性也在消失，不带感情的作品更真实。他们是在把诗引向死亡。我们的诗人在否定传统，照搬国外的各种诗派，大胆“实验”；而国外的一些诗人却在学习汉诗的传统，美国的庞德就是最典型的一位。今天，流行歌曲为什么能被那样多的人所接受，就在它表达了大家所要表达的感情，我们的有些诗歌却拒绝感情，没有感情的作品人们怎能够接受呢？诗人们坚持的结果就是读者背诗而去。而没有感情的作品又怎么能够永久流传呢？不要说像曹雪芹一样呕心沥血地写《红楼梦》，恐怕有些诗连诗人自己也感动不了。

第三种表现为为自己写作，玩神秘，不知所云。有人说：他们写作是为了玩玩，是为自己写的，不是为别人写的！那我们要问：你为什么要拿出去发表呢？你留着自己欣赏不就得了！请看道辉的《死亡，再见（断章）》的一个诗节：

吐出一个个美丽的圆圈……。干预着光传播的声息……

我看见了一位衣彩褴褛的黑盲人在读无字的书

……

感受茫然的应和。光和黑盲人，分别是

广场与管道的关系。此刻又是存在的浪费

说风不识字在乱翻书一样的愚人道理

把一只风干的苍蝇也包括进，“死亡也要

死去。”我想到——似乎会从我的身上加深

减轻雾气无形的重量。灵感锁在羽纱里

我不可以把它留住——真情那般细薄

呵，我等待着疏远的天使传来邀请的语音

……

“新事物的绵延所起的作用已见诸于诗性激发的创造中。诗写发端促使自我痴妄的边缘学科势必引随理念悬而未决的混杂武装着，竖琴被神装在寂静深处一样，那主导自我的客体现象呈冥花状散开……诗性诗写扩散了这一臆想原形的参略系数。其中，我所处精神微分诗学的世界地位是被以自我‘陌生事物’的诗写概念引申并且曲逐，和一种真正意义上的人性衍化的间接繁杂研究为前提辅助资料，进而达至完成新理念诗学初期建设的思想深入——这至少说明了一个间歇性自我公众的意识裂变。”（道辉《无叙诗写：非常时性和新理念诗句的激发值（新死亡诗派十周年“语权内处”代发言）》）

——《诗歌月刊》2004．10

这是两段（节）诗文都很难懂，读过之后我们不知道作者写的是什么。这种意象凌乱，故做神秘的诗作，我们要问这些人为啥而写？不传达感情，谁也读不懂，这样的诗发表后又有什么社会意义？诗人因关注现实而受到关注，我们的诗坛却有许多写只有自己懂，编辑喜欢的诗而出名的诗人。

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中写道：“是以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舒文载实，其在兹乎！诗者，持也，持人情性。”在心里蕴藏着的时候是感情意志，用语言表达出来就是诗。诗歌要通过语言文字来书写作者的真情实感。“持”就是牵持着人的至情至性。诗歌就是抒发人的感情意志的，写人的本性的，没了感情，失去本性，就不成其为诗了。我们几千年的诗歌历史不就证明了这一点吗？新诗百年历史，从六十年代的人人作诗，到九十年代的形式主义泛滥；从今天的滥口语化，到谁也读不懂的个人写作。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难道不能引起我们的思考吗？在此我要引用陆健在《〈三星堆之门〉的结构、叙事及其文化意义》的一段话作为本文的结尾：“比照《三星堆之门》，有些诗人朋友的写作，画家音乐家朋友的创作，对怀疑、颠覆、解构、否定、破坏，似乎着力多了一点。单纯这些，并不能证明我们对后现代文化的了解，认识就真的深刻。”